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性统计特征分析简介

表5.3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加权平均名义关税率tariff从1998年的18%下降到10.65%，这显示了中国在加入WTO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尽管关税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有些行业仍旧有着超过30%的高关税，另外关税水平的离散系数（标准差／平均值）依旧很高，为0.79，这反映了我国征收关税的税目较多，商品间的税率差别较大的现象。赫芬达尔指数hfdl是行业集中度的指标，36个行业的平均值为0.26，中位数为0.2^[7]。这也就说明我国各行业虽然不再是国企一家独大，但是垄断程度依然较高，这也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进口需求弹性均值为－2.56，说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并非像陈勇兵等（2014）所言那样缺乏弹性，不少行业对于价格的反映较为明显，不同行业的不同进口价格弹性也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各行业中存在力量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所导致的。表5.3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政治影响因素变量的情况，36个行业平均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4位，拥有约2位中央党政机构官员，平均的慈善捐献约有3 000元，超额管理费也接近3 000元。另外，平均有10个行业遭受过外国政府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自由贸易协定内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比例约为22%。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由表5.4进行描述。

表5.3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续　表

表5.4列出了不同行业的关税和政治影响数据。从表中可以发现，在那些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中，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政府官员的平均数量往往要超过总的平均值。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和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是平均拥有官员数量最多的两个行业，有7位中央党政官员在该行业任职过。与之不同的是，在那些需要较高技术的行业中，如医药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数量往往高于总平均值。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是平均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最多的行业，平均拥有9位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样，观察外国利益集团的两种政治影响方式的数据可以发现，相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例如仪器仪表制造业，更加依赖于进口。金属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是遭受国外政府反倾销调查最多的行业。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影响机制中，究竟哪种方式才是国内外利益集团用来影响中国政府这一问题正是本书要研究的。(www.xing528.com)

表5.5首先按照数值大小由低到高将各个政治影响变量都分为五组，随后列出了各组的平均关税幅度，并且将第1组和第5组进行t检验。从表5.5中可以发现，随着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加深，关税也在逐步提高。这初步验证了命题1并且暗示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可能正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方式。另外，随着行业受到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的增加，关税在逐渐下降。这初步验证了命题2并且暗示外国利益集团可能利用母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来影响东道国政府的决策。但是，这两种假设的政治献金类型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关税的显著变化，初步说明了政治献金可能并不是国内利益集团在中国的主要影响方式。外贸依存度与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关系，初步说明了这两种方式可能并不是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主要影响方式。

表5.5　基于不同政治影响机制的关税幅度

注：首先将各个政治影响变量的观测值由低到高分为五组，随后列出各组的平均关税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