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国内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3]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的流传的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一些学校经济学专业的领导和教学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坚定信仰，有意无意限制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是它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来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发展落后于实践，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未能得到应有的拓展和深化，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明显不足，对广大实际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的吸引力逐步减退。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正如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和一劳永逸的一样。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政治地位，还是它在各个学科的学术地位，都必须以它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为基础。只有科学的真理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和信奉，也才能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之后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指导作用。它自身必须与时俱进，随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和丰富，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保持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先进性，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指导地位。如果一种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逐步落后，随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成为一种常识，那么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先进性却会下降，在现实中的作用也会减退，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应当表现在：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严密完整而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能够对现实经济中的各种新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指导性预见和建议。在19世纪中期，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刚刚被创立的时候，由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和趋势，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其科学性大大超过了西方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和宗旨是，当不涉及阶级关系时，为全人类服务；当涉及阶级关系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旨在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难以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增进他们的利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他们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们除了根据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做了某些预见和设想之外，没有也不可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虽然以《资本论》为经典代表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但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限于说明为什么和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看来，探讨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列宁根据他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做了一些研究，但毕竟实践的历史不长，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非常有限。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长一些，开始认识到某些规律，但其实践基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影响。应当肯定，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前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所贡献，主要是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方法，形成的一些认识填补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空白。当然，基于前苏联计划经济实践的某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它们流传到我国，在一个时期内对人们的思想形成一种束缚，经过我国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长期探索之后才得以逐步解除。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对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的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站在21世纪的时间纬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说它的立场、方法和基本原理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保持着科学性和生命力。但是也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同现实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科学性、先进性方面存在以下不足和问题。(www.xing528.com)

首先，理论体系和内容结构随实践的发展而暴露出某些缺陷。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中期作为一种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学说出现时，其理论体系是相对完整的。它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诉求，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是到了20世纪，当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原来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显得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了，缺乏直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内容成为体系结构上的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在20世纪上半叶由列宁斯大林和前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而得到某种弥补；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充实了许多重要的新内容，但由历史造成的理论体系和内容结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从国内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来看，内容结构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在逻辑上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显得比较单薄，一些公认的共性范畴被放在资本主义部分，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许多新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

其次，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一定局限。比如劳动价值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多次争论，特别是近几年，全国各地不知召开了多少研讨会，发表了多少论著，其中很多属于低水平重复研究，甚至不同作者的文章标题也完全相同。通过争论形成的新共识不多，即使有些好的成果，也得不到广泛认同，未能吸收到教科书之中。学术争论本身是件好事，任何学科都有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暴露出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局限。一些论著满足于引经据典，随意解释和引申，诠释多于探讨；有的研究停留于抽象分析，对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属于公理，不需要用事实来检验。这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其科学性的怀疑。

再次，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同近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在近代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当代是否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具体有什么表现？除了这些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哪些新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不断克服危机、保持经济长期发展？怎样看待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缩小，而落后国家人民长期贫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标准和界限在当代趋于模糊，有的标准不再适用，划分两种社会的科学依据究竟是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有哪些社会主义因素，发展趋势如何？当代资本主义怎样向发达社会主义演化？对这些问题，国内外有不少研究，但是结果并不那么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中期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在20世纪初又说它已经腐朽和垂死，但事实上它直到21世纪依然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如果不从理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分析，不修正原来的某些结论，就难以赢得人们的信奉。

最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每当中央就某个重大经济问题作出新的决定或决策，理论界就有人说又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比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被认为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与其说是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政治决策。从学术上讲，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就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认识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只不过我们当时采取批判态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通过本国的反复实践，才普遍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无疑具有重大实践意义，但是从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来说，主要是对来源于两个方面的理论观点给予承认、理解和拓展：一是马克思原来提出的概念和思想，过去认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现在认为适用了；二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过去认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认为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研究成果对充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原创性不足，对其学术意义不能估计过高。1992年以前，国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长期受到批评，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外；后来中央肯定了这种理论，才成为主流意见，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股份制、非公有制经济等范畴的认识也是如此。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实践并不奇怪，但国内一些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对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主张往往是先批判，后来当中央文件肯定这些观点和主张之后，他们才被动接受。这种变化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无可非议，但也说明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同志思想不够解放。目前的理论现状明显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比如，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两大部类结构理论却长期停留在马克思研究的水平上，用来分析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存在明显的局限，人们只好借用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三次产业划分理论和其他产业结构理论。又如，我国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借鉴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方法和主张。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有一些研究，但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手段的分析不够深入，定量分析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