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的原因与影响

西方经济的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自发调节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但现实中的情况瞬息万变，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品领域，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进入20 世纪，外部性、公共品、分配不公等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得到了学者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庇古（Pigou）的《福利经济学》^[10]给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并认为其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政府矫正可以采用税收或补贴这些对策。此后，许多学者如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萨缪尔森（P.A.Samuelson）分别在《垄断竞争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及《公共支出纯理论》中分析理想的市场完全竞争理论和状态的“不完美”，并提出挑战。

市场失灵一词于1958 年首次出现在文献资料中，贝特（Bator）教授发表《市场失灵》一文，正式将外部性等同为市场失灵。此后，学者们广泛运用这个概念探讨微观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市场失灵的内涵逐步涉及宏观经济领域，尽管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市场失灵的具体特征、成因表述不一，但学者们将市场失灵的内涵总结为两层意思：第一，微观失灵。指因市场内部本身的缺陷和市场外部环境的限制，所表现出来的市场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状态的情况。第二，宏观失灵。指由于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市场自由调节达不到国家在经济总体上的宏观要求而产生的失灵，这与市场本身的缺陷无关。

本节根据现代农业的实际情况，从市场失灵的表征出发，简要阐述外部性理论、公共品理论、信息不充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Spillover effects）

一般，如果一个经济行为或主体直接非市场化影响到另一个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或主体，而没有给予受影响方相应的支付或补偿时，外部性就产生了。如果一种经济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或边际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边际私人成本），称为负外部效应或外部不经济；反之，当一种经济行为造成社会成本（或边际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边际私人成本），称为正外部效应或外部经济。

农业的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统一的过程，在该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正的外部效应明显；农业部门中的农村基础设施、职业培训和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但上述公共领域都存在市场失灵现象。为了鼓励农业部门向社会提供外部效应，必须外部效应内在化，而外部效应内化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保护和支持农业，依照谁受益谁补贴的原则，通过政府的手采用征税的方式补贴给农业，主要向外部效应受益的非农部门征收；其二是政府充当环境营造、制度供给和公共品投资主体。这个观点是庇古提出来的，所以也被称为“庇古税”。为了方便清晰认识用公式表示如下：

SC（社会成本）-PC（私人成本）=EC（外部成本）

MSC（边际社会成本）-MPC（边际私人成本）=MEC（边际外部成本）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规范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国民收入分配如何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以及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等问题。因而，福利经济学主张市场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最好手段，但由于理想的市场完全竞争状态并不存在，政府的存在具有天然合理性，政府是应对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福利经济学也认为必须通过政府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干扰其外部正效应，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国家通过农业支持方式干预农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保障国民收入分配更趋于公平，进而增加社会福利。

（二）公共品理论

公共品这个经济概念最早由兰度尔提出，其后萨缪尔森对公共品做了重新表述，认为公共品能使全社会的人都受益，不受个人购买与否的意愿支配，而且公共品通常由政府来主导有效供给。这一表述隐含着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的特征：公共品的使用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https://www.xing528.com)

公共品的消费特征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受该物品，没有付费的用户“搭便车”行为毫无成本限制；另一方面，因为受益者很容易免费搭车，市场不能通过价格交换机制调配物品，所以这种物品私人通过市场投资的可能性不大，只能由政府作为投资主导。综合考虑，在公共品领域，市场机制是失效的，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私人部门供给无法解决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目前，可供使用的供给方式有两种：一是公共品资金问题完全由政府用统一征税的办法解决，并由政府提供公共品；二是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供给，对于私人部门供给的部分，按市场价格收取一定标准的使用费用，另一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予以供给。

当然该方式并不是万无一失，资源类公共品因为稀缺的缘故，很容易出现集体的非理性的消费，过度消耗或破坏该公共资源。要想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任何单一的机制都无法解决，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都没有措施既使经济人理性地投入资金去维护公共品，也没有办法限制消费者进入该领域。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政府制定制度，以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及行政命令等形式干预协调市场机制、私人资本，制止公共品资源的过度消费。

（三）信息不充分理论

信息不充分（Incomplete Information）指参与市场机制的主体不能掌握或获取某种环境下的全部知识，使得主体不能作出理性判断或决策，也称为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帕累托早在1927 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便已给出信息不充分概念的含义，后在1945 年，哈耶克考察了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存在的原因，表明人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包括经济决策，不完全依赖于全部市场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不可能集中出现，总是分散在各个市场参与主体手中，每人仅获得其中一部分而已^[11]。该考察进一步阐述了信息不充分的形态。至1961 年，乔治·施蒂格勒提出了信息搜寻成本概念，他从价格、劳动力市场和广告的不完全信息特性出发，指出任何人获得信息都是有成本的，包括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成本，这种成本是决定信息数量、质量和价格的关键因素^[12]。

信息不充分有两种后果：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关于逆向选择，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1970）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普遍存在，当市场环境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要多时，掌握信息多的一方在市场地位占优，另一方则失去有利条件，一般情况下，市场中的卖方比买方所拥有的信息要多^[13]。当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时，买方固然要因无法甄别货物真假，不愿意花更多的钱，以降低自己的损失；但卖方也会铤而走险以次充好，最终因高质量的卖主不愿意去交易，就退出了市场，于是市场上充满了次品，这种市场隐形之手自然选择得出的失败结果，就是信息不充分的其中一个结果——逆向选择。关于道德风险的表现，在委托代理理论中阐述。

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便处于市场上信息的两方，很容易陷于逆向选择的泥沼。要避免这种结果，需要想办法使信息尽量充分和对称。政府可以利用行政职能使公共品供求信息公开透明化，并且在各种宣传平台广而告之，这样公共品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信息差距不是太大，并能得到数量充分、相对正确的用于决策的信息；建立透明的农业信息化平台，加大产品的质量监控及管理，规范企业的生产、营销行为及财务信息的如实披露，买方或消费者可以溯本求源，得到较完整的信息，降低信息的不充分性。

（四）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市场的一个或多个经济主体按照契约明示，要求其他的经济主体为其提供服务，给予对方一定决策权利，前者根据后者提供服务内容的质量和数量给予一定的报酬的经济行为。授权主体就是委托人，被授权主体就是代理人。该理论由伯利和米恩斯开创，是制度经济学契约论的主要内容。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当事人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代理人一般具备一定的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则不具备这个条件。

从产权理论角度来看，以农业为代表的公共品项目所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非常复杂，主要原因为目前农业公共品的供给主要由政府财政供给，而政府财政的产权属于公共产权。因而具备公共产权的农业支持项目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民将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财产委托给政府进行管理；第二个阶段政府将农业相关的公共品的提供通过市场机制委托给社会、企业和其他组织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很多时候政府兼任管理者、监督者、组织者，也做投资者和生产者，政府的多重身份角色很容易形成行政垄断代理。行政垄断代理的直接结果即将导致政府投资领域腐败。当务之急就是厘清代理关系中双方的角色身份重叠问题，打破固有垄断，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并制定执行监督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对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评价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政策体系评价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人类的财产权和经营权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分离，委托代理关系随即产生，财产委托人对财产代理人进行监督，财产代理人对委托人的财产项目负责，但双方所处环境、空间、信息方面有巨大差异，委托代理效果如何无法评判。因而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评价体系来监督和控制双方的活动，这是政策体系效果评价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委托代理理论为政府的职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主要指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管理职能的合理确定。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代理公共品服务和生产领域，从不同角度来说，政府拥有多重身份，因此理清政府代理过程中的双重身份的责、权、利和职能，对于政策体系支农绩效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委托代理理论有利于克服委托代理行为中关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代理人天然具有信息、资源优势，大大削弱了委托人的提前预防风险和监控能力，至少目前农业支持政策项目在实施中缺少规避风险、提高效率的有效措施。利用该理论，根据双方的责权关系设计出一个有效的能够兼顾双方的利益、应对政府双重身份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政策体系评价的一个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