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和传播活动中，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比较常见，其中抄袭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侵权行为。多年来，社会科学界为反对抄袭行为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行为已经从根本上得到遏止。例如，一些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部分课程考试是写作论文，不少学生直接从网上下载文章，稍加修改后就当作自己的论文上交，教师或者未能发现抄袭问题，或者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不给予处罚，照样评定成绩。在一些学校，学生通过抄袭来完成课程论文几乎成为普遍的做法。某单位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发现一些论文有大量抄袭，有的指导教师竟然为学生辩护，说这属于对他人作品的正常引用。在一些报刊上，存在抄袭问题的文章时有所见。有的作者发现自己的多篇文章被他人抄袭更名发表，将自己的原作和抄袭文章的复印件一起寄给编辑部，要求对抄袭者给予批评和谴责，编辑部却不予理睬。这些问题说明，抄袭早已不是个别行为，某些学校和报刊的姑息也对其有所助长。看来需要提高对遏止抄袭行为的认识，尤其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
抄袭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全篇或大段抄他人作品，多的达数千字以上，少的也有几百字，只做个别文字改动，不以任何方式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就当作自己的文章来发表，或充当课程考试论文或学位论文。这种抄袭的性质纯属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第二，全篇或大段抄他人作品，但在参考文献中列入被抄的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等项目。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介绍或评论他人作品，而是把他人作品的大量内容直接变为自己的作品或其组成部分，尽管指明了他人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但性质也属于抄袭，而不是正常引用，只不过其严重性低于前一种情况。虽然社会科学作品被抄袭后，原作者不丧失作品的知识产权，但被抄袭的部分往往是原作较有新意的内容，其原创性和社会作用势必受到抄袭作品的不良影响。抄袭者没有进行独立研究，把他人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作品，属于不劳而获。抄袭不仅侵犯了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而且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在理论界和教育界的一种极不光彩的表现。
教育界要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确立抄袭可耻的理念。针对抄袭问题，建立课程任课教师和论文指导教师责任制，发现抄袭问题及时处理，包括给予批评，取消论文成绩或答辩资格等；教师不及时处理乃至姑息，最后由他人发现抄袭，应当对教师给予相应处罚。在报刊和出版社编辑部，责任编辑有义务加强对抄袭行为的监督和查处把关。信息技术固然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揭露抄袭行为提供了有力手段。现在已经开发出比较成熟的查抄软件，报刊编辑在审稿时进行查抄，学校对学生论文进行是否存在抄袭问题的检查，都能有效防止抄袭。在学位论文答辩前、报刊文章发表前、学术著作出版前，分别进行反抄袭检查，应当成为一项制度。
作者理当自觉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作品的知识产权，必要时对他人的严重抄袭行为提起诉讼。报刊可以发动广大读者对抄袭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定期公布经检查发现的抄袭文章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建议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加强对社会科学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建立对抄袭等侵权行为的公开谴责制度，定期公布通过社会举报、作者投诉等途径发现并经核实的抄袭行为，给予谴责。至于非法盗版、剽窃他人作品等侵权行为，都应依法以适当的方式追究责任。
（原载《理论月刊》2011年第4期）
【注释】
[1]作者在《岭南学刊》2007年第1-6期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研究”专栏，连续发表6篇论文，本文为第1篇。
[2]何炼成：《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9期。
[3]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4]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起点的认识有分歧。例如，美国学者罗宾逊认为全球化起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中国学者房宁认为全球化起点可以追溯到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进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本文称全球化始于近代的依据主要是近代工业革命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前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力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参见何顺果主编：《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6]除了这三大规律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前者多用于解释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后者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因此不纳入本文讨论。
[7]参见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6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求是出版社198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8～7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12]郑志国：《论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岭南学刊》2007年版，第3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2～2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76页。
[16]庞巴维克根据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所造成的危害大小将其分为四个等级：引起死亡、严重损害、暂时损害和略感不便，这主要是对物质需要而言（[奥]庞巴维克著，陈端译：《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9页）；马斯洛的五层次划分更为全面，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美]马斯洛著，马良城等译：《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8页）；本文不同地方使用人类需要、人民需要和人的需要三个概念，其中人类需要对人类总体而言，人民需要对世界、国家和地区等不同范围而言，人的需要对个体而言。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
[18]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3页。
[19]巴巴拉·沃德等主编：《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37、267～277页。
[20]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 《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21]参见刘思华著《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46页。
[22]樊纲、苏铭、曹静：《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23]《我们共同的未来》，第23页。(www.xing528.com)
[24]参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5]参见郑志国：《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26]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8页。
[28]郑志国：《股份制：公私因素整合与扬弃》，《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9～60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5～49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3～294页。
[32]国内有关文献往往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否定或低估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这样就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归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解释两种社会在生产关系层面的趋同现象。参见李昆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报告（2006—200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01页。
[33]资料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995—2010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http：//www.stats.gov.cn.
[34]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31页；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36]《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221页。
[37]参见赫尔德、罗西瑙等，俞可平等译：《国将不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38]饶戈平、张献主编：《国际组织通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39]李东燕编著：《联合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4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2009年国际统计数据。
[41]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9、181～182页。
[4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9页。
[4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0、339页。
[46]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9页。
[47]巴巴拉·沃德等主编：《只有一个地球》，第41页。
[48]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49]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233页。
[5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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