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基尼系数衡量分配公平的局限

基尼系数是反映国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状况的一项简明指标，把它作为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主要存在以下局限。

（一）把收入平均化作为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形成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一些西方学者从结果均等来衡量分配公平，把公平等同于平均分配，实际上以基尼系数等于0时的情况作为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或参照系。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认为价格机制有利于效率而不利于公平，他所理解的分配公平就是收入平均化。^[1]美国学者奥肯说：“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给每个公民以国家收入中平均的一份，会使每个公民加强对道德价值的认识，对公民之间互相关系的认识和对社会全体成员都有相等价值的认识。”^[2]他把选举表决中的一人一票与收入分配中的一人一份进行类比，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米尔顿·弗里德曼明确区分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认为人身平等、机会均等与自由、效率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冲突，只是把平等理解为结果均等才同自由、效率相抵触。他虚构种种情况来质疑和讽刺结果均等：给缺乏音乐才能的人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其天分不足，同时剥夺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受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让拳王阿里和普通码头工人拿一样的工资；要赌场里的赢家把赢得的钱还给输家以求公平；等等。^[3]这种意见从反面说明一些西方学者是把分配公平等同于结果均等。由于把公平等同于平均分配，而平均分配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公平与效率之间必然发生冲突。有些文献对分配公平的解释较为宽泛，不是指绝对平均，而是指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比如基尼系数在0.3左右被认为是分配公平的表现。按照这种宽泛的解释，效率与公平之间没有必然冲突。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公平定义为平均分配，也没有把平均分配当作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诚然，现实中有人把公平等同于平均分配，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平均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有的人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或者收入差距较大，就认为是不公平。这是对公平的一种极其狭隘的认识。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平均主义思想和分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主流思想并不把它视为分配公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以承认人们的劳动贡献大小差异为前提；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也承认人们需要的差异，而不是绝对平均。因此，把平均分配作为衡量分配公平的基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二）基尼系数主要反映收入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状况，并不能直接衡量分配制度和方式对社会成员是否公平(www.xing528.com)

假如某个国家10%的人口拥有90%的收入，另外90%的人口只拥有10%的收入，这种结果表明总收入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不均，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值很高，通常认为是不公平分配的结果，但是从中看不出分配制度和方式的不公平问题。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分布状况取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多种因素，不公平因素可能存在于初次分配或再分配的某个层次和环节，也可能存在于各个层次和环节。基尼系数只反映收入最终分布状况，不反映分配制度和方式本身公平程度。如果说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宏观层次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那么它很难反映微观层次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通常在微观层次计算基尼系数没有什么意义。

（三）基尼系数的统计和计算比较困难，容易出现失真

在现实中，要准确计算基尼系数，必须在社会范围内调查了解人们的真实收入，通常要按照收入水平将人口分为若干组，调查各组人口拥有的收入比例，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中国人口众多，个人收入通常处于保密状态，几乎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收入状况。即使是所谓权威的计算结果，也只是进行了范围非常有限的抽样调查，结果不一定真实。例如，中国10%的人口的绝对数有1.3亿以上，几乎不可能调查清楚每个10%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的百分比；即使调查了解清楚了，由于10%的人口绝对数太大，其中也存在相当大的分配差距，计算的基尼系数不一定具有广泛代表性。

不可否认，基尼系数在反映收入分布状况方面有一定实用性，但是它不是衡量分配公平的唯一基准，甚至不是充分科学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