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慈善：社会进步的有力保障

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问题通常占据公共预算支出占比的前几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依赖政府资源。

然而，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在支出分配上有政策层面的考虑，资金划拨周期较长、精准度欠佳；并且，我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具有增加经济性支出、减少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偏好。⁽¹⁾

用商业手段解决公共问题可以发挥市场效率优势，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的提供方、实施方。但传统商业具有逐利本质，纯粹商业模式不能使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惠及最需要的群体。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施行，将科学、体育、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划为符合规定的慈善活动。慈善范围的划定让公益捐赠有法可依，让更多慈善资金得以进入各个社会建设领域。当然，捐赠人在规划慈善事业时也会考虑关注的领域和地区范围。同时，倡导用新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社会创新形成商业向善、高效慈善。

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共同构筑社会生活的底线。这是慈善公益事业基本的、直接的、最传统的社会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首次明确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公益慈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是我国社会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在由市场环境下主导创造资源的“造血”行为的结果；再分配是在心脏的推动下促使血液在主动脉中的循环，给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带来氧气和营养，降低系统风险；那么第三次分配无疑类似于促进人体健康更加均衡的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微循环行为。初次分配的造血和再分配的血液平衡循环事关人的生死，第三次分配的微循环则影响着整个身体的长期生态是否能持续健康。⁽²⁾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2019年全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人民币。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为历年最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接收捐赠约164亿元，同比增长2.5%；澳门特别行政区接收捐赠约28亿元，同比增长12%。（台湾尚无权威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企业。2019全年，企业捐赠款物931.47亿元，同比增长4.56%，占捐赠总量的61.71%。2019年，个人捐赠达398.45亿元，同比增长10.54%，再创新高。无论是在单笔超过10万元的大额捐赠，还是通过银行或者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小微捐赠，个人捐赠均呈现增长的势头。⁽³⁾

有一些前期看起来大胆的创新探索，企业和政府在不能看到稳定资金和社会回报的时候，不会冒险用纳税人和股东的钱投资。这个时候慈善资本，特别是家族慈善资本通常可以作为承担创新风险的投资人。(www.xing528.com)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发起方之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全球最紧迫，同时也是需要大量研发投入的疫苗上。2020年4月，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做客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节目，就国际疫情防控与合作，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专访时谈到，盖茨基金会从多年前就开始支持mRNA疫苗研发平台，这项创新技术无论对于加速研发新疫苗，还是大规模提升疫苗生产能力都很有潜力。盖茨基金会还在同时支持其他多种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工作，因为盖茨基金会相信，每节约一个月，哪怕一天，对世界来说，就能够减少大量死亡，避免数万亿的经济损失。

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和妻子雒芊芊于2016年以个人名义斥资10亿美元创建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主要聚焦大脑探知、大脑相关疾病治疗和大脑功能开发三大领域研究，与领先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力求揭开人类大脑之谜，以及信息向行为的转换过程。同年12月，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设立了Caltech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院，并为加州理工学院脑科学研究提供持续支持。在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用慈善的方式，而不是投资”时，陈天桥答道：“人类目前缺乏对大脑某些基本方面的理解，对于大脑和思想的研究，我认为必须用非营利的方式。”

慈善资产在支持技术进步、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一些拥有前瞻性和使命感的慈善家勇于探索，充当了社会创新“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在解决灾害救助和疾病治疗等方面，慈善合作与政府间的合作相比更加灵活。特别是当一些国家间、政府间正规交往不顺畅的时候，民间慈善可以作为缓冲剂。

诚如科菲·安南于2001年获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致辞中说的那样：“今天，没有一堵墙能把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人道主义或人权危机与另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危机完全隔开。”

我国的对外援助，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共赢，同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政府的官方援助总是难以避免被烙上意识形态色彩。正是由于政府及其部门在国际援助中的局限性，凸显慈善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救援的特殊价值。⁽⁴⁾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更快更深地介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国内慈善组织也逐步开启对外资助。在2020年全球疫情应对中，中国慈善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开始积极呈现。据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31日，中国内地社会组织已经或计划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覆盖六大洲109个国家（不含中国），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到了54%。

除此之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与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研究中心（To China Hub）联合发起“支援意大利抗疫联合行动”，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荣程集团及荣程普济基金会等家族企业和家族基金会捐赠大量医用物资及现金。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一起先后向国内抗疫一线医院以及海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捐赠近一亿件、几十个门类的抗疫物资，并开发全球新冠肺炎实战共享平台，截至3月31日，该平台覆盖229个国家和地区，页面浏览量321.1万。

这次疫情形成了民间自发且全方位的对外支援，具有创新意义。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合作方式的灵活多样，是本次包括家族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各类慈善组织参与全球抗疫中值得关注的特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