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绿色经济主观条件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客观条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供给侧结构改革。只有在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中国绿色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
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判断提出的依据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思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鉴于此,为了逐步减少这些代价和避免这些代价的继续蔓延,在未来,我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白皮书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仅以2004年为例,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另外,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关于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估值是10%,世界银行则是13%。由此可见,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面临严峻挑战。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643 974亿元和233 856.4亿元,相比2006年分别增长193.5%和153.5%。与此同时,全国能耗426 000万吨,同比增长48.7% ;主要大气污染物SO2排放量1 974.4万吨,同比下降23.7% ;NOx排放量2 078万吨,同比增长36.4%。
展望未来,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严峻难题,是我们党和国家不得不面对并且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因此,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我国未来30多年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过去30多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未来我国不能延续过去30多年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持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顺应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系统的承受力、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既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保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循环利用,更是保证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既跟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内涵是一致的,也是对我国发展实际的一个准确判断。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有多种产品的产量居全世界第一,但很多行业产能不是少而是过剩了,所以要去产能,如今我们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质量还不够高。[5]
(二)中国的发展战略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均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更突出矛盾是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关系全局,影响深远,这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报告特别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问题从主观上直接决定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正是因为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既有成功和成就基础上,未来我国应该如何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呢?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未来我们必将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任务,与之相应,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纵观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进程和规律,全面把握其中的阶段性,明晰不同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同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以便于我们在未来不同的阶段更加科学、更加实际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不足18%到2010年的51%,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交通体系,铁路(尤其是高铁)、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航空、航运、城市交通(尤其是地铁)等超常规和跨越式发展;全国性的输电输油气等网络骨架基本形成;高速信息网络系统全面铺成;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体系日益完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99%以上的商品供求和价格由市场调节,已经形成了商品、资金、技术、房地产、外汇等市场体系。在上述所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建设也日新月异。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降到了2010年35.0%;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9年的41.0%,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的25 00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 688万人;国家财政支出从过去仅仅满足吃饭和经济建设逐步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城市交通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建立了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保障体系,基本消除了城镇零就业家庭;免除了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给予农民在种粮、购买农机具和购买良种方面的补贴;建立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开始试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了针对城市学龄前儿童、学生、无单位人员等的医疗保险体系;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当初的50年左右缩小到现在的10年左右,相当多的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在国际上领先。
其中:SAI ij为规模优势指数;GS ij为i 地区j 种农作物播种面积;GSi为i 地区所有农作物播种总面积;GS j为全国j 种农作物播种面积;GS 为全国所有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SAI ij>1,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i 区j 种作物生产具有规模优势;SAI ij<1,表明i 区j 种作物生产处于劣势;SAI ij值越小,劣势越显著。
(3)综合优势指数AAI。综合优势指数是效率优势指数与规模优势指数的综合结果,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某种作物的生产优势度。由于资源因素和市场区位因素在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形成中的重要性可谓旗鼓相当,缺一不可,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极为显著,因此只要其中一方面降低就会对整体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只有单方面比较优势,而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比较优势,就会导致比较优势消失。因此,这种综合比较优势只能取上述两种比较优势的几何平均值,因为算术平均值扩大了互补关系,不能反映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形成中两种因素缺一不可的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取效率优势指数与规模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来反映区域综合比较优势。(www.xing528.com)
综合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AAI ij>1,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i 区j 种作物生产具有比较优势;AAI ij<1,表明i 区j 种作物生产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无优势可言;AAI ij值越大,优势越明显。
2.计量分析
为了深入探讨西藏农牧特色经济比较优势,本研究选择立足全国大农业视角探讨西藏大农业比较优势,数据选择使用2010 年指标,以下是2010 年全国和西藏农林牧渔业各项产值指标数(见表1-1)。
表1-1 2010 年全国和西藏农林牧渔业各项产值对比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西藏统计年鉴·2010》。
根据表1-1 数据可计算出,西藏农业区位商值为0.89,西藏林业区位商值为2.07,西藏牧业区位商值为1.32,西藏渔业区位商值为0.01。计算结果表明,在大农业范围内西藏发展林业和牧业具有明显区位比较优势,农业具有存在合理性,渔业最没有区位优势,这一结论与西藏农牧经济实践高度吻合。
由此结果可以进一步认定,西藏林业、牧业发展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可重点发展。西藏农业因其特殊的品种资源优势,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能加入耕作技术和生产条件发生的较大变化,西藏牧业将大有作为。西藏渔业没有产业发展优势,可作社会生活的必要补充,而无须作为主导方向加大发展。
3.优势考察
(1)种植业优势考察
①数据来源及计算结果。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西藏主要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由于种植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影响大,故选择3 年(2008—2010)数据(见表1-2),以减少计算结果的误差,尽可能保证数据客观真实,表中所列作物播种面积、农产品总产量等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西藏统计年鉴·2010》。
表1-2 西藏和全国近三年主要农作物的面积、单产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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