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财政的平衡,是以一般会计预算为主进行考虑,重点在于取得平衡,并且一般认为只要能够取得平衡便万事大吉。但1949年的年度预算彻底抛弃这种简单的想法,不仅从一般会计,还从特别会计出发,而且通过政府相关机构,彻底实行综合平衡的方针。当然,作为遏制通货膨胀发展的根本性措施而采取的方针,我相信它具有重大意义和效果。
虽然按照以前的预算制定方法,一般会计也获得了收支平衡,但特别会计等方面,则大量使用公债或是借款。例如,粮食管理特别会计,米麦等粮食的采购资金并非以一般租税为资金来源,而主要是依靠日本银行;最有问题的是复兴金融金库的资金等,大部分资金也是依靠日本银行。这些方式,造成通货增发,进而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此番讨论并不存在异议,虽说如此,但按照理论的理想方式严格调配这些资金,无论是从以往的习惯看,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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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上述超平衡预算的支出,需要大幅度增加收入,但将当年的国税、地方税、专卖费相加,计算每个国民所承担的费用,已经从上一年度的6140日元上升到9542日元,增加了将近50%。社会上,“如此艰难竟然增税!”“横征暴敛!”之类的批评声音高涨。道奇公使在其特别声明中对此加以否定,“本年度预算的税收,仍然执行以往的税率,只不过税率所适用的收入以及价格的水平升高了。这是通货膨胀的产物之一。”并指出“税率本身的确很高,但征收效率却极低。如果每个国民都不主动履行纳税的义务,那么就很难期待税率的公正化、效率化。只有国民发自内心履行各自的纳税义务,现行税率才能得到降低”,显示出他对财政态度严厉的另一面。
但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既然美国年年对日本提供巨额援助,绝对有必要保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自立。所以美国方面对预算提出的要求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为遏制战后通货膨胀的发展,稳定国民生活,作为政府当然有责任果断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政府的动作已经慢了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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