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珍存有民国初期天津中华百货售品所的广告,其上“敬告同胞,请用国货”的标题非常醒目,述说着爱国商人宋则久创办的售品所曾经的坎坷蹉跎,曾经的鼎盛辉煌。中华百货售品所在天津商业史上书写了40多年的峥嵘岁月。
中华百货售品所广告
八国联军入侵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津大兴实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袁世凯委派的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在天津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成立了工艺学堂及实习工场,首创织造“爱国布”技术。与此同时,陈列相关产品的考工厂在北马路设立,风气大开。1912年 3月 2日,考工厂在“壬子兵变”中被焚毁,重建后更名为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工业售品总所属官办性质,经营策略不多,于是对外招商以谋求发展。
当时正在估衣街敦庆隆绸缎庄担任经理的宋则久(1867—1956),为实现振兴国货的夙愿,以自己仅有的2万多元在 1913年5月 1日接办了工业售品总所,以销售手工精制的日用小商品为主,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中华百货售品所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因时局转换或经营变化曾历经三次更名。
宋则久接办了工业售品总所后励精图治,多方充实国产名优货源,薄利推销,商品品种从最初的300多种增加到 10年后的4800多种。为提倡国货,突出特点,该号于 1923年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到 1937年前后,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分庄已经遍及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商品已达万余种。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日军占领了天津。天津国货售品所大力抵制日货,遭到日本人的仇视和干涉,售品所被迫在1939年改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此后一直沿用了 16年之久。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货实行优惠税收,美货充斥国内,售品所为适应新形势,从 1947年开设了国外贸易部,销售商品中西皆备,于是将字号再度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
说到中华百货售品所的历程,我们不能不重读宋则久的故事。
出生在天津小商人家庭的宋则久,名寿恒,15岁就来到天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后来又在庆祥、隆聚、德生锦等商号参与经商。宋则久在32岁时受聘出任大名鼎鼎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他一直满怀实业报国的情愫,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与他人合股相继创办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公司、报国牙粉公司等。1912年,宋则久又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以振兴实业、强国富民为宗旨,当时会员众多。
放弃敦庆隆优厚待遇的宋则久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实际上冒着很大风险。首先,工业售品总所遇到的是货源问题,当时实习工场的产品不过 300种左右,难以维持商号的生存,宋则久在此时投资或组织造胰公司、织染厂、板纸厂、卷烟厂、家庭手工业社等大小企业,其目的也是为了丰富售品所的货源。宋则久又将眼光投向全国,外设分庄,广泛采办,经过努力挖掘,各地的名特优商品一时间云集售品所。如北京的景泰蓝、宫灯、玩具,广东的药品,广西的白铜铜器,宜兴的陶器,河南的锡器、剪刀,烟台的钟表,保定的酱菜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异彩纷呈。(www.xing528.com)
售品所经营之初便很重视广告活动,力求丰富多彩,宣传国货。1914年,宋则久创办了《售品所半月报》,随报赠送该号所售国货的目录,广泛征求意见,指导市场消费。此后,他相继组织音乐会、新剧团、魔术团等,举办演出、游行、演说活动,一面鞭挞时弊,一面宣传商品。不仅如此,接二连三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大竞卖活动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商业效果。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宋则久竭尽全力积极投身其中,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和整个运动结合起来。在他的组织下,专门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日货(禁售封存)检查团等。售品所与此同时准备了更丰富的国货来供应市场,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大力宣传。“五四运动”中的宋则久顶住了北洋政府以及日本人的重重威逼、谣言、诬蔑、恫吓,坚持一贯的爱国主张,毫不气馁,留下了许多佳话。
随着各界群众爱国热情的不断高涨,售品所也利用这一时机不断发展,经营品种从 1918年的 3000余种,增加到 1920年前后的近4000种,到 1926年达到 8000种左右,同时大为获利。面对熙攘的顾客,售品所应接不暇,因此于 1923年在北马路原址加盖楼房。此时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也为今后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早期天津商业企业绝少雇用女店员,1924年售品所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为顾问,并采纳她们的建议,招收了 10名女店员,在天津传为美谈。
知识与修养决定事业的成败。宋则久早在清末民初就不断出版或发表了 《商务修身浅说》《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 十年商业进行策》《实用经济学》等,对传播商业知识、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1921年,他在天津设立了 12处通俗学校,还出资在天津学校较少的地区兴办了6家宋氏小学。作为一名慈善家,宋则久也曾大量捐助过天津社会公益事业。
然岁月沧桑,好景不长,接连而至的军阀混战让售品所饱受影响,生意每况愈下。1926年3月,在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污蔑宋则久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查封,借机敲诈,售品所停业三个月才得以恢复,致使元气大伤。重新整合资产吸纳新的股本后,售品所改组为股份制公司模式。
20世纪 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初,随着天津商业中心向法租界梨栈一带的转移,售品所在 1931年、1932年分别在梅大夫路(今辽宁路)、董事道(今曲阜道)设立了分号。1935年以后,日寇在华北各地更加猖獗,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售品所在北马路的零售总所因营业萧条衰退,被迫关张,生意转至市内其他分号。
1937年天津沦陷,日本人对宋则久与售品所更加仇视。因为早在 1935年的时候,天津市面便有一种名叫抗日牌的汗衫出售,汗衫上印着妇女在海滨用阳伞遮挡日光的图案。 日本人发现这种汗衫后追查来源,有人随口说是从售品所批发来的,日本宪兵随即以各种借口、多种形式给售品所制造麻烦,并警告售品所不得再使用“国货”二字。为了发展,售品所于 1939年被迫改称为天津百货售品所。就是在如此困境下,宋则久在这几年间还是将分号开到了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为提倡国货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在货源近乎枯竭、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宋则久与售品所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日子,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与市场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民族工商业受到层层压榨。面对不利局面,售品所苦苦支撑,开始少量经销洋货,并在1947年增设了国外贸易部,力争在进出口中获得一些利润,所以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
天津解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总所设在辽宁路(今艺林阁附近)的中华百货售品所获得新生,经过政府扶植,经营情况迅速好转,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商品品种已达万余。同年,宋则久在北京香山病逝,享年88岁。1987年5月,在邓颖超同志的直接批示关怀下,中华百货售品所恢复老字号,新建大楼的营业面积达2200平方米,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型百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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