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澳大利亚概况分析

中澳两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21世纪以来，两国的合作快速发展。中澳在经贸领域的交往有着高度互补性，两国相互出口的产品呈现更趋集中的特征。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以农矿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澳销售以机电、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中国现在已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亦是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约有24万留学生在澳求学）。近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数量迅猛增长，已突破100万人次。

纵向观察，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4]。

第一阶段：早期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澳大利亚投资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1）中国银行：早在1942年就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1985年恢复营业。（2）中远集团：1980年10月1日与澳大利亚伯恩斯菲力普公司在悉尼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五星航运代理有限公司。1994年1月，五星航运成为中远集团的独资企业。（3）中信集团：1986年成立了中信澳大利亚公司并投资波特兰铝厂。（4）中钢集团：与力拓于1987年签署了恰那项目协议，这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进行的首个大型投资，也是中国首个海外铁矿项目。（5）中国中纺：1987年在新南威尔士莫利开启了棉花行业投资项目。

第二阶段：“矿业潮”时期，国企主导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澳大利亚素有“矿车上的国家”之称，对矿业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21世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澳大利亚也开启了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矿业繁荣”时代。从2005年到2013年巅峰时期，新增了12.2万个矿山工作岗位。2011至2012年巅峰时期，矿业投资占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

中国的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非常高。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内找矿和矿山建设方面有进展但无重大突破。自2006年起，中铝、中色矿业、五矿、金川集团、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一批企业“走出去”，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赞比亚、巴基斯坦、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办矿。2007年后，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当时中资对澳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能源电力，约73%投资于矿业，18%在天然气行业，投资地域分布主要在西澳大利亚州32%，昆士兰州31%。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年度对澳直接投资额从2005年的约5.87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4.58亿美元，年均增长54.3%。美国企业研究院中国全球投资跟踪（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显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投资目的地中，澳大利亚2005—2015年吸收中资企业总投资786.8亿美元，十年来持续保持中国FDI累计流入第二大目的国的位置（仅次于美国的中资FDI总额999.2亿美元）。

来自毕马威和悉尼大学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数据库显示，2007—2013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额达到589亿美元，共达成了182宗交易。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总额为83.5亿美元，较2013年的92亿美元有所下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以美元计下降了9.1%，而在2014年，中国的全球整体对外投资则增加了1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呈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共计达到16.6亿澳元，仅占中国对澳总投资额的18%。年内进行了4宗金额超过5亿澳元的超大型交易，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9亿澳元，发生在建筑业（约翰·霍兰德）、休闲业（霍伊兹影院）、港口基础设施（纽卡斯尔）和矿业（阿奎纳能源公司）。因中国“十二五”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以及中国内需的下降，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潮”也显现回落态势。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近十年的“矿业繁荣”以及两国贸易的显著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除矿业以外的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困境。由于矿业和能源投资的资本密集型特点，2012年，超过半数的中资投资项目都高于2亿美元。

中资在澳大利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五项投资都集中在矿业与能源领域。

（1）中海石油液化天然气，2003年，这是首个中澳液化天然气合资项目，总金额达250亿澳元，澳方需在25年间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

（2）兖州煤业，2004年，60亿美元。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独立煤矿企业。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兖州煤业将中国的深矿井开采技术引入了澳大利亚。

（3）中信泰富在西澳大利亚州的中澳铁矿项目，始于2006年，99亿美元。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澳铁矿投资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铁矿项目。

（4）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始于2009年，28亿美元。是五矿集团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

（5）国家电网输电项目，自2011年起，全球最大电力设施企业，目前是南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电力传输产业的最大型外国投资企业。2012年，国家电网收购了南澳大利亚州电网公司的控股权。2013年，国家电网从新加坡电力收购了上市公司新加坡能源澳网公司的19.9%的权益以及私人企业杰米娜公司的60%权益。

第三阶段：2015年后的多元化投资。2015年12月20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两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短短的一年，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投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达到了1 1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2016年数据），较2014年增长14.7%，2015年也成为继2008年之后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峰年。根据毕马威和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新增直接投资达到111亿美元（约151亿澳元），以美元计增长了33%，以澳元计增长了60%。澳元的相对贬值，吸引了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年度交易数量创下新高（公布的交易达到65宗）。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显著地从矿业转向其他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并第一次投资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偏好的转变，说明了中国企业对国内对于高品质食品、健康产品生活方式和服务的需求的积极响应。

万达集团收购的澳大利亚第二大霍伊兹电影院线 摄影：王蓓

2016年初，第二轮降税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强劲的增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广泛。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先后收购澳太平洋水电公司和新州塔拉贾风电公司。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开设分行，中信银行在悉尼开设代表处。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团成功参股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双边基建合作实现了突破，中交建旗下约翰·霍兰德公司中标澳首都堪培拉轻轨项目，中车与澳企联合中标墨尔本地铁列车制造合同，中投参与的国际财团获得墨尔本港50年租赁权。绿叶医疗集团和华润集团分别获批参股“澳大利亚医疗保健公司”和“杰尼西斯肿瘤医疗公司”。

对各类高质量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农业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在澳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乳制品、肉类、海产品和红酒类。2016年，由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利好释放，中国对澳农业投资增势迅猛，占当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比重为5.4%，占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约为2.1%。中资企业对澳农业进行了创纪录的12笔投资交易，金额达到12亿澳元，为2015年的三倍。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国投资者农业用地持有量仅次于英国，位居外资持有澳农业土地量第二大国家。

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应邀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澳、中新之间分别达成丰硕的经贸成果。其中，中澳合作涉及经贸投资、创新、农业、知识产权、安全执法、旅游、教育等领域；中新两国签署了关于经贸、农业、电子商务、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环保等领域9份合作协议。在这些经贸成果的推动下，中国对大洋洲各国的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投资结构将不断优化。投资行业日益多元化，以采矿业为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速较快。

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流量42.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占对全球投资流量总额的2.7%，占对大洋洲投资流量的83.1%。对澳投资存量为361.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占对大洋洲投资存量的86.6%。同时，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位列第三，占比15.8%。中国累计在澳大利亚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 000家，雇用外方员工2.24万人。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广泛，投资力度加大。从主要流向看，采矿业投资14.3亿美元，占33.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5.45亿美元，占12.8%；金融业投资5.03亿美元，占11.9%；房地产业投资4.93亿美元，占11.6%；制造业投资4.7亿美元，占11.1%；农、林、牧、渔业占5.1%；建筑业占3.6%。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大洋洲直接投资存量主要行业分布情况：采矿业205.94亿美元，占56.9%；房地产业41.02亿美元，占1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8.9亿美元，占8%；金融业24.42亿美元，占6.7%；制造业15.64亿美元，占4.3%；批发和零售业9.58亿美元，占2.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89亿美元，占2.5%。

2017年，矿业领域共宣布了12项中国企业投资的交易，总额达46亿澳元，较2016年增长448%。这一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兖煤澳大利亚以34亿澳元收购力拓公司的动力煤资产。同时，中国企业对锂、黄金和有色金属的投资仍在持续增长。

中澳外交关系在2017年出现波折，这对两国的投资合作造成负面影响。2017年12月，澳大利亚无端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部事务，为此还强化了针对外国影响力的立法，其主要矛头对准的是中国。这使中澳外交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同时，澳大利亚反华气氛上升，特别是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过严，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潜在风险。

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下降以及公众对国际业务情况恶化的普遍担忧，2018年，全球经济出现诸多不确定性。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澳大利亚分公司和悉尼大学商学院合作发布的《揭秘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但是2018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下降了37.6%，从2017年的100亿美元（130亿澳元）降至62亿美元（82亿澳元），2018年共计完成了74笔交易，而2017年完成了102笔。报告通过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投资者的问卷调查发现，一方面，澳大利亚仍然是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觉得澳大利亚不欢迎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总额为34亿澳元，比2017年增长了111%。三个大型交易（超过5亿澳元）分别为鼎辉投资和中国远大药业投资的Sirtex Medical，汤臣倍健（By−Health）投资的Life−Space集团以及中国建投和Tamar Alliance Fund投资的Nature’s Care。2018年还发生了另外五项重大交易，包括中国（香港）财团投资人工受孕及助孕医疗集团Genea。

2018年，中国企业投资再次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州，投资额为44亿澳元，占总投资额的53%。维多利亚州排名保持第二，占2018年总投资额的27%。

2018年，私营企业投资者占中国投资交易总量的92%，占交易总额的87%，高于2017年的83%和60%。近一半的交易首次降至2 500万澳元以下。

85%的交易在1亿澳元以内。这反映出更多的投资交易产生于澳大利亚医疗、技术、服务和房地产领域中的中等规模市场。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DI）在2019年下降了8.2%，降至1 106亿美元，低于2018年的1 205亿美元。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ODI急剧下降。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和悉尼大学联合发布报告^[5]显示，中国新增投资的下降与双边贸易的显著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双边贸易在2018—2019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2 350亿澳元，年增长达到21%，而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仅为34亿澳元，比前一年下降58.4%，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低。该报告只涵盖所有价值超过500万澳元的已完成交易。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紧和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澳方对外国投资审查的加强，被认为是造成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数量方面，2019年完成了42笔交易，低于2018年的74笔。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年报显示，2018至2019财年，外国投资总申请额上升，达到2 310亿澳元。但中国对澳的新增投资额从前一年的237亿澳元降至131亿澳元，降幅为45%，连续两年下降。

2019年，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是食品和农业部门，主要得益于蒙牛乳业以15亿澳元收购澳婴儿食品厂商贝拉米公司的交易，这笔交易占中国全年对澳投资总额的43.7%。房地产是中国对澳投资的第二大领域，总额为15亿澳元，比上一年下降了51%。另据FIRB农业土地外国所有权登记表（截至2019年6月30日），中国投资者在澳拥有84万公顷的永久产权农田和830万公顷的租赁权益。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主要投资项目见表3−5。

表3−5　2019年筛选出的中国对澳大利亚主要的投资项目

万达集团收购的澳大利亚第二大霍伊兹电影院线 摄影：王蓓

2016年初，第二轮降税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强劲的增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广泛。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先后收购澳太平洋水电公司和新州塔拉贾风电公司。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开设分行，中信银行在悉尼开设代表处。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团成功参股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双边基建合作实现了突破，中交建旗下约翰·霍兰德公司中标澳首都堪培拉轻轨项目，中车与澳企联合中标墨尔本地铁列车制造合同，中投参与的国际财团获得墨尔本港50年租赁权。绿叶医疗集团和华润集团分别获批参股“澳大利亚医疗保健公司”和“杰尼西斯肿瘤医疗公司”。

对各类高质量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农业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在澳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乳制品、肉类、海产品和红酒类。2016年，由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利好释放，中国对澳农业投资增势迅猛，占当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比重为5.4%，占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约为2.1%。中资企业对澳农业进行了创纪录的12笔投资交易，金额达到12亿澳元，为2015年的三倍。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国投资者农业用地持有量仅次于英国，位居外资持有澳农业土地量第二大国家。

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应邀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澳、中新之间分别达成丰硕的经贸成果。其中，中澳合作涉及经贸投资、创新、农业、知识产权、安全执法、旅游、教育等领域；中新两国签署了关于经贸、农业、电子商务、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环保等领域9份合作协议。在这些经贸成果的推动下，中国对大洋洲各国的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投资结构将不断优化。投资行业日益多元化，以采矿业为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速较快。

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流量42.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占对全球投资流量总额的2.7%，占对大洋洲投资流量的83.1%。对澳投资存量为361.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占对大洋洲投资存量的86.6%。同时，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位列第三，占比15.8%。中国累计在澳大利亚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 000家，雇用外方员工2.24万人。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广泛，投资力度加大。从主要流向看，采矿业投资14.3亿美元，占33.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5.45亿美元，占12.8%；金融业投资5.03亿美元，占11.9%；房地产业投资4.93亿美元，占11.6%；制造业投资4.7亿美元，占11.1%；农、林、牧、渔业占5.1%；建筑业占3.6%。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大洋洲直接投资存量主要行业分布情况：采矿业205.94亿美元，占56.9%；房地产业41.02亿美元，占1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8.9亿美元，占8%；金融业24.42亿美元，占6.7%；制造业15.64亿美元，占4.3%；批发和零售业9.58亿美元，占2.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89亿美元，占2.5%。

2017年，矿业领域共宣布了12项中国企业投资的交易，总额达46亿澳元，较2016年增长448%。这一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兖煤澳大利亚以34亿澳元收购力拓公司的动力煤资产。同时，中国企业对锂、黄金和有色金属的投资仍在持续增长。

中澳外交关系在2017年出现波折，这对两国的投资合作造成负面影响。2017年12月，澳大利亚无端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部事务，为此还强化了针对外国影响力的立法，其主要矛头对准的是中国。这使中澳外交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同时，澳大利亚反华气氛上升，特别是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过严，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潜在风险。

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下降以及公众对国际业务情况恶化的普遍担忧，2018年，全球经济出现诸多不确定性。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澳大利亚分公司和悉尼大学商学院合作发布的《揭秘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但是2018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下降了37.6%，从2017年的100亿美元（130亿澳元）降至62亿美元（82亿澳元），2018年共计完成了74笔交易，而2017年完成了102笔。报告通过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投资者的问卷调查发现，一方面，澳大利亚仍然是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觉得澳大利亚不欢迎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总额为34亿澳元，比2017年增长了111%。三个大型交易（超过5亿澳元）分别为鼎辉投资和中国远大药业投资的Sirtex Medical，汤臣倍健（By−Health）投资的Life−Space集团以及中国建投和Tamar Alliance Fund投资的Nature’s Care。2018年还发生了另外五项重大交易，包括中国（香港）财团投资人工受孕及助孕医疗集团Genea。

2018年，中国企业投资再次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州，投资额为44亿澳元，占总投资额的53%。维多利亚州排名保持第二，占2018年总投资额的27%。(www.xing528.com)

2018年，私营企业投资者占中国投资交易总量的92%，占交易总额的87%，高于2017年的83%和60%。近一半的交易首次降至2 500万澳元以下。

85%的交易在1亿澳元以内。这反映出更多的投资交易产生于澳大利亚医疗、技术、服务和房地产领域中的中等规模市场。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DI）在2019年下降了8.2%，降至1 106亿美元，低于2018年的1 205亿美元。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ODI急剧下降。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和悉尼大学联合发布报告^[5]显示，中国新增投资的下降与双边贸易的显著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双边贸易在2018—2019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2 350亿澳元，年增长达到21%，而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仅为34亿澳元，比前一年下降58.4%，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低。该报告只涵盖所有价值超过500万澳元的已完成交易。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紧和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澳方对外国投资审查的加强，被认为是造成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数量方面，2019年完成了42笔交易，低于2018年的74笔。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年报显示，2018至2019财年，外国投资总申请额上升，达到2 310亿澳元。但中国对澳的新增投资额从前一年的237亿澳元降至131亿澳元，降幅为45%，连续两年下降。

2019年，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是食品和农业部门，主要得益于蒙牛乳业以15亿澳元收购澳婴儿食品厂商贝拉米公司的交易，这笔交易占中国全年对澳投资总额的43.7%。房地产是中国对澳投资的第二大领域，总额为15亿澳元，比上一年下降了51%。另据FIRB农业土地外国所有权登记表（截至2019年6月30日），中国投资者在澳拥有84万公顷的永久产权农田和830万公顷的租赁权益。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主要投资项目见表3−5。

表3−5　2019年筛选出的中国对澳大利亚主要的投资项目

续表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KPMG“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June 2020”翻译制作。https：//home.kpmg/au/en/home/insights/2015/12/demystifying−chinese−investment−in−australia.html.

如图3−7所示，中国企业自2008年以来累计向澳投资超过1 070亿美元，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2016年之后投资步伐逐渐放缓，连续三年新增投资大幅下降。投资减少的原因很多，包括中国收紧对外直接投资规定，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从发达市场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和拉丁美洲。

数据来源：根据KPMG“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June 2020”翻译制作。https：//home.kpmg/au/en/home/insights/2015/12/demystifying−chinese−investment−in−australia.html.

如图3−7所示，中国企业自2008年以来累计向澳投资超过1 070亿美元，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2016年之后投资步伐逐渐放缓，连续三年新增投资大幅下降。投资减少的原因很多，包括中国收紧对外直接投资规定，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从发达市场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和拉丁美洲。

图3−7　2007—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年度直接投资变化图

数据来源：根据KPMG“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June 2020”翻译制作。https：//home.kpmg/au/en/home/insights/2015/12/demystifying−chinese−investment−in−australia.html.

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降，这在欧美国家是共同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在实施更严格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措施。近年来，越来越多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与敏感部门或关键基础设施资产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困难。与外国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引入了新的审查制度（例如2009年的加拿大，2009年的德国，2012年的意大利），而另一些国家则修改了对敏感部门的审查准则、门槛或股权限制。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降幅，高于对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尽管中澳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澳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收购和投资进行严格审查。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把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查扩大到了民营企业投资，并对电信、能源、技术和国防等敏感领域的所有投资实施国家安全测试。

最近几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引起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或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和限制。

2015年11月，北领地政府将达尔文港的99年租约出售给中国私营企业岚桥集团，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这些担忧归因于该港口紧邻澳大利亚和美国国防设施，以及对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一部分的战略目的。尽管北领地政府要求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为该项目提供咨询建议，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并无权对交易本身进行否决，因为从州/地区政府那里进行的收购当时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为回应，政府修订了2015年《外国收购与并购条例》，允许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在未来介入类似交易。

2016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试图以99年的租约将50.4%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出售给国家电网公司和长江基建集团。交易于2016年8月因国家安全原因而被叫停。

除项目投资直接被否决之外，澳政府也经常会对外国投资批准书附加条件。2017—2018年，43%的获批项目都有政府附加条件，这些项目从金额计算占所有获批项目总金额的75%。对于房地产项目多是施加与税收相关的限制条件；对大型复杂收购项目施加与国家安全或国际利益有关的条件；购买新住房的申请通常会无条件获得批准，而购买空置土地的申请通常会被附加条件，要在四年内完成建设。

图3−7　2007—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年度直接投资变化图

数据来源：根据KPMG“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June 2020”翻译制作。https：//home.kpmg/au/en/home/insights/2015/12/demystifying−chinese−investment−in−australia.html.

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降，这在欧美国家是共同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在实施更严格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措施。近年来，越来越多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与敏感部门或关键基础设施资产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困难。与外国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引入了新的审查制度（例如2009年的加拿大，2009年的德国，2012年的意大利），而另一些国家则修改了对敏感部门的审查准则、门槛或股权限制。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降幅，高于对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尽管中澳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澳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收购和投资进行严格审查。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把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查扩大到了民营企业投资，并对电信、能源、技术和国防等敏感领域的所有投资实施国家安全测试。

最近几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引起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或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和限制。

2015年11月，北领地政府将达尔文港的99年租约出售给中国私营企业岚桥集团，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这些担忧归因于该港口紧邻澳大利亚和美国国防设施，以及对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一部分的战略目的。尽管北领地政府要求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为该项目提供咨询建议，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并无权对交易本身进行否决，因为从州/地区政府那里进行的收购当时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为回应，政府修订了2015年《外国收购与并购条例》，允许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在未来介入类似交易。

2016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试图以99年的租约将50.4%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出售给国家电网公司和长江基建集团。交易于2016年8月因国家安全原因而被叫停。

除项目投资直接被否决之外，澳政府也经常会对外国投资批准书附加条件。2017—2018年，43%的获批项目都有政府附加条件，这些项目从金额计算占所有获批项目总金额的75%。对于房地产项目多是施加与税收相关的限制条件；对大型复杂收购项目施加与国家安全或国际利益有关的条件；购买新住房的申请通常会无条件获得批准，而购买空置土地的申请通常会被附加条件，要在四年内完成建设。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总部 摄影：袁文

在必要的情况下，财政部有权对于投资批准施加任何条件以确保投资（如果进行）不会违反国家利益。所有附带条件的商业投资批准都需要定期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报告其遵守情况。如果投资者同意，或者国库部部长相信它不会不利于投资者，则可以更改条件或在事先获得有附加条件的批准下施加新条件。但是国库部部长不能对无条件批准的投资施加条件。

例如，在满足多个条件的情况下，财政部部长于2019年11月批准了中国蒙牛乳业公司对有机婴儿食品公司贝拉米（Bellamy）的收购。限制条件包括以下三项。

➢ 贝拉米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必须是澳大利亚居民；

➢ 贝拉米澳大利亚总部必须在未来十年内留在澳大利亚；

➢ 投资至少1 200万澳元在维多利亚州建立或改善婴儿配方奶粉加工设施。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总部 摄影：袁文

在必要的情况下，财政部有权对于投资批准施加任何条件以确保投资（如果进行）不会违反国家利益。所有附带条件的商业投资批准都需要定期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报告其遵守情况。如果投资者同意，或者国库部部长相信它不会不利于投资者，则可以更改条件或在事先获得有附加条件的批准下施加新条件。但是国库部部长不能对无条件批准的投资施加条件。

例如，在满足多个条件的情况下，财政部部长于2019年11月批准了中国蒙牛乳业公司对有机婴儿食品公司贝拉米（Bellamy）的收购。限制条件包括以下三项。

➢ 贝拉米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必须是澳大利亚居民；

➢ 贝拉米澳大利亚总部必须在未来十年内留在澳大利亚；

➢ 投资至少1 200万澳元在维多利亚州建立或改善婴儿配方奶粉加工设施。

澳大利亚超市货架上的贝拉米婴儿奶粉 摄影：刘春晓

澳大利亚超市货架上的贝拉米婴儿奶粉 摄影：刘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