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左右时就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编制1947年的预算。关于新年度预算有很多议论，产业所需资金可以通过储蓄筹措；作为替代财产税收入的财政收入，必须进行大幅增税；根据前一年支出额度估算本年度终战处理费等等。然而涉及物价和薪金，以及公务员的基本工资等问题，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关于编制何种程度的预算比较合适，最终可能必须进行修正之类的讨论一直不能取得共识，进入1947年1月份后姑且确定了大体平衡的预算纲要。当时石桥专注于公务员和企事业人员的工资问题，日夜奋战，我想他大概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编制预算吧。
如今回想起来，从1946年秋到1947年春的这段时间里，通货膨胀每天都在加剧。感觉大米、煤炭、工资、罢工、追加预算、黑市物价等各种因素开始以不可阻挡的趋势使局势恶化。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此也有些不安。负责经济问题和劳动问题的大臣们虽然对层出不穷的问题费心尽力，甚是辛苦，但也感觉出他们有些疲于奔命。当时的石桥以天生的坚定自信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无论在煤炭问题方面还是在工资问题方面，都是亲自面对，大有万事一身承担的气概，但以我的观察，毫无疑问石桥可以信赖，然而说实话，不知为何总有种左支右绌的感觉。石桥本人也感觉开始时的自信、信念险些崩塌。
那么有其他什么好办法吗？当时日本正处于没有经济实力且政府权力弱小之时，时至今日也许可以说，那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大概因为当时劳工运动猛烈的缘故，我感到如果不设法创造出国民能够勤恳、认真工作的经济环境，反而会陷入共产党的彀中，日本将处于无谓的混乱当中。暂且不谈财政和金融方面技术性的一系列措施，我一直强烈感到整体经济形势发展与我原来认为的方向完全相反。
事到今天说这种话，实在对不起当时一心努力工作的各位同僚，不过将当时的真情实感记录下来未必没有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再次执政后，在财政方面和金融方面的基本观点实际上都深深植根于此时的经验和感受。(www.xing528.com)
尽管我抱有上述想法，不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最令我竭尽全力面对的问题是一部分过激分子在共产党势力的指导下，提出各种过分要求最终使问题的解决停滞不前，动辄宣布举行罢工、接管生产，从事破坏生产、扰乱经济的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在真正忧国爱国的国民的声援下，极力将危害减少到最低。现在看来，“二一罢工”时，我与内阁相关大臣也许用尽了全力。
编制1947年预算案时，制定了大幅度的增税计划，并很快与追加预算等一起提交到议会进行审议，在下一年度到来前得以通过。当时国内气氛已经因总选举而处于不安状况之中。选举结束后，召开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前，石桥与石井光次郎（当时的商工大臣）以及木村笃太郎（当时的司法大臣）等人一起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吉田内阁的执政也正好第一卷完了，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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