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外务官僚的权威性？

外务省过去一直都是关心国际政治的精英心驰神往的机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我国逐渐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被认知，外务官僚也在我国政界里开始占有重要地位。从陆奥宗光伯爵时代开始，到小村寿太郎、西园寺公望、加藤高明、牧野伸显、珍田舍巳、林权助、内田康哉、币原喜重郎等老练的前辈政治家在外交官舞台上先后登场的时代，一直都是这样。战争时期及占领时代暂且不论，在收回外交权的今天，外务官僚是否具有指导外交的权威，对此我不禁感到些许不安。

我认为，即使在旧金山和平会议当时，也有人主张全面议和等空谈，但是，近来有人一边说日美亲善是我国外交的基调，一边又主张恢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在恢复日苏邦交后，甚至还有人主张恢复日中邦交，发表中共贸易、日中经济的合作关乎我国国运等极端言论。这些人，是否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贸易支付力，我对此颇为怀疑。然而，对于这样的主张，政府当局的态度还非常不明了。这样，外国政府方面，对我国的外交方针自然会抱有怀疑。

作为外务省的职责，其对外进行宣传的功能似乎可以得到理解和支持。但是，不能忘记，指导启发国民舆论的责任更重要。正如现在字面意思那样，在国民外交的时代更是如此。这是外务省官员肩负的重大职责。一国的外交可以体现源自其地理条件和几百年历史演变的、自然形成的某种联系。英法的关系在过去有过诸多变化，但是它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英美两国之间也是如此。外交当局应该遵循其自然的联系，坚持因地制宜的外交方针，而不是迷失在偶然事件里不断改变方针。

这种外交之策，是基于多年的研究、知识、经验得出的结论。外务官僚最大的职责是坚持在工作中获得的外交之策，以此辅佐政府当局，启发指导国民，为避免国家偏离前进轨道而努力。

总之，官僚组织和议会政治应该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期待政治的有效实施。英法等历史悠久的国家的议会政治和官僚组织的关系，是经过多年的磨合，历经曲折才形成的，或许不能立即适用于我国的现状。为了议会政治得以完美实现，衷心期待我国官僚组织的完善。

回想补余：

作为第一次吉田内阁的阁僚——石桥湛山（原大藏大臣、首相）

直到我第一次进入吉田内阁之前，都不太了解吉田首相。在战争时期，已故的清泽洌在专心于外交史的著述之时，似乎有很多与牧野先生、吉田先生接触的机会，清泽洌建议我跟他们见一面，于是我就和清泽一起去吉田先生的平河町老家拜访。谈话的内容丝毫记不起来了。我记得此后吉田先生走访过东洋经济新报社，当时已经是食物匮乏的时代，但是我们经济俱乐部的人员凑钱买了牛肉火锅，开烧木炭的汽车送到他家里。我与吉田先生的关系仅限于此，连第一次入阁到吉田内阁也是由于党内人士的推荐，没有与吉田先生直接交流过。

可能对于其他的阁僚也是这样吧，吉田先生作为首相丝毫不干涉我们的工作。或许是打算全权委托给我们，我们也没有与吉田首相进行过特别谈话。众所周知，当时一切都须得到总司令部的承认，最麻烦的就是所谓的“中止偿还战时国债问题”。在一番争执之后，我请吉田首相在我起草的给麦克阿瑟元帅的越级上诉状上面签了字，由首相将其寄出。但是，很快就被人知道这是我的所为，惹怒了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在中止偿还战时国债问题中，我最担心的就是造成银行资产亏空，存款被扣减，以致增加民众对银行的不信任感，给储蓄和其他业务带来恶劣影响。我与总司令部谈判时基本都在努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然而，过后再看，我们实现了今天的复兴和繁荣，问题并没有我担心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引起特别的混乱。总而言之，这是因为中止偿还国债问题出现前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借款额和存款额也相应降低。中止偿还国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严重。换一种思路来看，这也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消极功德之一。如果这是当初我们就有此想法而策划的，那可相当了不起。

在当时的政策中，至今仍觉得奇怪的是财产税的处理。因为战败，对有财产的人征税以剥夺其财产无疑是正确的。当初想要以此来抵消公债。不知何时起，开始提出将财产税变成社会保障的财源，社会党也通过决议，甚至连自由党也确立了这种态度。不过，财产税用现金缴纳即可，但是大多数都是以公债、冻结存款、不动产的形式缴纳的。既然将此作为年度预算的财源，结果就等同于解除好不容易实现的存款冻结，或者发行赤字公债。也就是说，这就是社会上所谓的通货膨胀政策。但是，政党和社会舆论都不介意这些，被财产税或者社会保障等美名所迷惑，纷纷赞成使用财产税的税收。

于是我就趁机利用这种舆论倾向，将其编入一般财政资金来源。然而，当我在国会警告说会引起通货膨胀后，财产税便不了了之，不知所踪。我至今也觉得很奇怪。

说起通货膨胀，那些由于中止赔偿国债而身无分文的大部分实体公司，后来之所以得以复兴，总之是因为复兴金融金库贷款或银行的过度贷款使日本央行信用膨胀的缘故。毫无疑问这引发了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又使过去的债务负担减轻，同时生产经营活动也得以顺利进行。战后初期的生产力恢复，可以说是通过缓慢的通货膨胀实现的。也许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吉田内阁的功劳。

回想补余：

学者团体和吉田首相——和田博雄（原农林大臣、社会党议员）

从停战到1948年3月22日麦克阿瑟元帅发给吉田首相关于经济政策的书信公布为止，是日本经济的混乱期。因为3月31日众议院已经解散，第一次吉田内阁时代可以说处于经济混乱期的末期。因此第一次吉田内阁主要忙于当前的应急措施。我们认真思考如何设法结束积累性的恶果造成的经济恶性循环，摆脱混乱，使日本走上经济重建的轨道。我认为经济安定本部的设置就是出于这层考虑。

在商议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人选的时候，我向吉田首相推荐了非常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有泽广巳教授。吉田先生让我去试着与他沟通一下。我便与有泽先生谈论此事，他找出很多理由，不愿答应。因此就拜托现在已故的高野岩三郎先生和大内兵卫先生帮忙劝说有泽先生出山。经过与有泽先生多次沟通，最终他答应如果高桥正雄教授和自己一起来经济安定本部支援自己，他就出任经济本部长官。于是又去说服高桥先生。因为当时是停电频发的时期，我和高桥先生还有小学好友岸本诚二郎教授三个人围坐在蜡烛旁谈了很多，想努力说服高桥先生，可是高桥先生怎么也不答应。我向吉田先生报告了详细的经过，告诉他希望不大。7月上旬高野先生拜访吉田首相，正式告诉首相有泽不同意任职一事。最终请有泽教授出任经本长官的事情以失败告终。

7月20日，膳桂之助出任经本长官。因此我和武建太郎商量，向吉田首相进言：以吉田首相智囊团的名义，请求一流学者协助经济复兴。其成员有：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永田清、茅诚司、堀义路、内田俊一等博士。膳先生也多次出席这个学者团体的会议，吉田首相经常找他了解情况。对于这种会议，吉田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热心，将外务省的大臣室拨给他们做会议场所，非常小心周到，同时，吉田先生闲暇的时候就会来参加。我记得会议至少一周举办一次到两次。

在这个会议上，所谓“倾斜生产方针”首次作为“有泽构想”被提出来。也就是说，为了切断当时在煤炭和钢铁之间存在的累加式恶性循环的因果关系，所有的政策实施都在向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倾斜。通过谋求煤炭的增产，使钢铁的增产成为可能，通过谋求钢铁的增产来实现煤炭的增产。以此作为突破口，将此效果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使日本走上经济重建的轨道。1946年12月经济安定本部同意这个构想，成为倾斜生产方针中破解煤炭、钢铁增产危机的方针。同月下旬，内阁会议通过了生产煤炭3000万吨的倾斜方针。吉田先生针对实行煤炭、钢铁生产倾斜方针所必需的重油进口，积极做司令部的工作，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倾斜生产方针在第一次吉田内阁期间由于很多原因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不过在接下来的片山内阁中得到继承，逐渐发挥了作用。至今我仍认为这件事包含着经济学上很引人关注的问题。

吉田先生对学者的爱惜在当时的媒体受到广泛宣传。这或许与当时这个学者团体的交流有很大关系。吉田先生似乎对这个团体的会议活动非常满意。不管怎样，都是彼此秉性相合、堂堂正正的学者，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自由之士。会议中的吉田先生，据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彼此之间话题丰富，妙语横生，又都深谙幽默。受吉田先生邀请边吃饭，边谈话的时候，经常忘记了时间。

学者们也通过会议活动对吉田先生好感倍增，同时对吉田先生来说这里也是涤荡精神之所，或许因此他对学者和学问的尊敬愈加强烈。想起当时的情形，我至今都感慨万千。

回想补余：

投身祖国重建的拼命三郎——铃木正文（原劳动大臣）

我与吉田先生频繁接触是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之间，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以及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期，这段时期吉田先生将其政治家气质发挥到了极致。(www.xing528.com)

第三次吉田内阁刚成立不久，道奇就来到日本，还带来“道奇预算”。当时1949年度的预算已经编制完成，即将被提交国会。如果执行“道奇预算”的话，我们的预案就要全部推倒重来，整个内阁一片愕然。池田藏相自身，后来作为“道奇预算”的忠实、有力的执行者取得了成功，据说他最初看到提案的时候也是非常惊讶。

于是，三四位大臣杀到吉田首相居住的外相公邸，表明要以内阁集体辞职作为要挟，换取更改道奇预案内容。虽然去的只是三四位，但是几乎所有的阁僚都持相同见解，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与大家的想法一致，连刚刚成为阁僚、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的人，也莫名其妙地以代表的姿态赶到那里。我记得池田好像没有去。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当时首相就在公邸。走在前面的阁僚首先简单讲了下不能原原本本接受道奇预案的理由，刚一说完，首相就大声说：“你们辞职吧！”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首相的大致意思就是：现在不是发表这种书生论调的时候。看清现实！出于对严峻的现实的考虑，不能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阁僚立刻给我辞职！会见大约持续了5分钟，大家全都一脸严肃从首相室里走出来。正巧这时，记不清是增田官房长官还是池田藏相，来走廊观察情况，听到我们的话也一起回去了。从那以后，内阁成员全体总动员，按照“道奇预算”开展工作。

我并不想议论道奇议案适当与否。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时吉田首相对于国政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不屈不挠，其魄力可以用“投身祖国重建的拼命三郎”这样的强烈语句来形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工会法》的全面修改和《公劳法》的大幅修改被提交到国会的时候。当时，经过一个半月，在赤旗林立、三十多名共产党议员的阻挠声中，修改案终于被提交到参议院。在国会的会期还剩三天的时候，被提交给参院劳动委员会。

参院委员会摆出老一套架势，执意要见首相，最后首相与增田甲子七官房长官商谈，由我和首相一同出面。实际上已经审议了一个半月，即使见面，他们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我知道首相连续斗争一百多天，疲惫不堪，就说：“您先回去吧。”吉田先生露出喜悦的神情鞠了一躬就出去了。但是随后情况发生变化。参院委员会与众院委员会不同，敌我都促膝而坐，因此我小声说的话被在野党听到，他们吵嚷道：“你凭什么随便让他回去？马上叫他回来！否则就不能提交到正式会议。”虽然我很清楚他们的用意，但是已经时间无多，如果今天不通过委员会，恐怕在会期截止前无法表决。

我去首相室见吉田首相。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刚一进去，他就说：“我早回来好像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去几次都没关系。我可以再去被他们骂。”说完又去和参院委员会见面。第二天，修改案在参院顺利通过。

吉田首相的强硬广为人知，但是吉田首相的纯情和真诚却鲜为人知。连我这个报社记者出身的人都觉得日本的报纸在这方面不够公允，疏于探讨。

【注释】

[1]世界上最初的国际组织。一战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根据《凡尔赛和约》而建立。1920年成立，1946年宣告解散。

[2]格雷Joseph.C.Grew（1880—1965）：美国外交官。满洲事变后1932年任美国驻日大使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回国后任副国务卿。著有有关日本的书《Reponts from Tokyo（1942）》以及《Ten years in Japan（1944）》等。

[3]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年生，英国历史学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担任过剑桥大学教授，是美国三一大学的校长。著有《British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History of England》以及其他很多著作。

[4]大山岩（1842—1916）陆军大将、元帅、公爵。生于鹿儿岛县。从第一次伊藤内阁到第二次松方内阁，连续担任六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日俄战争期间任满洲派遣军总司令，统帅全军。

[5]寺内正毅（1852—1919）陆军大将、元帅、伯爵。生于山口县。从第一次桂内阁到第二次桂内阁，连续担任三任陆军大臣，日韩合并时的第一任朝鲜总督，后任首相。

[6]上原勇作（1856—1933）陆军大将、元帅、子爵。生于鹿儿岛县。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后任参谋总长。

[7]桂太郎（1847—1913）陆军大将、公爵。生于山口县。从第三次伊藤内阁到第四次伊藤内阁连续担任四任陆军大臣。之后第一次组阁，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缔结日英同盟，直接负责实施日俄战争。在议和时，与外务大臣小村一起，因为对条款不满而成为国民的攻击对象。后作为内大臣进入宫中，之后又再次出山组织第三次内阁，不久受到追究军部阴谋的所谓宪政拥护运动的攻击后辞职。最后在失意中死去。

[8]梅克尔少校Klemens W.J.Meckel（1842—1906）普鲁士时代德国名将莫尔托克的高徒。1883年被请到日本，作为陆军大学的教官讲授战术，为军队的组织及军制改革提出了划时代的建议。旅居满三年后回国，1906年去世。

[9]1952年8月设立统辖海陆两军的保安厅，吉田首相兼任保安厅长官。1954年开始改为防卫厅。

[10]扬森博士Peter P.Janssen，荷兰皇家技术协会负责土木水利的委员，代尔夫特工科大学教授。前后两次来访日本，指导有明湾等围海造田计划。

[11]不规定用途的外汇贷款，是在合同上不约束用途的贷款，与此相对的，例如进口发电机器设备的贷款，是以特定的用途为条件的贷款。战前的外国债券几乎全部为不规定用途的外汇贷款。

[12]日本的行政区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