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湖北农户的农业支持政策效果认知有如下结论:
第一,政策满意度与户主年龄成反比。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户主对家庭的作用很大,在一般情况下,户主年龄大,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可能性就大,更容易满足现状,满意现有政策;户主年龄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信息更广,更易于要求改变现状,政策满意度要差。
第二,劳动力缺失是农村家庭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结构极大地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劳动力的非农收入已经成为整个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原则上应将农村16 岁以上,65 岁以下的人口统计为劳动力,本次调研为了考察实际种田的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将高于65 岁但仍然在种地的农民也计入劳动力样本。这种调整有利于统计实际种地农户的政策效果评价,也有利于分析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因素。
第三,政策满意度与农户收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劳动力本身已是决定家庭收入的关键因素,如果劳动力掌握着一门专业技术,又受过较高教育,这种现象将极大促进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变。在调查中发现,高收入农户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并且都至少小学以上水平,他们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及自身优势,更容易从农业支持政策中获益,对政策的满意度比一般收入的农户的评价要高。
第四,样本农户粮食增减与政策支持有关联。根据调查,近十年粮食产量总体不变,但也有35.2%的样本农户有产量增加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良种投入、化肥的投入量增加及人的精耕细作。尽管没有数据显示这与农业支持政策有直接关系,但这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有间接关系。
第五,样本农户耕地增减与土地流转行为关系不大。根据调查显示,近十年,土地承包面积没有进行再分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有12.47%的土地增加现象主要原因是样本农户捡种了劳动力流出后剩下的地,这种土地转入行为,不需要支付现金和实物,主要是为了不使土地出现撂荒现象,转入的对象多数是亲戚朋友,有帮忙看管的成分在内,虽然不属于市场行为,但对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肯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同时总体上有28%的土地减少情况,主要是三种原因造成的:第一种原因是土地流转,包括路桥征地、种植大户租用、生态征地等;第二种原因是分流,农户中主要劳动力外流,土地转给亲戚朋友或分家时分给儿女;第三种原因是生态保护、退耕还林等。
结合调查中出现的问题,需对现行的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因此,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www.xing528.com)
第一,巩固农业支持政策的地位,稳定农业补贴存量,调整部分增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增强,不能削弱;给农民的实惠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虽然耕地少,农户得到的补贴比较低,但因为实施的时间最长,政策的激励作用仍在,农业补贴的满意度较高。农业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持政策,虽然提高了农民收入,但背离了农业补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边际效益下降。今后农业补贴调整的方向应是部分增量向种粮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农业补贴政策的发放方式应以实际种植面积为核算依据,补贴应该发给实际种田者而不是土地承包者;同时农业补贴结构失衡,不分地域和人群,都是一个标准,重点不够明确。应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调整农业补贴的发放标准。
第二,出台农业支持政策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发展规划,对政策的需求也不一样。如平原地区的粮食直补政策比山区的要重要,沿海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比较重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专业合作社政策比较重要、生态资源富裕地区要提供多种生态补偿及生态收益政策等。各地区应结合农户、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调整个别政策的资金投入。基层政府应该将政策偏向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的农户群体,在经济上向其倾斜给予帮助,向贫困者“授之以渔”——就业职能培训,确保低层农民也能切实感受惠农政策的好处。
第三,加强农业支持政策的宣传和推广,确保政策落实。受困于农村基层工作人员的缺乏,农村的政策宣传一直停步不前,出现了部分农户对连续实施十多年的农业补贴政策都不能做到真正了解,不知道受益了哪些补贴、得到了多少补助的情况。今后的工作重心要放在强化政策宣传上面,将农民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农户切身利益的政策反复宣讲,公之于众;否则,农民无法真正参与到支持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对政策失望,享受不到“三农”政策改革红利,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
【注释】
[1]齐城:《中国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的目标体系建构》,《中州学刊》2009 年第5 期。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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