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融入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意义

在将近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无疑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同时，整合共同富裕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概括“两个共同”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手段统一起来，制度内容结构严谨完整，包容性强，能够涵盖各方面的具体经济制度，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群体及其作用

先富群体主要包括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农村种养殖能手、有较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部分艺术家和体育明星等。不可否认，有部分人通过邪门歪道先富起来，以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代价，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先富群体中的多数人主要是依靠聪明才智、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们先富的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吸引、示范和带动作用。一些企业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由此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开辟了收入渠道；一些科技人员致富，是因为他们有发明创造或特殊专长，在给自己带来收入的同时增加了社会和他人的财富；一些种养殖能手致富，是因为他们发展规模化种养殖业，同时帮助许多村民一起走上致富道路。他们为全社会成员树立了致富榜样，积累了致富经验，增强了致富信心，展现出国家通过部分先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假设没有这些人先富起来，那中国人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只能会更远，恐怕还在温饱中度日，甚至在贫困中挣扎。

（二）在科学分析共同富裕目标基础上合理选择缩小收入差距方式

由于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几千年不均衡发展造成的城乡和区域差距难以在几十年内消除，加之具体制度不完善，行为规范不健全，在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小康阶段上，同过去贫困时期或温饱阶段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是不奇怪的。现在离共同富裕目标的差距毕竟缩小了。换句话说，小康阶段的收入差距可能比温饱阶段有所扩大，但是全民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因此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近一些。在新一轮改革中，要更加注重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主要应当通过把财富增量更多地用于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来实现，而不是在现有财富存量中搞劫富济贫，更不是剥夺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如果为了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大幅度强制无偿征收先富者的财富，然后分给其他社会成员，不仅会严重挫伤先富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人口基数太大，实际上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全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

（三）坚持和完善先富带共富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提出的通过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构想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至少已经取得部分成功。要总结经验，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做法制度化，形成先富对共富的带动制度，绝不能因为暂时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放弃先富带共富的构想和做法。要坚持允许和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继续通过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劳动、合法经营保持先富态势，提高富裕水平。进一步拓宽致富渠道，规范致富方式，克服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致富的现象。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主要是通过开拓创业，增加社会财富积累和就业机会来实现的。鼓励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在正常消费的同时，把高收入用于再生产和技术创新，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这是对共同富裕最有效的促进和带动。做好对不同阶层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特别是加强税收调节。对通过征收所得税等税种而形成的收入，主要应当用于帮助中低收入者创业增收，真正发挥从两端调节收入的作用。

（四）构建有利于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制度

为了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发展。只有全社会成员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发展，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尽管现阶段还难以完全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致富条件差异，但是努力为他们提供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的公平机会，改善致富条件，是必要而可能的。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就业的条件下，劳动者能力差异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富裕程度。除了先天因素之外，劳动者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教育。为社会成员创造公平的教育培训机会，尽可能缩小他们的能力差异，对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各级学历教育应当通过资源调整和重新配置，逐步消除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异过大的现象，尽可能为青少年提供同等优质教育，以利于他们全面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共同致富。

（五）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改进按劳分配制度

在微观层面，一些单位对劳动贡献的考核方法不够科学，工资标准不够合理，收入明显偏离劳动贡献；针对这些问题，要在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加强和改进对劳动贡献的考核，制定更加合理的工资标准，使工资更准确地反映劳动贡献。在宏观层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不仅没有按照十七大以来的要求提高，部分年份反而呈现下降态势；针对这些问题，要通过制度和政策来调节税收、利润、工资比例，稳定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有所提高。

（六）完善财产性收入制度

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表现为投资企业带来的收入、购买和出租房屋的收入、股息和存款利息等。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规范收入获取方式，更加珍惜和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的私有财产和收入，鼓励人们通过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增值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对一些先富起来的人通过种种途径把财富转移到国外的行为应当实行严格限制，可以考虑征收高比例的财富出境税。对奢侈消费则应适当限制，至少不应鼓励。

（原载《岭南学刊》2014年第4期）

【注释】

[1]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3页。

[2]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3]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1-1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6]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13页。

[7]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42、80页。(www.xing528.com)

[8]PaulA.Samuelson，William D.Nordhaus：Economics-16th ed.Copyright　1998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343.

[9]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1982年：　《自由选择》，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1～152页。

[10]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11]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114页。

[1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263页。

[13]根据1995—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和《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萧琛主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有关资料计算。

[14]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54、55页。

[15]韩兆洲、魏章进：《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6年第1期。

[16]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低工资制度不断完善 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200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

[17]秦佩华：《给超时无薪加班亮红灯》，2007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http：//www.molss.gov.cn.

[1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

[20]图2资料来源同表1，这里的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

[21]陈清华、王友广、方福康：《中国多部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9期。

[2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2012年2月9日《人民日报》。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

[2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1页。

[25]国务院办公厅：《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营养学会网，http//：www.cnsoc.org.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