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上旬，杜勒斯长官访问朝鲜后顺访日本时，我和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会谈。当时关于接受租借美国武器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中。对于如何在稳定日本经济和增强日本防御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双方发生激烈争论。那时，我意识到美方对于日本经济的看法依然相当严厉。日本经济能力中可用于增强防御能力的余力有多少？援助及引进外资的必要性有多大？总之必须使美方了解日本经济的上述现实。必须使美方认识到日方为实现经济自立和稳定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因此，我感到关于下一年度即1954年度的财政经济政策，需要更加认真地进行思考。我考虑派池田再次出访美国就各类问题与美方进行协商大致就源于这个时候。同时，使我下定决心要设法稳定日本经济，绝不能让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日本经济再次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让在朝鲜战争中赚取的外汇流出日本。
小笠原大藏大臣离开日本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而池田以我的特使身份出访[1]时，一系列金融紧缩政策开始通过日本银行强力推行。另一方面，为与此相呼应，政府内部、媒体方面开始提出一万亿日元预算的口号。于是各种议论声音逐渐高涨，例如，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国际收支将会产生不平衡，而国际收支的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第一要务；消费购买力过强、投资过大，必须紧缩资金、舍弃赘肉等等。我认为确实如此。我更多考虑日本经济的健全化并不是只顾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源于一个契机。从我自己接手解决战后通货膨胀问题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建立健全的财政和坚实的经济。有一次我偶然想到何种状态是健全的根据时期不同理解也会所不同，所以何为健全概念并不清晰。在10月份发表“稳定货币价值是所有经济政策之本”的政府声明时，我的看法大体确定下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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