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进口钢材带来的冲击，国内三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宝钢、武钢和鞍钢首先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政治需求”，希望政府能够对他们的主要产品——冷轧板卷提供保护。随后，当美欧大国均采取钢铁保障措施，从而使得国内整个钢铁行业面临巨大威胁时，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组织下，5家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联名再次提出保护申请，从后来原外经贸部发布的公告来看，这两次申请涉及国内生产者6家、国内进口商20家、国内用户263家。应该说，此时整个国内钢铁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诉求便是让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使得钢铁价格上涨并且重新夺回一定的市场份额。
另外，这两起案件还涉及国外生产商50家和国外出口商16家，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将产品卖到中国的目的是相同的，便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当中国政府宣布将会对冷轧板卷以及其他钢铁产品进行反倾销和进口保护措施时，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此时，这些国外钢铁企业便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中有的向中国政府提交书面材料，有的积极参加听证会陈述观点，有的则联合自己母国的驻华使馆当面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无论表达诉求的形式如何，作为利益集团，这些外国钢铁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使得他们能够继续有利可图。
除了钢铁行业中的两个利益集团之外，这两起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那便是钢铁下游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从上节的影响分析中可以看到，以汽车和家电行业为代表的钢铁下游企业承受着钢铁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源头便是中国政府所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不过，他们并不向外国钢铁企业那样在案件调查期间进行利益表达，而是当贸易保护措施实施后他们确实感受到了成本压力之时才逐渐形成利益集团的。钢铁下游企业由于行业分散，企业各有特点，因此在组织方式上也没有像国内钢铁利益集团那样具有凝聚力，而是首先根据自己成本的结构“各自为战”。但是，当几乎所有钢材价格都开始快速上涨时，他们也开始了“联合行动”。例如，在钢材价格刚开始上涨时，类似无锡小天鹅集团和广东格兰仕集团这样的大型家电企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他们通过提高产量摊薄成本的方式，仍旧有利可图。但是，当价格上涨20%以后，钢铁下游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开始了“抱怨”和“请愿”。《经济观察报》对原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进行探访时，便得到这样的回答：“这么快就对保障措施作出调整，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下游家电企业呼声很高，自2002年5月临时保障措施以来就没有停过。”[16](www.xing528.com)
三个利益集团在这起“入世第一案”中互相博弈，他们都有各自的“政治需求”。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只是对某个行业有求必应，没有系统考虑到自己“政治供给”带来的整体影响，一方面可能造成政策反复，另一方面有可能造成过度保护，就像目前钢铁行业便由于国家的长期保护而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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