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目标：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优化结构

随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对宏观调控的目标达成共识，通常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的目标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的具体国情，政府应立足于本国的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等背景确定其目标。中国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共性，因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包括上述四大目标。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大国，具有自身的特性：首先，转轨时期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交错和并存，市场成长和发育不足，市场机制对失衡的经济结构的自发调节功能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次，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经济、金融风险更加多元化，并不断累积叠加，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改革的顺利推进；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而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应该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中国的国情特征，宏观调控的目标除了传统的四大目标，还应该包括优化经济结构、防控市场风险和改善收入分配等目标。

第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也可以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向外移动时，就实现了经济增长。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因此，保持经济增长是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增长的具体目标也有很大差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不断发生，世界各国开始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增长转变。2010年以来，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GDP增速从10.6%逐年下降至2016年的6.7%，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从数量扩张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中高速阶段转换。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是6.5%。

第二，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指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失业率为零，因为有两种失业通常被排除在外，一种是摩擦性失业，即由于短期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暂时的或偶然的供求失调而造成的失业；第二种是自愿失业，指因种种原因，劳动者不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证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第一位问题。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进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而失业不仅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会有损社会公平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此，促进充分就业也是各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20世纪60年代认为失业率到4%便算达到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后又修改为5%甚至6%。中国在“十三五”期间的就业目标是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2]。

第三，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是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保持在合理水平，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避免通货紧缩。衡量物价水平的指标包括消费品物价指数（CPI）、批发物价指数（WPI）和GNP平减指数。由于消费品物价指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并且这一指数统计便利、公布迅速，所以各国通常以CPI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也是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通常把2%作为物价稳定的目标值，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标值应该是3%左右。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是一定时期内一经济体（通常指一国或者地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各项经济交易。通常，各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表全面系统地记录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平衡项目。判断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的标准是看其自主性交易是否能够达成平衡，是否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自主性交易又称为事前交易，是指由个人、单位或官方出于自主的经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进行的交易，包括经常项目、长期资本项目、私人短期资本流动。调节性交易又称为事后交易，是指为调节自主性交易所产生的国际收支差额而进行的交易。如果自主性交易能够实现均衡，不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则称之为国际收支平衡；反之，如果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则称之为国际收支失衡。长期、大量的逆差或顺差均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物价稳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当前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长期处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巨额“双顺差”的格局，顺差失衡较严重。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双顺差”变成“单顺差”，即经常项目是顺差，资本项目出现逆差，表明国际收支顺差失衡状况缓解。

第五，经济结构优化。优化经济结构是指政府运用多种手段，改变现有经济结构失衡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作为经济大国，中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历史性转折阶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发展新格局，需要解决既有的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问题。一是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产能严重过剩，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二是区域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表现为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不顺畅，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四是排放结构问题。目前，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五是增长动力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总需求，特别是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影响供给侧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高，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足，在传统的增长动力减弱的同时，新的增长动力尚难以支撑中高速增长。

这些结构性问题已成为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对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往往要触动存量、扩大增量，触动存量会使很多经济主体原有的利益受损，因此结构调整会有阵痛，如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失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等，这是追求结构优化不得不付出的政策成本。由于当前中国的结构调整是在经济增速换挡、产能过剩突出的情况下进行的，与以往的结构调整相比，此轮调整更复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结构性优化调整方案将面临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的阵痛。研究显示，本轮去产能将直接影响约180万人的就业^[3]。因而当前的结构调整任务更艰巨，需要改革与宏观调控并举。“十三五规划”已经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大战略和主线，配合“调结构”的改革措施，中国宏观调控也应当把优化经济结构作为一大目标，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政策等手段促进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向优势产业和新型产业集聚，着力化解结构性矛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第六，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保持其经济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非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是指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www.xing528.com)

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其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经济金融安全是和风险、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用风险和危机状况来衡量安全程度。风险越大，安全程度就越低；危机是风险大规模积聚爆发的结果，是严重不安全。

实践证明，大多数赶超型国家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因为市场主体短期内难以适应宏观环境的趋势性重大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伴随着潜在生产率的显著下降以及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的行为也难以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甚至破产，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等等。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内风险因素相互交织，并可能“交叉传染”。一旦政府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近年来，无论是高企的企业债务问题、2015年的股灾还是2016年的房地产泡沫，都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所以，中国宏观调控应当注重防控和化解风险，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

第七，国民收入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成果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国民收入分配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宏观层面看是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的分配；从微观层面看是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低，而财政收入与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高，即国民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和企业，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加剧产能过剩，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包括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是否公平，不在于有没有差距，而取决于这种差距是否合法、合情合理、合乎民生发展。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是0.4。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7年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说明目前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此外，伴随着1998年以来住房商品化改革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城市有房居民实现了快速的财富积累，其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差距正在迅速加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既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及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宏观调控应当把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纳入目标集合，增强财政、税收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同时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上述宏观调控多目标之间在长期中是互相促进、容易协调的，但是在短期中某些目标之间则会存在冲突，如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等。如何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协调多目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调控部门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