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专业技能

除了上述的常驻外国使臣，在大型国际会议或者临时的涉外活动时，比起普通的职业外交官，具有专业知识的财界人士或者在国内政界拥有实力的政治家作为日本的使节更合适。关于这一点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肯定。回顾过去，在华盛顿及伦敦的裁军会议上，首相加藤友三郎^[26]海军大将、原首相若槻礼次郎^[27]都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受到派遣，两位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另外，即使不是特别的大型会议，在任何经济方面的对外活动中，实业家作为使节团的首席代表完成使命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任何情况下，必须有一两位外务省出身的官员加入全权团的干部当中协助首席全权代表。无视所谓的无名英雄，只根据表面的成果就把功绩都归结到主要人物身上，说外行外交家比内行外交家更优秀，应该说非常不恰当。因为我长期在外务省工作，可能有偏袒之嫌。然而，我想强调一点，终归是“术业有专攻”。

回想补余：

内政外交的远见卓识——田中耕太郎（最高法院长官）

我第一次见到吉田先生是在1936年去罗马回来的途中经过伦敦的时候，当时我的身份是日意交换教授。当时的吉田先生任驻英大使，对于我确实没留下什么记忆，我也对当时的访问完全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非常时期，日本需要强有力的外务大臣。所谓的强有力，当然不是指法西斯主义，而是不屈服于军部。但是，当时的吉田先生在反法西斯阵营似乎没有多少支持者。内田康哉曾经问：“谁最适合担任外务大臣？”我记得我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前辈对我说他当时的回答是除了吉田以外谁都可以。当时他对我提起这件事希望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1946年5月吉田先生组阁的圣命下达时，我正作为婚礼的媒人出席宴会。在那里我遇到一位与吉田先生有多年深交的政界大佬，他很自信地对我说：吉田先生不组阁比较好，否则一定会失败。

下面是我对吉田先生的一点看法。

在我任文部大臣安倍（币原内阁）领导的文部省学校教育局长时，受到来自安倍本人的进入第一次吉田内阁的入阁邀请。我考虑由前田多门先生（币原内阁文部大臣）和安倍先生发起的教育改革应该继续推进，就答应了。

吉田先生深夜来到我的避难地——位于调布的松本烝治（我的岳父）家，令我非常吃惊。记得当时有石黑武重陪同，目的是想让我帮忙邀请大内兵卫、东畑精一两位入阁。由于我和两位都交往密切，两位或者其中任意一位入阁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所以就与吉田先生一起去拜访了两位，游说到深夜。我记得当时和田博雄也在，除此之外还有那须皓。游说没能成功。吉田先生委托我在第二天再次拜访大内、东畑两位，结果依然无功而返。

入阁后我阐述了作为文部大臣的构想，吉田先生充满理解与同情地倾听我的见解。我说日本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受师范学校制度所害，因此要全面废除师范。吉田先生说：“误导陆军的是幼年学校教育吧。”我佩服他理解的准确性。我继续说：“但是，废除师范学校是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内阁的命运。”吉田先生说：“内阁倒台也无所谓。合理的事情就要去做。”他的话让我深受鼓舞。

1946年内阁重组时，我引退在家。吉田先生好像为了联合社会党，想要招揽学者团体。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辞职的时候吉田先生劝我加入自由党，但是我当选参议院议员后，与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绿风会^[28]。

我经吉田内阁指名，于1950年3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旧金山和谈时，吉田先生推荐我作为全权委员随行。我不想辜负厚望，尝试研究了很多外国事例。但我认为日本的情况是：在任的法院法官参加和谈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就推辞掉了。

每次与吉田先生会面我都对他关于内政外交的远见卓识深感敬佩。吉田先生对于我国皇室的崇敬之情实在让人感动。外国人也对吉田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去年2月我在西德见到阿登纳总理，他对吉田先生赞誉有加。每次到外国旅行之前，我都会拜访吉田先生，关于世界形势听取他的宝贵意见。去年去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前，我听取了吉田先生关于日本移民问题的真知灼见。

回想补余：

吉田先生出马——石井光次郎（岸内阁副首相）

这是1946年5月的事情。好不容易升为第一政党，鸠山一郎先生在组阁之前被开除公职，日本自由党陷入总裁难产的困境。古岛一雄不行，松平恒雄不行，吉田茂也不行，鸠山宅邸（当时鸠山先生住在位于麻布的石桥正二郎家里）可谓愁云惨淡。

当时林让治和我合住。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一起去丸楼吧。我去找白石多士良，让他去说服吉田先生。你去找野村骏吉，让他也去劝吉田先生组阁吧。”白石是吉田先生的亲戚，野村和吉田先生在大矶（神奈川县南部，濒临相模湾）也有亲密交往。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丸楼有办公室。能否成功姑且不论，我们二人由于无法忍耐在鸠山邸与松野鹤平先生、河野一郎干事长、三木武吉先生等一起静静等候的沉闷气氛，去了丸楼。

我见到野村，说完有关情况，他马上去见吉田先生。傍晚，我在位于丸之内长盘家的党本部茫然呆坐着，对野村的劝说没有抱太大希望，这时野村来电话说：“有希望。”

我跑到野村的办公室，野村说：“我跟吉田先生聊了很多，好像未必就没有希望。吉田先生说如果当上总裁，就会与奇怪的家伙为伍。经常会在走廊之类的地方被人从后面拍肩膀说，喂，吉田！我可不愿意那样。虽然吉田先生不情愿，但是如果是鸠山先生力荐的话，好像还有希望。”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马上找到鸠山先生告知此事。于是鸠山先生兴冲冲地跑去说服吉田先生。

第一次吉田内阁就这样成立了。

回想补余：

和田农林大臣的由来——武见太郎（医学博士，牧野先生的孙女婿）

币原先生辞职之后不久提出要见牧野伸显先生。因为当时牧野先生在千叶县的柏市，我随同他进京。他们两人在我银座的诊所里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的交谈。我在别的房间等待，币原先生一边走出房间送牧野先生一边大声说：“请阁下原谅。”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在返回途中的车里，牧野先生对我说：“吉田精通外交斡旋但并不是政治家。我没同意让吉田做首相，这样我就放心了。”因此我得以知晓谈话的内容。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吉田伯父的电话。说让我去理化学研究所之前顺路去官邸（位于麻布市兵卫町）停留5分钟左右。我去之后他说：“因为鸠山被开除公职，我不得不做首相。币原先生说牧野先生都已经同意此事，所以我也就答应了。”我非常吃惊，就把前一天的事情告诉给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说明币原先生当时说“请阁下原谅”是打算隐瞒牧野先生的回绝向吉田先生做相反的描述。我心里想这可不好办，便问：“您打算怎么办呢？”他坚定地说：“历史上有失去战争却赢得外交胜利的例子。”这句话即使今天也经常在我耳边响起。

吉田先生甚至还命令说：“这任内阁是粮食内阁。农林大臣最重要。你去找石黑忠笃先生问问他的意见。”我立刻去石黑府说明了情况，他说：“东畑精一博士任粮食对策委员长，所以他最了解粮食问题。而且他在美国学习过，可以直接谈。我们一起去找他吧。”于是我们一起乘车去农学部的教授室造访。

东畑先生说：“我想见一下有关人员，明天开车送我去。”完全看不出他有拒绝的意思。被开除公职的石黑先生进出官邸存在风险，但我们还是偷偷溜进去报告有关情况，石黑先生谈了很多农林行政方面的具体意见。两三天后东畑先生拒绝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但吉田先生执意要找到他进行劝说。得知想要退避的东畑先生在他弟弟家，首相急忙赶去。在谈判的时候东畑先生突发脑贫血。

我估计石黑先生认为东畑先生是行政方面的外行，所以决定次官一定要请和田博雄做。第二天我去拜访和田先生请求他给予帮助，和田先生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于是他进入官邸，不惜留宿来给我们提供帮助。吉田先生放弃东畑后，那须博士也被开除公职。吉田先生便拜托他说：“和田局长，你来做大臣吧。”我想这是与和田先生整整接触5天后得出的结论。于是我与和田一起去拜访石黑询问意见，就这样，和田农林大臣产生了。和田先生在昏暗的车里眼含泪水握着我的手说：“因为这是在战败时期我才答应的。”我可以断言在和田先生的心里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得失。

第6天终于完成组阁。在此期间也有很多顽固的阻碍，不关注政党的吉田先生，他的不受拘束的想法体现在很多方面。从结果来看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在这一周共同生活的时间里我深切感到吉田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麦克阿瑟元帅答应给粮食之后我可以组阁，如果一个月内全国都发生恐慌的话，就会有粮食从美国运来。”在此期间，吉田先生一边这样说一边认真分析着当时的时局。我认为这点应该特别说一下。每天晚上接到陛下询问组阁是否完成的电话，他都心中惶恐不安。但是在第6天的晚上麦克阿瑟元帅把吉田先生叫去说：“只要我最高司令官在任一天，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我向在官邸等待的石黑、和田等各位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就可以组阁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外交。(www.xing528.com)

吉田先生作为病人是很任性的，我让他戒烟，他说：“做着这么无聊的生意，还有人跟我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真受不了。”虽然他有这样不听话的一面，但是到了发病的时候，就会可爱的无条件投降。

新桥的菊村家女老板说：“原敬先生在新桥的等候场所从早到晚见人。吉田先生不见人是不行的。”因此，我对吉田首相提到此事，他笑着说：“我是被聘用的首相，怎么能那样做？”

【注释】

[1]林董（1850—1913）：日英缔结同盟时的驻英公使，后升为大使。担任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的外务大臣及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通信大臣。

[2]日本宫内省直辖的皇族、华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学校。1877年在东京创立。战后改为私立学校。

[3]近卫笃麿（1863—1904）：摄关门第（日本指被任命为摄政、关白两官位的朝臣家的门第）近卫家出身。明治中期的政治家。任贵族院议长之外，在政治上并没有特别高的权势地位。但在朝野上下担任指导性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4]陆奥宗光（1844-1897）：明治时代著名的外交家。伯爵。和歌山县出身，作为山县、松方两任内阁的农商务大臣，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入阁，处理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事宜，参与了对三国干涉的处理、对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改正等颇有难度的外交活动。因病辞职，在54岁去世。著书有回忆录《蹇蹇录》。

[5]小村寿太郎（1855—1911）：侯爵。日俄战争时的外务大臣。参与艰难的议和。当时沉醉于战争胜利的国民批评他未取得理想的议和成果，变成矛头所指。作为悲剧外交家被熟知。

[6]广田弘毅（1878—1948）：历任荷兰公使、苏联大使等。作为斋藤内阁及之后的冈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入阁，在“二二六事变”之后组阁。对内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制，对外制定《德、意、日防共协定》，在加入反英美的轴心国阵营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东京审判裁定，与原大将东条及5位旧陆军军人一起被判处死刑。是唯一一位作为文官被判处死刑的人。

[7]在甲午战争的议和条约中，清政府对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此时，俄罗斯、法国、德国三国对《马关条约》提出异议，劝告日本“日本占有辽东半岛会危及清政府首都，朝鲜独立将变得有名无实。因此为了远东的和平，请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据”。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对在外使臣发出命令，探听俄、德、法三国的意向，采取安抚和离间三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向英、美、意等国求援。虽然想尽办法，但是三国的态度强硬，英美也不给予帮助，仅仅意大利表示出善意。日本处于无计可施的状态，举国扼腕，对三国政府做出放弃辽东半岛占领权的答复（1895年5月5日）。

[8]松井庆四郎（1861—1944）：大阪出身。男爵。曾任驻法大使，后任清浦内阁的外务大臣。

[9]伊集院彦吉（1864—1923）：鹿儿岛县出身。男爵。曾任意大利大使，后任第二次山本内阁的外务大臣。

[10]克雷孟梭Georges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共和主义者。1917年组阁，凡尔赛议和会议议长。

[11]受国际联盟委托的国家对特定地区实行的统治方式。适用于从战败国德国和土耳其分离出来的领地。

[12]舒马慈将军Jan C.Smuts（1870—1950）：南非联邦的荷兰血统军人政治家。生于开普敦，在剑桥大学学习。南非战争中任联合军最高司令官，是联邦自治独立的功臣。两次担任首相，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的创立做出了贡献。

[13]顾维钧（1888—1985）：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历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国务总理等。凡尔赛和平会议以后，在国际活动中被熟知。国际司法法庭法官。

[14]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民主党人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提出14条，负责国际联盟等的国际协调。

[15]豪斯上校Edward M.House（1858—1938）：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政治顾问，积极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广为人知。

[16]兰辛Thomas E. Lansing（1856—1928）：美国威尔逊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在巴黎和会中为美国全权代表中的一员。在胶州湾归还问题中，与威尔逊总统意见相左，支持中方主张。1917年作为国务卿缔结了《石井·兰辛协定》，该协定在华盛顿会议后，于1923年4月被废除。

[17]林泉助（1860—1939）：福岛县出身。男爵。作为驻英大使卸任后入宫，成为式部长官、枢密顾问官。

[18]出渊胜次（1878—1947）：1928—1934年的驻英大使。后被选拔为贵族院议员。在岩手县被选拔为战后最初的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去世。

[19]内田康哉（1865—1936）：从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外务大臣开始，在原、高桥、加藤友内阁及斋藤内阁中五次担任外务大臣。坚决承认满洲国，坚持从国际联盟退出，因说过“即使将满洲国化为焦土也要承认满洲国”，留下“内田焦土外交”一词。

[20]克雷格Robert L.Craigie（1883—1959）：英国外交官，1937年任驻日大使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21]宇垣一成（1868—1956）：冈山县出身。陆军大将。任清浦、加藤、若槻内阁的陆军大臣。后来，广田内阁由于军部的压力倒台，宇垣一成奉命组阁。但由于军部的阻碍没有成为陆军大臣，无法完成大家整顿军部的期待，自动请辞组阁大任。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入阁，但是这次也与军部不合，仅仅4个月便辞去职务。战后以最高得票当选参议院议员，在任时去世。

[22]萩原守一（1867—1911）：明治时代的外交官。最后任外务省通商局长，45岁时去世。

[23]石井菊次郎（1866—1945）：大隈内阁的外务大臣。后来作为特派大使前往美国，与美国签订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协定。这个协定以当时美国国务卿兰辛的名字命名为《石井·兰辛协定》。1945年死于战火。

[24]丁尼生Henry Willard Denison（1846—1914）：美国人。年轻时就已成为外交官，来到日本，作为神奈川领事任职至1878年。指出领事裁判制度不合理而辞职，在横滨开办律师事务所。1880被聘请到外务省，成为万国公法副顾问，为陆奥外相当时修改不平等条约做出很大贡献，另外也在甲午、日俄战争之后，为起草关于国际法的文书做出贡献。1914年在东京去世。

[25]比蒂Thomas Baty（1869—1954）：英国人。1901年在牛津大学、1904年在剑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16年作为日本外务省的法学顾问被聘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与日本合作被剥夺英国国籍。1936年被授勋二等瑞宝章。1954年在日本死去。

[26]加藤友三郎（1861—1923）：子爵。海军大将、元帅。广岛县出身。大隈、寺内、原、高桥等内阁的海军大臣。高桥内阁倒台后任首相，在职期间去世。日俄战争中，作为联合舰队参谋长协助东乡司令官取得了日本海海战的大胜。同时，任原内阁海军大臣时，作为华盛顿裁军会议的全权代表，针对英、美、日三国主力舰队的比例为五·五·三的条约，出色地团结海军部促成了条约的签订。这些作为他的主要功绩被广为传颂。

[27]若槻礼次郎（1866—1949）：男爵。岛根县出身。第三次桂内阁的大藏大臣、加藤高明内阁的内务大臣。加藤首相突然离世之后任首相，田中、浜口两内阁后再度受命组阁。

[28]1947年由日本参议院保守派中不属于各大政党的成员74人组成的院内交涉团体。后来失势，于1965年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