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慈善基金会：概述与实践

迄今为止，家族基金会（Family Foundation）这一概念在很多国家并未成为法律术语，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对这一类基金会的理解和定义也有不同。⁽⁴⁾但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家族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其形式不断创新，架构不断完善，社会对家族基金会的理解也逐步趋向共识。目前，对家族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形式的判定标准，主要还是基于欧美的实践总结。

美国基金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n Foundations）对家族基金会的判断标准是：“由单一家族的成员出资；至少有一位家族成员必须在基金会任职或担任理事，并在基金会的治理和管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家族基金会由自愿担任受托人或董事的家族成员管理，不获取任何报酬。⁽⁵⁾

英国慈善基金会协会（Association of Charitable Foundations）指出，在英国，基金会（Foundation）和信托基金（Trust）所表示的意义类似，“家族基金会”或“家族信托”这两个词仅是为了使用便利，并非专业的术语，在这项统计研究中，指的都是独立的慈善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捐赠者、家族企业或家族成员的个人捐赠。创始人或其家人及后代往往在理事会中担任职位。⁽⁶⁾

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家族基金会指的是由家族出资，进行公益服务的基金会。判断家族基金会的标准是：基金会名称包含家族名称，基金会发起人或出资人为个人或家庭，家族成员在基金会任职。⁽⁷⁾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家族传承中心认为，家族基金会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且不具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基金会：①由个人、家族或由个人、家族控股的非公有制企业出资设立，且个人或家族成员在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的慈善基金会；②由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成员发起设立，且个人或家族成员在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的慈善基金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虽然家族基金会尚未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作为基金会这一法律形式，家族基金会的运作同样受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指导与规制。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划分，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根据这一规定，家族基金会的资产来源主要是由个人或者家族捐赠，因此属于非公募基金会的范畴。

家族基金会的起源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的家族通过对公共事务的慷慨捐赠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依然留下了家族的美名。例如，美第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格尔家族等。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对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伽利略等巨匠都曾是其资助对象。美第奇家族通过对艺术、建筑、科学不遗余力的捐赠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而也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

秉承欧洲的慈善思想和传统，美国社会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9世纪，逐步建立了从早期慈善救济过渡而来的社会公益雏形，并发展出与之匹配的一套公益慈善思想。成立于1867年的皮博迪教育基金会（Peabody Education Fund）和成立于1882年的约翰F.斯莱特基金会（John. Slater Fund）“开创了现代大基金的模式，使相对零散的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⁸⁾。其后，在20世纪初，诞生了被史学家称为“公益事业革命”的现代基金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07）、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1911）、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1913）、罗森沃尔德基金会（Rosenwald Foundation，1917）等家族基金会堪称模范，这些基金会通过自身的积极作为，展示了家族基金会在现代慈善事业中的巨大潜能，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家族基金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样板，“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去好好地做成一件事……家族基金会不断集中的财富改变了公益机构的影响和责任，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使个人有机会去直接地，也更有效地去影响变革”⁽⁹⁾。

英国早在1601年即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规《慈善用途法》，其后的几个世纪，财富家族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19世纪早期，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罗伯特·欧文率先建立基金会以改善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成为这一时期私人基金会的先驱。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迄今为止仍具规模的一些家族基金会相继成立，其中佼佼者如成立于1936年的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其以制药业巨子亨利·惠康爵士（Sir Henry Solomon Wellcome）的遗产创办，主要关注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研究领域。2017年，其资产达到232亿英镑，是全世界第二富有的慈善基金会。时至今日，英国的家族基金会以雄厚的资产、慷慨的捐赠和全球化的视野，为英国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¹⁰⁾与此同时，在欧洲范围内，家族基金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和完整的治理、运营模式，著名的家族基金会还有英国的利华休姆信托基金、盖斯比慈善基金会、纪念碑信托基金、塞恩斯伯里家族信托，德国的墨卡托基金会、博世基金会，瑞典的宜家基金会等。

进入21世纪之后，比尔·盖茨和梅琳达与沃伦·巴菲特在2010年发起“捐赠誓言”活动，号召全球亿万富翁将个人财富的半数以上捐赠给慈善事业，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家族基金会的成立，在全世界引发了对家族基金会这一慈善形式的高度关注和普遍实践。

追溯中国古代最早的慈善基金形态，不得不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圣贤范仲淹。他在“未贵显”之时，见族人生活困寒，已“有志于”设立一个基金组织以赈济族人。时任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在其晚年宣布捐出他一生的全部积蓄，在祖籍地苏州购置了一千余亩良田，建立一个宗族福利基金，称作“范氏义庄”，除资助范氏族人外还周济乡亲。在范仲淹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又续增条款，田地也一直由范氏子孙中有能力者不断捐赠，使范氏义庄继续维持下去。⁽¹¹⁾范氏义庄堪称是我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历经战乱，朝代不断更迭，但一直到清朝的宣统年间，范氏义庄依然有良田5300余亩，而且运作良好，义庄的慈善事业运行了800百多年。

进入现代，中国大陆家族基金会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后，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同步。2017年的一份专题报告曾显示，从发起人身份上看，较早的家族基金会主要是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发起的，如注册于1984年的潘天寿基金会、1986年的福建省泉州贤銮福利基金会等。⁽¹²⁾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一批由企业家、创富一代创建的家族基金会逐渐出现，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致力于创建机会平等、可持续的和谐社会。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次年（1989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马海德基金会先后在北京注册成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进一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制定。这一年，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基金会——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成立。老牛基金会家族特征明显：由牛根生家族捐赠资产，与他人或企业（包括家族企业）没有关联；家族全部成员参与慈善事业；财富和理念具有传承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代际相传。

2019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家族传承中心发布了《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首次系统、独立地呈现了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状况。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268家家族慈善基金会，在全国6870家基金会中，仅占4%；而在美国的近10万家基金会中，家族慈善基金会则占到了半壁江山。

在268家家族慈善基金会中，大多为中小型基金会，半数（54%）以200万元最低注册资金注册，平均注册资金为902万元。注册数量最多的前三个地区分别是：广东（52家）、北京（41家）和福建（34家），全国半数家族慈善基金会分布在这三个地区。如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先生于2013年发起成立何享健慈善基金会（2017年更名为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注册基金5000万元，截至2018年净资产5.1亿元，过去五年每年公益支出超过2亿元。不同于将美的企业完全放手，交由职业化团队打理，对于基金会，何享健视其为家族慈善事业的里程碑，不但将接力棒交给儿子何剑锋，让其担任基金会主席，他的两个女儿也分别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理事。何享健希望“成立一个考虑得更远、能够传承的家族慈善基金会”。

与我国公益慈善行业聚焦的首要社会问题一致，教育和扶贫也是我国家族慈善基金会首要关注的领域。2017年度净资产排名前十的家族慈善基金会均或多或少对教育领域有所贡献。教育项目形式以发放奖、教、助学金为主，也有部分图书室、教学楼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地区多为贫困地区，资助教育也常被当作扶贫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作为家族基金会这样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公益机构，其主要特色表现在对文化艺术、大学捐资、养老服务和资助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等特色领域。

家族基金会的成立往往源于家族财富创造者或继任者高瞻远瞩的未来愿景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格局。作为家族慈善的创始一代，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传承铭记在某个他们非常关心的社会问题上，为家族慈善事业建立一个完整的捐赠传统。家族基金会不仅可以让显性的财富、价值观得以传承，更可以传承美德和家风这些隐性的家族特质。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族基金会创始人开始关心捐赠的有效性，安排重要的家庭成员专门负责慈善事务，更有甚者，例如腾讯的核心创始人陈一丹开始全情投入慈善事业。家族基金会为聚集更多慈善资源、吸引商界领袖和专业化人才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正在加速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推动战略慈善时代的到来。

1．承载战略慈善事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2017年《中国亿元捐赠与战略慈善发展报告》提到，对全球100个最大慈善家族的研究结果显示，成立一个或多个家族基金会或类似机构的比例超过90%。说明家族基金会是实施战略慈善事业的首选方式。中国正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大步转型，这一转型大体将在2025年左右完成。⁽¹³⁾而中国家族基金会是进一步推动现代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的具体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首先，家族基金会相比其他基金会是更独立、更纯粹、更可持续的慈善资源。资助项目除了广泛关注教育、扶老、公共设施、环保、文化和医疗等诸多社会公益领域，相比政府的政治制约和投资机构的商业利益，更能够承担社会创新的风险。

其次，家族基金会通常由成功企业家创办，善于利用商业成功路径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基金会的治理结构、资金管理、战略决策等方面更具专业性，有效提高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问题，同时兼具孵化其他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功能。

再次，家族基金会不仅可以产生外部影响力，还可以为家族内部关系带来和谐改变。慈善志业为财富的传承注入了一种利他的精神、荣誉感，让家族中不同地位、辈分的成员可以在这里平等对话，甚至家族中女性配偶、下一代往往成为基金会的议事者和决策者。

家族基金会在战略慈善的六个重要指标——“战略性、专业性、创新性、多赢性、长远性、引领性”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影响力。

宜家家族基金会

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¹⁴⁾（Ingvar Kamprad）设立了资产规模巨大的慈善基金会——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英特罗格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因而，宜家家族基金会实际上是以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为核心的基金会群体。

宜家家族基金会控制着资产总值高达370亿美金的宜家家居集团。其中宜家基金会是宜家实际控制者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的慈善部门，其资金也来源于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在英格卡基金会“无冕之王”的光环下，宜家基金会的关注点十分具体——儿童。根据宜家基金会的官方资料显示，宜家基金会目前与31个国际性非营利组织都有合作，并且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拯救儿童组织、克林顿健康倡议和众筹组织KickStart等国际机构的最大企业捐赠者。

英格瓦·坎普拉德在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宜家王国和手中巨额财富的未来，他渴望宜家集团永续存在，为了避免资本控制或者攫取宜家的财富，他拒绝把企业上市；同时迫于遗产税的压力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家族成员争产的可能，他最终决定在荷兰设立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建筑和室内设计创新”。坎普拉德本人将全部股权全部捐赠给了该基金会，从而使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实际拥有英氏控股集团（Inska Holding）。由于该基金会的非营利性，它的税率不是家具行业通用的18%，而是3.5%，这就变相免除了宜家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纳税。在该基金会的五人董事会中，坎普拉德家族占两席，分别是英格瓦本人及其长子彼得。

英特罗格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也在企业运营中出于资本运作和开展慈善的需要而相继设立。需要指出的是英特罗格基金会设立在列支敦士登，在这里设立的基金会既可以用来做慈善，也可以设定受益人，使家族成员得到股权分红，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所需。

诺贝尔基金会

1895年，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立志创办诺贝尔奖的遗书公开后，曾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的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认为，把奖颁给瑞典以外的人是不爱国的；美国纽约时报也曾预言这个奖项将来给瑞典带来的麻烦远多于荣誉。几乎没人相信这一国际性的科技大奖能够公正地举办下去。

因为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诺贝尔的遗嘱由他的侄子、当时掌管石油公司的伊曼努尔做执行人，他在一片质疑声中坚定地支持了基金会的成立和奖项的设立。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时至今日，其每年颁发的奖项在全世界范围被认为是最具分量的荣誉，获奖的成果也代表着人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

历经120年，诺贝尔用大部分遗产捐赠的基金会资产增长了100倍。高额奖金背后，是诺贝尔基金会成功的专业投资能力和资金管理模式。诺贝尔基金会的管理者，一部分是工商企业界代表，其余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文学院等。

今天，诺贝尔家族（诺贝尔兄长的后代）已经发展到340名成员。虽然诺贝尔基金会引起世人瞩目，但是诺贝尔家族非常低调，并没有直接参与基金会的管理，“我们家族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任何试图以‘诺贝尔’牟利的行为都是严令禁止的”。

诺贝尔家族协会成立于1960年，至今没有网站。协会通过电子邮件与340个成员联系。每个人在家族中都有对应的编号，根据在家族中的代际位置决定，每增加一代人就增加一位数，曾任家族协会主席的托马斯·提登的编号是3133，他的第一个孩子编号就是31331。协会每五年召集一次家族会议，15岁以上的家族后裔都具有选举权。“每一主席任期为5年，最多可以连任两届，之后的主席一定是新的人选，候选人由家族的全体成员投票决定，董事会任命，非常民主。”家族协会有自己的档案馆。诺贝尔家族每年都能获得固定的座位数，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颁奖典礼的名额是8个，晚宴是22个。

诺贝尔家族经历了各种战争、革命，时代的起伏令曾经的财富烟消云散，但他们坚守的诺贝尔奖却成了整个人类的财富和遗产。而这一切仅仅起源于一个无比纯粹、简洁而又宏大的目的：奖励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墨卡托基金会

墨卡托基金会是由德国的施密特（Schmidt）家族创建，以杜伊斯堡著名地图制图学家、宇宙学家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命名。“墨卡托”这个名字是全球性思维、科学精确性和创业精神的代名词，而墨卡托的事迹更是向世人展示了跨越文化、跨越宗教的宽容的重要性——因此墨卡托基金会一直遵循并捍卫着这一价值观。墨卡托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作为德国领先基金会之一，墨卡托基金会活跃于德国内外。由于创始基金会家族来自德国鲁尔地区，并且基金会总部也坐落在该地区，因此墨卡托基金会始终对鲁尔地区肩负一种特别的责任感。此外，墨卡托基金会也在德国境内乃至全欧洲代表一级基金会的联合机构中占有席位，其中包括德国基金会联邦联合会以及欧洲基金会中心的管理委员会。

墨卡托基金会集独特的科研经验与项目实践经验于一身，其内部由科学、教育和国际沟通三个事务部组成。基金会围绕着三个跨基金会事务部的中心主题展开工作。墨卡托基金会围绕着“多元融合”“气候变化”和“文化教育”这三个主题群，目标明确地进行着社会改良实践，同时，也为公共社会政治话题进行议题倡导。墨卡托基金会致力于塑造开放、团结、机遇平等的社会。它努力加强欧洲内部的凝聚力、提高青少年（特别是具移民背景的青少年）的教育、改进文化教育的质量与成效、推进气候保护并促进科学研究。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每年为许多项目伙伴单位和子机构提供项目实施经费，其额度达到六千至七千万欧元每年。

墨卡托基金会的活动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墨卡托基金会的工作领域颇为广泛，既促进欧洲与中国基金会之间的交流，也支持德中学生及青少年双向交流，同时资助跨文化教育方面的项目。此外，墨卡托基金会也促进德国学校的中国能力建设并资助许多教育及研究机构从事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该基金会是由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资助的、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为基地，于2000年1月，通过盖茨学习基金会和威廉·盖茨基金会的合并而创立。

比尔·盖茨认为“催化式慈善”的愿景是推动政府、市场和慈善组织的合作，让市场为穷人服务，从而系统地、可持续地帮助有需求的人群，而盖茨基金会则是比尔·盖茨夫妇催化慈善的“催化剂”：

第一层次，盖茨基金会力求触及“资本不能及之处”的社会创新。一方面由于贫困人群的需求无法引起市场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催生了许多创新，但市场极有可能因为巨大的风险而放弃巨大的创新机会；另外，虽然政府也致力于资助市场鞭长莫及的医学、科技等领域的社会创新，但是选举周期的限制导致政府的支持不能维持很长远，有可能只为取得进展的创新提供支持。

第二层次，盖茨基金会也致力于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案，催化式慈善就能利用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将创新带给最需要它们的贫困或弱势群体，如向儿童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发的初期提供支持，直至它足够引起市场和政府的注意。

第三层次，盖茨也在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建立一套让市场力量为贫困人群服务的体系。比如，盖茨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采用创新的运作模式，一方面筹集资金为受援国购买新疫苗，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手段重塑疫苗市场，激励疫苗的开发和扩大生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也能够公平地获得免疫接种。自2000年成立以来，Gavi持续为受援国8.22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支持，拯救了超过1400万生命。

2．传承家族的价值观

家族的兴衰成败，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延绵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生生不息，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现代以来，面对大量的财富，如何传承财富成为企业家与其家族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家族的财富延续与文化传承成为家族传承重点关注的内容。

家族的传承，除了最基本的血缘传递，主要包含财富的传承、文化的传承两个维度。纵观家族传承的历史，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往往不是财富而是精神价值。但凡传承久远的家族，无一例外都高度强调家族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中国家族慈善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人们普遍认为家族的长盛不衰与家族善行息息相关，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很多大家族常用一副对联训诫子孙：“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由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对精神价值的强调，进而发展出一整套价值规范来进行家族治理和教育。这些重要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家风”“家训”当中。相应地，西方家族的“家族宪法”“家族宪章”等也是一整套的规范家族成员行为、引导家族成员价值取向的价值体系。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研究家族传承多年。在他看来，家族传承中有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即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往往来自家族创始人，其中蕴含了他们奋斗的目的和企业生存的意义。对于家族而言，无形财富才是最大的财富，是下一辈得以依靠并继续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核心。⁽¹⁵⁾

从文化与价值传承这一维度考量，一方面是家族企业的传承从内部制度上不断完善，深刻地烙印上家族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是通过家族慈善事业，将家族的核心价值观、使命愿景、家族核心制度与规范等逐代内化与传递。

人们会更加注重价值观传递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成员会发生变化，项目优先顺序也会变化；让家族及其慈善事业团结一致的是其价值观的传承。这种传承提供了持续性，而我们的慈善家族相信正是这种持续性，即家族价值观，为家族慈善事业赋予了特殊性质。”⁽¹⁶⁾在家族传承过程中，家族基金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传递家族精神，实践家族慈善理念，从而形成家族传承的正反馈机制。

家训中的核心价值与家族团结

近代湖南曾氏家族的《曾国藩家训》中，总结了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四类家族的兴衰，作为晚清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次之，“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则能够传承更久，“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曾国藩最推崇孝友之家，“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殃祸，无不验者”。孝友之家，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子弟：“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长远的规划和历代积累的家规、人才辈出的贤能子弟，这两者才是家族能够长盛不衰、传之久远的根本。同时，曾国藩也教育子弟，认为“家和则福自生”“和气蒸帮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对于治家而言，和睦与团结不仅在于家族内部，对于家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需要维持和睦。(https://www.xing528.com)

无独有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家训中，家族的团结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明确提道：“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要坚持家族的和谐”。他去世前还反复叮嘱子孙：“只要团结一致，你们就会所向无敌；到分手的那天，也是你们走向衰亡的开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训中：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族人团结，是唯一不能改变的家族精神。⁽¹⁷⁾这个发展了250余年的庞大的金融家族，历经时代的风雨变迁而依然不倒，正是出于坚守祖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成员大卫·罗斯柴尔德曾坦言：“经历了历次世界大战、纳粹的迫害、国有化冲击，我们始终都在。正是因为家族所有成员齐心协力的参与，使得罗斯柴尔德集团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得以在欧洲乃至世界茁壮成长。”

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家族以“促进人类的一切福祉”为使命。在这一使命的指引下，洛克菲勒家族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判断并选出人类福祉最紧迫、最关键的领域作为关注议题，由此开拓出了广泛而卓越的慈善事业。

约翰·D.洛克菲勒在“没有善举的信仰是无意义的”的核心信念指导下，一直遵循着对他巨大财富的“代管信条”。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继承了父亲对于财富与慈善的理念，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即“权利意味着责任，机遇意味着义务，财富意味着职责”。

约翰·D.洛克菲勒提出像商业一样管理慈善，建立现代基金会对公益事业提供长期援助，以信托基金保障家族资产的增值传承，通过创新的慈善投资增强资金使用的效率，最终实现对家族慈善事业的全面专业化管理。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以严格的家庭教育、特定的家族治理和档案管理模式，保证了家族文化的传承。

从1855年约翰·D.洛克菲勒捐出第一笔5美元开始，洛克菲勒家族累计在慈善事业上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通过这些慈善投入，洛克菲勒家族建立或直接资助超过75家基金会与慈善组织，其慈善事业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善业遍及世界各地，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¹⁸⁾

虽然慈善事业可作为一项重要的家族传统，但要长久维持家族名誉需要建立比简单的捐赠更为远大和具体的家族共同理念。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始终以核心价值为导向，包括关爱地球环境、支持并传播艺术之美，以及促进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正、和平与民主进程的发展。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

2004年成立的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基金会，由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总裁牛根生先生携家人将其持有蒙牛乳业的全部股份及大部分红利捐出发起成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代表，牛根生从养牛工、洗瓶工做起，直至担任伊利集团董事、生产经营副总裁，10年间（1987－1997年）将伊利打造成“中国冰淇淋第一品牌”；在“一无市场，二无工厂，三无奶源”的困境下创办蒙牛乳业，7年间创造了年均增长158%的“蒙牛速度”——CCTV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先生的颁奖词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带领蒙牛乳业成为全球液态奶冠军、中国乳业总冠军。

2006－2009年，牛根生陆续辞去蒙牛集团总裁、董事长，从企业家转为慈善家。2016年牛根生先生接受沃伦·巴菲特及比尔·盖茨夫妇的邀请，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加入“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的慈善家。

我前半生经商，通过渡己来渡人；后半生行善，通过渡人来渡己。我认为，做生意需要年富力强，做公益也不能“七老八十”，于是适时淡出蒙牛，让出这个舞台，开启我50岁之后的人生规划。

——摘录自牛根生的“捐赠誓言”公开信

在其影响下，家族成员全部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牛根生认为商业虽然也可以改变世界，但这种改变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坏事；但是慈善不同，它不存在竞争，慈善的目标永远是“共同幸福”。

老牛基金会初创之时，牛根生就有“百年传承”的愿景，所以他将基金会命名为“老牛”。他曾对儿子牛犇说：“我的父亲没有做过企业，但是他做过慈善。爸爸现在是老牛，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你就是老牛，你离开这世界后，你的子女就是老牛。这是咱们牛家代代相传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2011年，牛根生夫妇带着家人去美国拜访了当时已98岁的戴维·洛克菲勒。之后双方下一代多次进行交流。在老牛家族的价值观中同样体现了“财富的责任”。

家族价值箴言/慈善理念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富越多，责任越大；予人帮扶，于己修善；倡导施者，感恩受者；人人行善，则事无不善；快乐大小看爱你人数多少。

从无到有，满足个人，这是一种小快乐；从有到无，回馈社会，这是一种大快乐！

3．凝聚家族力量

一个家族的传承和延续，既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决定于内部的合作无间与团结一致。家族因内部争斗、兄弟阋墙而衰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因团结一致、恪守祖训而绵延数代的家族也并不鲜见。

与家族企业等其他家族事业的运营相比，家族基金会更有可能作为一个家族共同的志业来参与和实现。家族基金会与家族企业的传承有所不同，家族企业的传承一方面受事业规模、治理水平、权力分配等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家族继承者的志趣、天赋、能力的制约。家族基金会则不仅为家族成员构建了一个共同协商、合作、开展慈善事业的持续性机制，同时也为家族成员营造了一个传承家族成就与家族精神的平台，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需要团结家族成员、凝聚家族力量与共识。

一些经久不衰、可堪传承典范的家族，在其传承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文化传承方式。家族长辈们通过代代相传的、严格的财富与慈善教育以及对孩子的磨炼与考验，让孩子从小形成良好的财富观念、独立意识与坚强意志。定期的家族聚会与特定仪式，为家族成员创建了增进彼此了解的渠道、加强联系的纽带。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在100多年来的传承中一直坚守家族信条，并通过一系列的家族仪式增进家族凝聚力并传承家族慈善理念。⁽¹⁹⁾其第三代成员戴维·洛克菲勒在回忆录中介绍：“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传统朴实无华，他要求我们慷慨施舍，积极投身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去。这是父亲年轻的时候自己学到并悉心教给我们的管理信条，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社会有所回报。”洛克菲勒家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曾遭遇严重的分歧和紧张的家族关系，但是，家族最终因为慈善而保持团结，“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是我们至少还抱着一些共同的愿望：创造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起合作的机会，并形成了能够反映我们那代人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的一种慈善哲学”⁽²⁰⁾。

简言之，良好的家族关系和家族治理对家族传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家族基金会无疑为家族传承提供了一个长期持续、卓有成效的平台。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1940年，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洛克菲勒五兄弟：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尼尔森、劳伦斯、温斯洛普和戴维共同建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BF）。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进一步扩大家族慈善的影响力以及加强家族团结。

洛氏兄弟都是标准石油公司巨额财富的第三代受益人。在家族的耳濡目染下，从小就培养了良好的慈善意识，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以个人名义进行社会捐赠，且有时会捐赠给同一个受助对象。因此，联合为一个集体既能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又有助于避免重复性工作。协同合作的理念和集体决策的方式也因此成为基金会贯穿始终的制度文化。

1967年，他们支持成立了洛克菲勒家族基金（RFF），用以培养第四及第五代成员的基金会托管及管理技能。同时，他们也表示部分年轻的家族成员将来可以被纳入RBF理事会；20世纪70年代，RBF在其理事会中设置了两个无投票权的“访客”席位，第四代家族成员可以以自愿的形式轮流参加。基金会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帮助家族成员开展个人感兴趣的慈善项目。有时，基金会还以提供指导和基础设施的方式来支持其他洛克菲勒产业。

李国贤基金会

在香港，新兴集团成立的家族基金会是实现家族团结的典范。

1967年，李国贤继承家业成为新兴公司主席，在其领导下，家族事业逐渐发展壮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国贤的兄长李仲贤向他表示其母校香港大学正在筹募资金扩建学生宿舍，并积极寻求资助者。李国贤答应资助扩建学生宿舍，在思考如何统筹规划该笔款项才能达到合理的节税效益之际，其税务顾问向他提议创立私人基金会。1985年李国贤基金会成立，并决定贡献集团10%的年利润给基金会作为永续资金。

基金会成立了法定董事会，并委任四位董事，包括：李国贤和他的妻子李冯珙华、他的长子李嘉辉及一位家族密友陈求德医生（骨科）。自20世纪90年代起，基金会资助了一些中国香港、加拿大及中国内地的众多教育和保健相关计划。随着慈善资金的不断增长，家族第三代逐渐加入基金会的管理与决策。

李国贤于2010年2月与世长辞，家族从美国慈善顾问机构TPI请来一位高级顾问协助召开家族会议，并讨论基金会未来的方向和其管理结构。家族会议中，他们决定所有家族成员，不分性别、血缘和世代，都会是董事会的一分子，为子孙世代建立凝聚家族力量的平台。尤其是在海外的家族后代，也能参与更多基金会事务，并乐于和其他家族成员分享其经验。

4．培育家族下一代

家族事业的成功与顺利传承的关键，是奉行长期主义的策略，而家族天生的血缘纽带，更容易产生对家族事业的忠诚，在面对外部困境的时候，能够让家族事业保持活力和进取心，从而“上下同欲者胜”。但是，对于传承家族事业而言，家族成员、继承者的培养和教育是更为基础的关键所在，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正如范博宏教授所言，家族事业“完全转型与传承需要20年，培养人和制度才是重点”。

罗伊·威廉姆斯和维克·普瑞瑟在《慈善、继承者和价值观》一书中，通过对3000多个家族和将近100个家族基金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让家族下一代有计划地参与家族慈善，可增加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概率”。同时，书中将慈善视为继承者的教育工具，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家族下一代参与慈善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²¹⁾

家族基金会是大多数家族在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家族成员来说关系重大。参与家族基金会的管理运作，可以让家族成员更早建立起与财富的健康关系，树立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学习解决矛盾、控制预算和领导团队的经验，以及有机会与上一代、家族其他成员沟通思想见解，这些对家族关系和企业传承来说都至关重要。家族基金会往往成为新一代家族成员学习和展现能力最好的训练场。在家族事业与成就的传承过程中不仅承担着枢纽的作用，也为家族成员的培养和教育发挥持续而积极的影响。

家族基金会对于家族传承的积极意义，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共同点基本上都围绕着家族共识与家族精神展开。如美国当纳利家族第五代成员艾略特·埃利奥特认为：“学习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慈善家，以及互相分享做慈善的经验，这是我们家族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要回馈社会，更多地关注大我，而不仅仅是小我，这是我们公司和家族长青的理由。”韩国现代财团家族成员郑京善表示：“我们要了解我们是社会的成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做家族慈善的时候，一定要坐在一起经常对话、一起探讨，在每个人之间达成共识。”⁽²²⁾在中国香港，一项研究显示，以家族慈善事业的模式来参与公益事务的主要原因是：①透过建立传统来传承家族的价值观；②使一个家族传统得以薪火相传；③向下一代传授家族的价值观。慈善事业不仅为家族扩大了影响力，传承了先辈的遗志，也令每一代家族成员有机会凝聚其中。⁽²³⁾

德菲家族基金会与下一代理事

德菲家族基金会（Durfee Foundation）由多萝西·德菲（Dorothy Durfee）和瑞·斯坦·艾利（Ray Stanton Avery）夫妻成立于1960年。瑞·斯坦·艾利是美国发明家、企业家和慈善家，曾在1929年大学时期来中国留学一年。其家族企业艾利丹尼森传承至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基金会目前资产约3000万美元，主要在加州洛杉矶郡资助社区创新领导者。凯丽·艾利（Carrie Avery）是家族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一名律师和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兼任美国家族慈善中心的理事。

根据家族传统，凯丽通常会在新家族理事会成员20岁时找到他们，开始为期一年的理事“入职”培训——参与理事会议、了解捐赠申请流程、项目评估、受助人拜访与筛选。成为理事资格的候选人有明确的要求：热爱学习、想法新颖、对过去取得的成就充满感激、对家族基金会理事会提供的机会充满热情。

随着基金会影响力的增长，凯丽发现家族20岁以下的成员也显示出对家族慈善事业的热情向往，于是她转变了之前做法，每年一度为家族全体成员组织理事会周末务虚会，让孩子、年轻人、理事和老人欢聚一堂，共同商议基金会的未来发展，并从中发掘和培养下一代中的领导人才。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2011年，牛根生携家人探访洛克菲勒家族。这次经历让牛犇、牛琼兄妹“第一次对家族慈善事业产生如此清晰和深入的体悟”，在走访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年轻一代应该有探索社会创新的新方式，也有进一步扩展慈善影响力的责任。

在取得一致想法后，2015年3月，二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牛兄妹基金会”，将洛克菲勒下一代慈善的方式引入中国，为青年“善二代”参与家族慈善提供实验性模式。

区别于老牛基金会关注环境保护、文化教育、行业推动、扶贫救灾四方面，老牛兄妹基金会致力于“传承慈善之业，创新慈善之道”，把重心放在“关注下一代发展，以有效慈善推动社会进步”。在支持儿童福利和青年创业、中国倡导和推动现代家族慈善的发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受其资助的儿童艺术启蒙教育、乡村儿童性教育、篮球季乡村体育帮扶计划、大学生双创项目、社会创新实验室、洛克菲勒学人计划等具有鲜明的现代慈善、有效慈善特色。

香江救助基金会与下一代接班人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由女企业家、慈善家，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女士创立，聚焦“教育、扶贫、救助、赈灾”四大领域。翟美卿的女儿刘楸妍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因受父母慈善行为的影响，她热衷公益慈善，为此还去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实习，学习慈善组织的运营管理；回国后她一方面进入香江集团参与家族事业，另一方面出任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她将国外学习到的现代公益理念和专业化运作模式，逐步融入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各项管理和创新，建立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2018年，开始推动基金会聚焦乡村教育，解决教育扶贫的均等化；并携手11家公益组织，首创发起“美好阅读公益联盟”共创平台。

翟美卿的儿子刘根森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目前担任基金会的副理事长，也是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的董事长。他从五岁开始，就跟随父母往返四小时山路去参加慈善活动、筹建希望小学。刘根森大学毕业短短一年后就已是深圳市同心俱乐部青年委员会（下称“深圳同心青委会”）主席。

翟美卿和丈夫每年拿出企业利润的10%投入基金会公益事业，她认为“物质再多是带不走的，但是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如果我们做企业都是为了追求物质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富不过三代，我们做企业的目的就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

兄妹二人还共同推动深圳同心青委会的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曾组织“同心青年荧光夜跑”、捐资助学活动等，引领“富二代”走向“创二代”。这些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对青年一代自身的成长和传承家族事业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