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现实价值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人口政策争鸣。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还是想方设法放宽生育，成为争鸣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有助于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一）中国人口总数正在逼近国土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

马克思主义人口观认为，一定空间范围能够生活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据研究，中国国土资源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极限规模在16亿左右。^[26]这个数量的人口勉强可以养活，谈不上共同富裕。2008年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今后一个时期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总规模正在低生育水平上继续扩张，向极限规模推进。按现行政策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到本世纪中期人口总量会达到15亿左右，在接近或达到极限规模时实现零增长。虽然实行计划生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能估计过高。调查表明，群众的生育观念总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多生意愿依然强烈；一些地方超生而隐瞒不报问题相当严重；少数髙收入者严重超生造成不良影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有放松迹象；原来有些办法不再适用，新办法受条件限制一时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中国人口控制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把人口总量控制在极限规模以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十分紧迫而艰巨的工作。

（二）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隐患应当引起高度警觉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认识人口。虽然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于其他生物，但毕竟是地球上的一个生物物种，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有限空间范围内的任何一种生物过度繁殖都将同环境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这个物种的衰落乃至灭绝。这是客观规律。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不足、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无不同全球人口过多相关。国内许多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严重污染，有的著名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枯，草原退化，湿地减少，荒漠扩大，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一些矿产资源正在耗竭……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与人多相关。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包括一些流行疾病、地震、水灾、旱灾、泥石流，等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固然由自然原因引起，但损失之大也同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和最近还在流行的甲型HNE流感都一度造成很大威胁。一些地层断裂带、行洪区、地质灾害多发区分布了密集的人口，不宜住人的地方住了人，不宜修路的地方修了路……存在许多生态安全隐患。

以地震为例。地壳运动是必然的、客观的，由此引发的地震不可能由人力加以控制。中国大陆位于地壳不同板块的结合部，存在多种走向的断裂带，地层稳定性较差，全国总体上属于地震多发带。据中国地震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8年中国陆地和近海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次数分别为46次、41次、32次、38次、25次、97次，6年总共279次，其中209次发展在中国陆地，占总数的75%；70次发生在中国近海，占总数的25%。^[27]近30年来大地震多发生在中西部，但是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在上升。1976年唐山地震就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24万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汶川地震伤亡人数高达46.18万，其中死亡和失踪8.7万人。^[28]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人员伤亡如此之多，不能不说与人口密集有一定关系。汶川及周边地区位于断裂带，地貌复杂，本来不太适宜人口定居，至少不应居住那么多人。如果人口没有这样密集，再大的地震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适宜人口定居的地方多已饱和，难以疏散，也不可能大量向国外移民。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环渤海地区，均属有震地带，城市一个连着一个，有的新城市直接建在断裂带上。人口如此密集，一旦发生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这种生态安全隐患应当引起高度警觉。地震不可控，人口可控。除了采取各种必要的防震措施之外，从长远看必须通过人口适当收缩来降低密度，规避和减少遭受毁灭性地震灾害的风险。

（三）控制人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

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矛盾的一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是由人均需要量增加和人口增长两个因素推动的。其中人均需要量的合理增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表现，也是发展社会生产的内在动因。人们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不仅取决于社会生产水平，而且受制于人口增长速度。发展无疑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但是发展需要资源，离开资源环境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过大，在人均需要和人口数量增加的双重推动下，社会总需要急剧扩张，拉动生产不断发展，导致许多资源趋于耗竭。

以土地为例。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的进一步提升对土地的压力空前增大。在温饱阶段，人们主要追求吃穿用的满足。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之后，吃穿用不能减少，还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对住房和家用轿车等方面的需要迅速增长，这不仅占用大量土地来修建住房、道路和停车场，而且消费本身需要更大空间。尽管国内早就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宜像西方国家那样普及家用家车，但是轿车进入家庭的浪潮看来不可阻挡。过去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而不得不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造成类似于恩格斯所描述过的环境问题，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现在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而退耕还林，退湖还田，加之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又引起耕地大量减少，危及粮食安全。全国耕地数量已经减少到逼近18亿亩红线，许多地方还反映建设用地不足。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土地不可能增加，为了从根本上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除了尽可能提高土地利用率之外，还必须严格控制人口。

总之，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总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来满足。只有把人口规模控制住，使主要矛盾不因人口过快增长而加剧，同时不断发展生产，增加供给，才可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人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

（四）走出“减员增效”与“增员保稳”的怪圈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怪圈：一方面，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裁减富余人员；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就业压力，又不得不尽可能增加就业岗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数千万劳动力进入城镇，还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许多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稳定的职业，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近年一些地方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企业关闭，大批农民工被解雇，沦为赤贫。有的人四处奔波求职而无着落，囊空如洗，走投无路。髙学历者就业状况也不乐观。2008年全国大中专毕业生共计1082.6万人，其中14%的人毕业半年后尚未找到工作。^[29]2009年这个比例将会更高，许多大中专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或待业。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口过多。因此，要走出“减员增效”与“增员保稳”怪圈，根本出路就是控制人口。

（五）中国人的愿景是在世界髙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

25年前，邓小平讲中国的小康社会同日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这话反映了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和幽默感。他的愿景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说，日本人口密度也很大，但是早就实现了现代化。似乎中国人多不足为虑。实际上，日本同样存在人多的压力，其人口年均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1970—1980年，日本为11‰，中国为17‰；1980—1990年，日本为5‰，中国为14‰；1991—2003年，日本为2‰，中国为9‰。^[30]中国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石漠化土地不适合居住，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日本。中国有13亿多人口，而且还在增长，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过分依靠外部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何况，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总产量一定时，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如果中国人不甘心自己的雄心壮志始终停留在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希望最终在世界高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必须在控制人口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六）人口自我调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前面引用过恩格斯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无困难地实行人口自我调节的论述，这种调节在恩格斯当年看来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人口调节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发达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均已成为必要，而不能等到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才去无困难地进行。

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1]恩格斯也有同样预言：“根据共产主义原理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2]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想象不到今天的财富是如何涌流，也想象不到今天的人口是多大规模。在他们做出上述预言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在有计划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在有计划调节人口生产方面也有部分国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两种生产还远远没有达到相互协调的水平。(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按照共产主义要求去调节人口，但是应当确立有利于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人口长远控制目标，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有些群众甚至党员怀疑共产主义，认为人口增长和人均需要水平提高双重推动需要总量扩张，无论科学技术怎样进步，社会生产怎样发展，都难以实现按需分配，何况还有空间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这种看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他们提出的人口增长与按需分配的关系值得研究。如前所述，我国现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将来人们不仅会自觉节制生育，而且消费观念也将发生变化，崇尚合理和适度消费，因此能够实现按需分配。如果未来一二百年内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从根本上消除人口对资源环境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让人民富裕程度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将充分显示，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七）力争在21世纪中期实现人口零增长，在22世纪收缩到适度规模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适度人口概念。不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还是全世界，人口控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适度人口。对一个国家来说，适度人口是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社会经济发展能够供养的最适合的人口数量，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来确定。1957年，有人提出中国适度人口为8亿。^[33]后来有一种研究认为，中国要在21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后期的人均收入水平，总人口需要收缩到7亿左右。^[34]中国适度人口究竟是多少？目前尚无公认的准确数字，但可以肯定现在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度规模。人们常常把中国人均资源和财富分别同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比较，不妨同世界和美国比较人口密度。如果使中国人口密度降低到世界人口平均密度，那么中国人口应当在5亿左右；降低到美国人口密度则在3亿左右。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企及的。

人口控制目标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定位是极其宏伟远大的。诸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都只是阶段性目标；最终目标是通过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走向共产主义。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来看，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非常髙；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也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和要求必须有相应的人口控制目标与之配套。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要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35]这只是中短期阶段性目标。从更长远来看，综合考虑国土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定位，中国人口控制的最终目标应当在10亿以内的某个适度规模。为此，要力争在本世纪中期实现零增长，到本世纪末直至下世纪收缩到适度人口。

有一种预测结果是，稳定现行政策不变，坚持到2070年，总人口就会收缩到10亿左右。^[36]这种预测似乎过于乐观，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经过上百年的努力，使总人口收缩是完全可能的。

（八）为实现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而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

如果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口观，认同中国追求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那么在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以前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谓“一胎化”政策，展开来说就是“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在城镇和工矿企业坚持一胎政策；在农村全面推行一胎政策；城乡居民在特殊情况下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允许生二胎；不能以任何理由生三胎；奖励无胎不是鼓励人们不生育，而是对那些因自愿选择或有其他缘由没有生育的夫妇给予奖励，以体现社会对那些为控制人口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夫妇的关爱。

在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以前坚持不懈地实行“一胎化”，是在中国人口逼近极限规模的背景下为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生态安全隐患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得不实行的政策。除非放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准备遭受自然界惨不可忍的报复，否则现在不能以任何理由放宽生育政策。假如脱离国情，脱离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去挑“一胎化”政策的毛病，那不难列出一个菜单。诸如代价很大，侵犯生育权，加速老龄化，引起性别比失调等等，都是这个菜单中可以点击的项目。

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控制人口处于“矫枉过正”阶段，要有风险和代价意识。在适度人口基础上，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比较合理，可谓“正”；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中国人口处于适度规模时普遍多生，在半个多世纪内净增7-8亿人口，远远超过了适度规模，可谓“枉”；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不得不在城乡推行“一胎化”政策，使人口最终向适度规模复归，可谓“矫枉过正”；等到将来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或某个合适的水平后，当然可以实行一对夫妇生两胎的政策。中国控制人口的艰巨任务主要落在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肩上，这需要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广大育龄夫妇给予支持和配合，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有的夫妇在中老年时期独生子女不幸夭折，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虽然在多胎情况下失去子女也很不幸，但是毕竟比失去独生子女后不能再生的打击要轻微一些。这是控制人口的一种风险和代价，只能通过优生优育和采取安全措施尽量降低。同因为人口过于密集而难以避开许多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相比，“一胎化”的代价是相对最小的。同放开二胎的政策相比，“一胎化”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好得多。^[37]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不必像俄罗斯那样担心人口减少。

实行“一胎化”政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的生育权和其他正当权利的关系。生育权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但是人还有其他许多权利，比如衣食住行用方面的权利。不同人的选择倾向有差异。如果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生育权，那就应该立即实行无控制的自由生育。然而，人们要就业，要买私家车，要住大房子，……这些权利又如何实现呢？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处于适度规模时，人们选择的自由度比较大；当人口过多时，由于资源环境的制约，这些权利之间会发生矛盾，选择自由必然受到限制。在目前条件下任凭自由生育，将导致人口失控，无法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将来人口减少后，生育政策会及时调整，人们的生育观念也会变化，那时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将得到充分保障。

中国在21世纪初跨过了老龄化社会门槛，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改善，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增加。实行计划生育对老龄化起了有限的助推作用；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老龄人口比例也会上升，只不过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稍迟一些。中国人口老龄化所以晚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人口总量长期扩张。过去的年轻型、成年型人口是以贫困、人均寿命短和人口总量大大超过适度规模为代价的，这对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实属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健康和寿命上的体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展示。现在出现人口老龄化固然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但是只要把人口总量控制住，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上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应对，而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家财力日益雄厚，可以对城乡独生子女家庭给予更大更多的优惠，比如由国家提供部分乃至全部养老金等等。这样将引导育龄夫妇自觉实行“一胎化”。主张通过放宽生育来稀释老龄人口，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不仅不能防止老龄化，反而可能造成人口失控以致不可收拾。

“一胎化”政策和性别比变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已久；农村某些重体力活依赖男性，有的地方在就业等方面存在性别歧视；在这种背景下实行计划生育，由于政策不配套，不完善，部分人强化了选择男孩的观念和行为；B超等技术手段的不恰当运用则使重男轻女的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事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放宽生育，而是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创造男女平等的条件，更多地关爱女孩，禁止非法进行胎儿性别检查，等等。女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小于男性，她们在孕育和哺养后代方面付出了更多的辛劳。重男轻女是不公平、不文明的表现，全社会应当设法改变这种观念和行为。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事实上，全球人口形势也相当严峻，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控制全球人口。中国控制人口的努力为世界做出了贡献。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中国的人口形势和基本政策，减少误解。应当明确，中国人口政策属于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西方有些人把人口多视为我们的沉重包袱，不希望我们扔掉这个包袱去同他们竞争。对他们的非议要么坚决抵制，要么不予理睬。绝不能因为国外议论而动摇我们控制人口的决心和行动。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