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期，中国财政政策调整频繁，在出现经济过热时迅速采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强力措施，缓解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出现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和财政增收的较大压力。政策过度倾向于“相机抉择”的模式，快速、频繁调整且力度较大，缺乏连续性，未能有效地平抑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波动，政策操作的空间也受到一定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政策操作在连续性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典型的例子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1998年财政政策基调转为“积极”，开始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扩张政府投资，以此拉动总需求上升和经济增长。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好转，对积极财政政策基调下的这项政策手段没有采取直接退出的方式，而是选择了逐步退出，自2003年起逐年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量。由此，保持了财政政策良好的连续性，没有造成突然的政策紧缩效应。2007年设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构成了财政政策的一项中期调节机制。一方面，使得短期宏观调控对年度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在中期内有了一种余缺调剂的途径；另一方面，一部分超预算收入的使用，也得以通过进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监督。
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如税收政策，具有能够进行结构性细化的特点。但是，在较早时期财政政策的操作中，对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调控功能利用还较少。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承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迫切，宏观调控中结构目标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对财政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调控功能运用增加，以匹配结构目标提出的要求。如在2004～2007年的一轮宏观调控中，一方面为缓解“局部过热”，另一方面为优化贸易结构，而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包括扩大“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取消出口退税和降低退税率的范围；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对部分“两高一资”产品加征出口关税，降低进口关税等。再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双重目标要求下，2009年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推进了“营改增”试点工作，以促进服务业发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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