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促进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科学研究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人口学家，人口问题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分析人口问题，形成了科学的人口观。

（一）人口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恩格斯考察了人作为地球上一个生物物种的演变和进化过程，说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在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更加关注人与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家庭、民族、阶级、社会都是由一定的人口组成的，人口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定位。

（二）人口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人的能动性表现为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改善生存和发展条件；人的受动性表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受自然的制约和限制，诸如气候、土壤、水源、森林和矿产资源都会直接影响人的繁衍、生存和发展。

恩格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在于通过劳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他指出这种能动性会产生近期和远期结果，最终可能对人形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反面影响可能招致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这是人对自然的受动性的一种表现。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不要把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5]

人口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还存在条件差异：人只是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上有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能动性，创造财富，因而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消费资料，因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

（三）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生产分为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认为这两种生产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不协调的，存在着物质资料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生产的相对过剩：作为物质财富的商品相对过剩造成严重浪费，而许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却得不到满足；作为劳动力的人口相对过剩表现为产业工人的失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两种过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所缓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充分显露。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人口规律：在任何社会，人口生产都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人口数量和质量都要尽可能适应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其中人口数量存在下限和上限：人口过少，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也不能充分吸收物质资料生产的产品，因而不能保证物资资料生产健康发展；人口过多，不能充分就业，人均消费品数量也不足，因而不能充分满足人口需要。当然，物质资料生产也必须努力适应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同样是一种客观规律。

（四）一定空间内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决定适度人口(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到：“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物质的所有制基础上，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由此得出结论：“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适度的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7]这里所讲的外部限制，主要是指社会条件，特别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任何有限的空间范围的生产条件都是有限的，因而能够生活的人口也是有限的，超过这个限度就形成过剩人口，要么沦为赤贫，要么外迁或被遣送。他明确提出了“适度的人口”概念，比现代西方人口学家提出适度人口概念早一百多年。

从更长远来看，自然条件是制约有限空间人口数量的基本因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居民毁林开荒造成环境破坏为例，说明一定空间范围内自然条件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原有人口的生存，甚至引起他们的外逃。虽然一定空间范围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可以随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最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五）“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

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原话为：“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少，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髙的另一种表现。”^[8]这一论断所表达的思想非常明确，而且也是符合实际的。当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比如一年的总产量不变，生产人口减少，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剩余价值和积累也会增加，减少出来的生产人口可以投入别的行业或企业，从而扩大社会再生产，引起财富的增加，所以国家会愈富。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总人口愈少，人均占有的产品就愈多，因而总体上就愈富。当然，不同人群的实际富裕程度还取决于分配制度。

（六）根据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人口调节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虽然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在局部已经有所显露，但是总的来看问题并不突出。当时地球上许多地方尚未开发，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还存在巨大潜力，世界范围的生产人口总的来说是不足，而不是过剩。因此，他们认为世界人口可以继续增长。更令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已经充分显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他们把推动社会变革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从事社会变革理论研究，而且亲自参加革命运动。他们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也谈到人口调节问题，认为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将面临不同的人口问题，应当根据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人口调节。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在他们看来是导致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据。

恩格斯在1865年给弗·阿·朗格的回信中写到：“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在这封回信中，他还提到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认为通过社会变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在工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将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9]不难理解，恩格斯认为当现有生产潜力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充分开发时，仍然存在生活资料匮乏现象，就应当控制人口。

1881年，恩格斯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写到：“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10]

应当指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给予尖锐批判，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在某些方面还作了充分肯定。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证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11]由此可见，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形成至少起了争鸣对象的作用。当代人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当做出更加公正的评价。

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人口质量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对此，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