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的职能化：技术和政策条件

为什么会出现以代工模式为基础的国际分工“职能化”呢？从根本上来说，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基本条件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各国比较优势的临界点发生了变化。随着一部分产品（不仅包括传统产品，而且包括一部分高技术产品）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或标准化，发达国家在这些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包括这些产品的某些设计环节方面已经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此，这些国家需要将这些价值链环节转移到成本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或地区中去，以便自己将资源集中配置到更有优势的研发、设计和经销、服务等价值链环节中去。

当然，比较优势临界点的变化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的调整意愿只是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要条件。事实上，国际分工“职能化”的真正形成还必须依托于相关的技术条件与政策条件。

1．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的技术条件

（1）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形成与现代生产不同环节之间的可分性和价值链的可切割性有关。现代生产区别于传统生产的重要特点在于不仅生产过程复杂，精密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生产分工也越来越细，生产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或基本单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将具有不同职能的操作划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的判别标准，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从生产技术角度不可再分的生产活动。所谓不可再分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某种生产操作在个人之间不可再分，如两人共抬一个重物；二是指某种生产操作不能再分割开来使得在不同的空间由不同的人完成，如某些金属冶炼过程。反过来说，则不同职能的基本生产操作之间就是可分的，它们在技术上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具体可以表现为独立的基本技术单位（由一个人或若干人组成）。因此，从生产的可分性角度来看，所谓的非专业化（一体化）就是个人或组织（部落或企业等）的生产活动在其生理及组织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包括许多不同职能的操作。所谓专业化就是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所谓分工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专业化和分工越是发展，一个人或组织的生产活动越集中于更少的不同的职能操作上。一般而言，产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分成多少个生产阶段、零部件的生产需要经过多少个工艺环节、最后的总装需要什么质量的辅助性服务，不同产业、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钢铁产业的烧结、炼铁、轧钢等活动往往需要集中在一起进行，属于需要连续生产的产业，其生产的可分程度比较低，因而往往由形成较大程度垂直一体化的企业来构成；在生产的标准化、模块化程度比较高，生产的可分性比较强的产业，如汽车、电子、服装等，企业垂直非一体化趋势就比较显著。

（2）在作为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条件的科技进步因素中，信息技术的影响日益突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跨国活动成本、消除了跨时空交易障碍，为形成国际分工“职能化”提供可能和机会。例如每分钟能处理450万个指令的计算机价格从1980年的450万美元降至1990年的10万美元，到2000年只需1万美元。这样的变化为信息技术、新型管理和研究开发活动的传播铺平了道路。计算机价格和通信费用的缩减还大大降低了跨国经营各环节的交易和管理成本，对跨国增值链的协调至关重要。横向网络大发展，生产在不同的主体间分工不断深化，其中包括分包商、供应商、实验室、管理顾问、教育和研究机构、营销机构及销售商等。由于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生产和其他活动的结构被重组，融入遍布全球的网络。譬如，用来提供及时准确的产品销售信息的条形码技术和销售点扫描技术（point-of-sale scanning）、被零售商用来对货物进行补充定购（replenishment order）的电子数据交换、对小额补货订单进行处理的自动分销中心等促使了生产与营销的分离。在半导体产业中，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还使得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分离。可见，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2．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政策条件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要素的自由流动必须以各国的更高程度的开放政策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席卷了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消费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和经济体制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例如，政府的干预逐渐向市场调节过渡；国家从保护走向开放，或者说从封闭走向开放；国有逐步走向私有。这些既是竞争的需要，也是竞争的结果。在全球开放竞争的背景下，体制的选择不是国家或者企业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市场优胜劣汰、追逐同一竞争规则的结果。(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自由化转变，生产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逐步瓦解。在发达国家，这种自由化带来了金融、电信等高保护、严管制服务业的广泛开放和跨国交易。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自由化已经引起了外资政策从严格控制转为激励的逆变。除了广泛开放保护性行业、订立多形式的投资保障与投资促进协定、私有化国有垄断性行业、大幅度甚至完全撤销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对外资的股权控制外，发展中国家还大举推出财税优惠措施。与跨国公司活动相关的其他各类宏观政策，如贸易、技术创新和竞争政策的自由化倾向同样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政策环境。20世纪90年代，投资体制的迅速开放更加明显地成为全球跨国经营的动力之一。1991—2001年，各国政府共对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7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管制的措施。

由此，原来因跨国投资壁垒而局限在国内的生产分工得以向外拓展，投资和商业规则的国际趋同使国际政策协调成本大大降低，跨国公司与政府间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关系变化，这不仅使跨国公司获得在全球范围分布其生产网络的巨大空间，也增强了其谈判能力。这些条件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价值链分工网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技术条件和政策条件以外，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发展还需要依托于相应的组织条件，而企业纵向非一体化、业务外包方式的普遍运用，则是国际分工“职能化”的最直接的组织原因。

【注释】

[1]这部 分 内 容 部 分 参 考、引 用 了来 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jTlmQo8bWx＿RyDCV0CzIPKeNvX6FXC6yGJradP9w If8w107Wn I-joAIbv8O3wBA3Jw-RQb IsCwbNy6OUA6hRq的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