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为了那一点点烟丝

眼下的青年很难想象旧时捡烟头、收购烟头的生活细节，如若说还曾形成过小小的产业链，那更是匪夷所思的事了。笔者收藏的一幅题为《回收烟头》的老广告画就是这段岁月的折射。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物资匮乏，经济停滞，百姓在缺衣少食的困苦中艰难度日。天灾也好，人祸也罢，全国烤烟量大幅度减产，加之当时一切厉行节俭，各个卷烟厂相继推出了“经济”烟，如天津的经济牌（最低档的“戊”等级）、南京的勤丰牌、重庆的合作牌、郑州的勤俭牌、蚌埠的团结牌、昆明的春耕牌等。香烟品质也一降再降，每包只有几分钱至 1毛多钱，即便如此依旧紧俏，需要凭票供应，云云烟民几乎到了“扛烟刀”的境地，望“烟”兴叹。烟民此时的消费水平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

在“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感召下，人们想到了丢弃的烟头。各地随之产生一批专门捡拾、回收烟头的人，以及制作再生卷烟的烟贩。再制烟卷的生意红红火火，因为比经济牌更实惠的价格对顾客极具吸引力。

捡烟头的人大致分几种不同情况。一是孩子，有些勤工俭学的意味。60年代初的周 日或下午放学的时间，在车站、码头、商业街等熙攘热闹处不难见到一些孩子手里拎着小袋子，四下踅摸烟头，待收集多了换一点点钱。还有偷着学吸烟又怕家长骂的少年，攒烟丝。三是穷困的烟民或是生活简朴的老人。老上海的乞丐将捡烟头形象地称之为“捉蟋蟀”，捡吸者有时为了一个烟头，需紧紧跟住一个吸烟者，甚至要跑上一大段路，捡到的烟头有时是烫手的，烟瘾已经让他们顾不得尴尬了。大画家韩羽在《父子之间的怯意》中回忆：“大约是1960年，父亲到天津看我来了，我说：‘今儿咱们上街吃一顿狗不理包子，再领你去看看美术展览。’……刚走过劝业场，我一回头，见他正弯腰从地上捡烟头。我嚷了一声：‘扔了！你也不嫌脏。’他赶紧扔了烟头，眼神带有惶惑和惧意……”(www.xing528.com)

剥掉烟头的烟纸，把烟丝汇集起来，以每斤五六角钱的低廉价格卖给烟贩，可换回几角零花钱贴补生活。烟贩则将烟丝简单清理筛选，再加价卖给烟民卷吸，卫生状况无从谈起。各地烟厂同样在想尽招数维持生产，有的厂商也回收烟头重新利用，或者研发烟叶代用品、合成烟等，以满足市场需求。

4开大小的《回收烟头》广告是 60年代初期天津有关方面印行的，画中有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正坐在沙发间悠闲地喷云吐雾，硕大的黄色烟圈里写着：“吸剩烟头别乱扔，防止火灾讲卫生，卖给国家支援生产，利国利己好事情。”广告特别提示，天津各烟酒门市部、烟摊均代收烟头。据说，当时用回收烟丝生产出的卷烟有一个风趣、贴切的名字叫“锦卤烟”，各种口味的烟丝什锦杂糅，倒可了却燃眉之急。捡烟头、剥烟丝的窘境大约持续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那佝偻着腰捡烟头的身影在街道上还偶尔可见，但贫困的生活毕竟已经接近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