调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分析

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二重的。在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一重目标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第二重目标中，又包括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其中经济增长是核心。这使得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具有矛盾性。经济增长率较高、经济运行平稳，当然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但是，一旦经济失衡，发生较大的波动或衰退时，宏观调控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凸显。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经济政策及其目标“朝令夕改”、频繁调整不同，近20多年来宏观经济政策追求连续性和稳定性。但由于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矛盾性，宏观调控不仅要实现两头平衡，还要实现多头平衡和多目标平衡，这就导致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变性——由于实现多头平衡和多目标平衡的难度极高，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于是导致宏观调控经常在多目标之间来回切换。而调控目标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宏观经济政策松紧、力度和组合的经常变换。中国宏观调控不但在目标确定上是多变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的目标重点也是多变的，从而使宏观调控存在较为明显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

宏观调控目标冲突在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宏观调控不仅要针对总量平衡目标，还要促进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兼顾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的要求在政策决策层面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效果看，两方面目标的兼顾还不够理想，甚至出现了总量调控恶化结构问题的情况。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应对外部冲击而进行的两轮反衰退型宏观调控就在拉动经济止跌回升的同时，造成经济发展质量下降，经济结构失衡。1998年9月中国正式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经过一年多的战衰退、抗洪水，终于在2000年实现了“保8”目标（保证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但是这一轮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主要表现在工业内部结构失衡，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失调。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大体上是3∶7，轻工业发展滞后，发展不足，居民生活消费品高度短缺，许多消费品要凭票证供应。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优惠政策，鼓励发展轻工业。这样，经过几年发展，到1990年中国轻重工业的比重大体相当，各占50%。但是，1998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电网改造和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等方向，这使得重工业从1999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再度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格局。2002年以后，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又回到3∶7。2008年的反衰退调控到2009年开始见效。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GDP季度增长率持续回升。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好于“保8”的预期目标。但这一轮大规模刺激计划由于采取了扩大财政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政策扩张投资需求，并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但没有对信贷扩张的幅度和流向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调节，导致增加的信贷资金流向一些已经存在产能过剩隐患的行业，形成了当前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www.xing528.com)

在宏观调控手段的搭配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在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的搭配使用中，仍然存在对不同政策手段效果的叠加或抵消效应的重视不够的问题，不同部门在执行不同政策中，关注点限于单一政策，对政策效应的分析存在局限，还没有做到对政策叠加或抵消效应进行预先分析和判断，并据此进行的政策手段搭配方面的调整。这种情况下，在政策手段同向操作时，容易出现叠加效应，造成“超调”现象，使得宏观调控总体过于强力，难以有效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反而构成加剧经济波动的因素；在政策手段进行松紧搭配操作时，容易出现抵消效应，使宏观调控作用不及时、不充分，一方面弱化效果，另一方面也延误时机。举例来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采取扩张操作，“双松”的搭配是为了尽快产生拉动总需求上升的效果。但在操作中，货币政策虽然发挥了配合财政政策扩张投资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宏观调控各类政策的聚合效应，出现了扩张力度把握上的问题，导致信贷过快增长，对产能过剩、资产价格上升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使得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大幅上升，M2/GDP的比重超过了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