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财政支出的首相谈话

所以说，下一年度的预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本年度的补充预算问题也存在一定关联。借用池田的智慧，我写了一篇既像在谈下一年度预算，又像在谈本年度补充预算的文章，实际上，我将进行期待大家将阅读重点放在补充预算方面的发表，从而使池田藏相赴美取得的成果得以明确。发表于5月30日以首相谈话的名义对外公开：“明年的年度预算要在12月末之前完成编制，而制定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时，仍然需要坚持预算平衡方针，同时努力实现以下几点，其中有需要紧急解决的，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临时国会上审议通过。即：（1）削减预算总额；（2）节约原有经费，筹措资金来源，调整公务员工资基准；（3）明年的年度预算中，将不会通过一般会计进行债务偿还；（4）大幅度削减或取消价格调整补助金；（5）以上结果产生的财政剩余继续用来减税。”此外，还提及池田与道奇等人的会谈中涉及到设立出口银行（当时叫作出口金融金库）、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小麦协定》等内容。

对此一部分经济界人士评论说，看法太过乐观。但这就相当于选举时的公开承诺，事实上，谈话中提到的内容，在后来编制补充预算、编制1951年度预算时，大体得以实现，成功地使财政金融政策朝着当初考虑的方向发展。而且，道奇路线的放宽以及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修改也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之际迎来重大转机，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拓展阅读：

在池田勇人所著的《平衡财政》中，关于肖普博士有如下描述：

肖普博士第一次来访是在1949年5月。……请肖普来访是同年2月我与道奇就减税问题谈判终于失败后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特别打算让肖普就日本税制问题给出理论性建议。我国的税制，本身是在对欧洲大陆多国的税制进行认真研究后制定的，其理论根据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所以并不需要外国人的特别指导。在税制执行方面，即税务行政方面，当时比较混乱。与其说是由税制本身的缺陷引起的，倒不如说是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无序；相较于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基本征税免除规定没有随之调整，处于弃管状态，从而造成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加，不得不新录用大量缺乏经验的税务官员等原因造成的。

请肖普来访的首要原因是考虑到当时总司令部内部的势力关系。上一年末，华盛顿发出“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令，开始采取多种手段意图遏制日本通货膨胀的发展。道奇的到来也是手段之一。发生通货膨胀时，最好吸收购买力，为此，只有提高税金。这种简单套用公式的做法占得上风。从同年的2月份到3月份，在与道奇就减税问题进行交涉时，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秉持这样的想法，无论我怎么逐条细说我国的税务行政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他只是反复强调自己是外行，不太明白税务方面的事情。

事实上，在司令部内部，长期以来，租税作为财政整体的一个部门，不过是由一个处室下属的一个科室负责管理。直到去年夏天，一个之前在美国国税厅工作名叫莫斯的人来了之后，才逐渐出现独立出去的趋势。怎么说呢，我国财政在年度支出的重压之下苦不堪言，距离“量入为出”的财政理念相当遥远。

以自身作为税务官员的经验来看，莫斯认为，征收如此高的税金，事实上不可能。由于税率过高，纳税人自然不会如实申报收入，而税务官员尽管明知道申报不实仍不得不承认，这样下去，无论到何时，心甘情愿的纳税都无法实现。但要凭一己之力打破现状，降低税率，从美国国会的情况和司令部内部的势力关系上来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想到，可以邀请美国的某位权威人士来日本了解情况，然后提出减税的建议。在他就此事与我商量时，我马上表示同意。

就这样，肖普来到日本。他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夏天，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走访日本了解情况。报告概要于8月末公开。在此期间，我多次与肖普进行讨论。我内心一直在想，不管怎样，一定要让他同意降低所得税，即提高基础免征额度、抚养家人免征额度，降低税率。也有必要说服他同意，1月份选举过程中自由党公开承诺的废除交易税。不过，交易税实际施行所造成的弊端以及理论上缺乏前后一致性的情况并不少，因此，基本都是学者的肖普一行人似乎从一开始便决心废除交易税。

减少所得税，将涉及年度支出会被压缩到什么程度，是有关财政整体的问题，所以肖普很是头疼。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下一年度中，价格补助金可以进一步削减多少，应该计入多少战争赔偿和补偿，这两个因素是左右财政规模的关键点。两者都属于道奇的工作范围，和肖普不存在直接关系，所以肖普认为不能提出不成熟的减税建议，从而给道奇的工作造成干扰，也是自然的。

特别是道奇作为麦克阿瑟的顾问来到日本工作，而肖普一行人受经济科学局的邀请，追本溯源，是我和莫斯请来的，所以，先不论在美国如何，在军事占领下的日本，两者之间自然分量有所不同。但从结果来看，肖普用几个月的时间对日本各阶层进行充分的调查，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加之国民当时苦于重税，对他的报告寄予期待，凭这一点，他的工作就很有分量。

8月末，肖普公布建议的纲要后，离开日本。纲要内容包括：废除交易税、减少所得税、重新评估企业资产、取消法人的超额所得税、新增富裕税等。建议是由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外国人所提出的，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还算合格。从我的角度看，关键的交易税的废除、所得税的减少得以实现，应该可以满足。这样，实质上能够实现1000亿日元的减税。难以接受的是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定在所得收入30万日元，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从30万这个金额来看，不仅不合常理，而且从最低税率到最高税率之间的所得收入“等级”遭到彻底压缩，将会造成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两者所交纳的税金几乎是相同的结果。为避免受到这样的指责，肖普建议向富人征收富裕税，但这个税种，就如我当初警告的那样，只能起到“虚张声势”的效果，很显然，时至今日，不论是征税费用还是征收的税款都会妨碍资本积累，结果只不过是让学者的良心得到了满足。

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起点定在30万日元，这怎么想都不合理，所以肖普回国后，我与莫斯进行协调，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调整至以超过50万日元为起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太满意。(www.xing528.com)

总之，肖普建议对政府来说大体可以满意。社会上如此群情激愤，这是道奇也无法忽视的。对于在下一年度财政规模还没有确定之前肖普便给出减税建议，尤其他还只是以受经济科学局委托的身份提出的建议，司令部表露出不满。我对此很快有所察觉，于是在纲要发表的第二天便公开发表了首相谈话，强调肖普建议非常合理，应努力加以实现。

肖普的主要思想是意图通过税务制度，确立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基础，将大量税源转让给地方，并建议实行平衡补助金制度。关于这一点，我虽然认同其本意，然而从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有些过于理论化，如今我也这样认为。

第一次来访时，肖普建议重新评估法人资产。重新评估的问题与证券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特别受到关注。

距离肖普第一次来访刚好一年，1950年8月，肖普与之前的同行人员再次访日。从8月到9月，肖普远赴北海道进行考察，研究前一年自己给出的建议的实施情况。

1950年，尽管朝鲜战争爆发，但这一年的财政比较稳定。关于1951年度预算的编制，年度支出基本控制在5800亿日元左右，预计年收入6500多亿日元，其间的700亿日元差额作为减税目标。9月上旬，我带着这个情况，去拜访正好在信州轻井泽忙于总结第二次建议构想的肖普。

当时，我和肖普商议的腹案是，将所得税的基础免征额度从2.5万日元提高到3万日元，将抚养家人免征额度从一人1.2万日元调整到1.5万日元，将税率的“等级”从现行的超过50万日元后部分50%征税调整为超过100万日元后部分55%正征税等。平摊到整个年度可以实现500亿日元的减税，此外通过物品税等小额度税收再减税大约200亿日元，这样就可以实现合计700亿日元的减税。

作为我来说，这是在对年度支出的大致情况进行预估的基础上做出的提案，并非没有合理性。暂且不论税制上的问题，肖普认为就下一年的年度预算会余留下多少减税财源的问题，必须由道奇来确定。假设有这样那样的财政剩余，首先可以用于增加平衡补助金，如果还有剩余，则按照一定的顺序，对所得税等进行减税。感觉肖普自身也不外乎基于各种假定给出建议。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为充实地方财政，肖普一直坚持应该增加平衡补助金，而我认为在地方认真考虑减少不必要费用之前，需要慎重。当天的讨论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得相当激烈。不过在其他税法方面的问题上，肖普基本上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关于酒的减税问题产生分歧。我力陈降低酒税的好处。从酒的供求关系来说，如果降低酒的价格一定会畅销，年收入并不会减少，还会减少非法酿酒的情况。下一年度的大米产量比较乐观，红薯的增产估计也会提高酒的酿造量，所以即使降低酒的价格，也不会使国家税收受到影响，但肖普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最后他还生气地说道：“一个粮食靠进口的国家，用主食酿酒算什么事？”对他的这种态度我毫无办法。肖普一行人到底没有建议降低酒税。因此，肖普等人回国后，在进行税制修订时，我说服莫斯，决定自1950年12月起降低酒的价格，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当时国民经济逐渐稳定，岁末年初正好也是酒的需求旺季，调低酒价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在1950年的年度决算中，酒税收入超过当初预算。我的意图是，在确保酒税的同时，政府主动调低酒及烟草价格，使逐渐出现下降趋势的物价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肖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认真走访日本全国，听取各方意见，致力于实证性研究，我对此深表敬意。

【注释】

[1]道奇（Joseph M. Dodge）原来是底特律银行行长，来日本前指导过西德的币制改革，后来曾经担任埃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局长。

[2]单一汇率设定对策审议会，成立于1948年12月30日，吉田首相任会长，委员有来自民间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川一郎、东京商科大学校长中山伊知郎、东京大学教授东畑精一、同有泽宏巳、庆大讲师永田清、富士纺社长崛文平、江商社长驹村资正、产业复兴公团总裁长崎英造等人。1949年1月，该审议会作为结论总结出日方如下意向。（一）汇率的设定以尽早为原则；（二）希望能于4月左右实施预算；（三）汇率基准定在350元左右较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