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献金的影响：利益集团的方式

根据第1章中关于政治献金的定义，即所谓的“献金”都是针对竞选人或竞选党派而进行的一种资金或者有价物的提供。在西方国家，政治献金是被法律允许和保护的，政治行动委员还会专门记录各个政党所获得的政治献金来源、数量以及用途。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存在竞选的概念，因此并不存在上述概念下的政治献金。不过，如果将政治献金的定义稍稍拓展，变成较为广义的政治献金的话——即“个人、工会、公司社会协会团体、（无）党派组织对政府部门进行金钱或有价物的赠与、捐赠、借贷、垫付、储存甚至贿赂”。那么，中国非但存在着形式各异的政治献金，而且数量可能远超过其他国家也未尝可知。

从具体形式上来看，戴亦一等（2014）研究发现每当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换届之后，该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的倾向以及规模都会显著提升，而这种捐赠又确实能够在以后为上市公司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因此，他们将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看作是一种企业购买政治关系、实施政治影响的一种政治献金。图3.5刻画了201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中上市公司的总慈善捐赠的对数值，从该图中可以发现一些传统行业，例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慈善捐赠规模较大。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和开放度较低，进入这些行业需要一定的门槛，一些企业想要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得到政府的许可或者支持。杜兴强等（2010）将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费划分为正常的管理费用和超额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用往往被民营上市公司用来进行寻租，以获得融资、税收以及行业壁垒等方面的特权与支持。他们将这种用来寻求建立政治关系的灰色、非透明费用看作是政治献金的一种。同样地，Cai等（2009）也研究了公司管理费中用来寻租的部分。他们并没有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而是对中国31个城市中的3 470家企业进行了调研，以这些公司会计账簿中记录的娱乐和交通费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司所记录的娱乐和交通费用，大约占到每家公司销售收入的2.6%以上，远远高于日韩企业0.5%的比例。并且，如果政府的行政约束越强，政府服务质量越低下，则企业的娱乐交通支出越高。他们认为，这说明了娱乐和交通费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政府保护和寻租的。

图3.5　2010—2012年36行业中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数值

注：工业行业分类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上市公司的行业归属按照《2012年第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的分类。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从公司的角度探寻政治献金的蛛丝马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而从一些腐败官员的行为出发进行了分析，则是自上而下地证明是否政治献金存在于中国，并且影响着中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表3.8统计了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到2015年4月，被正式提起公诉或者定罪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名单、原行政职务和政治身份，以及公诉书或者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官员要么是地方大员，要么是中央实权机构领导，部分官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强大的行政权力。他们无疑是国内外各个利益集团争相影响的目标，从表3.8中记录的这些“落马”官员的被公诉或者审判原因来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是重要的一项。高达千万元以上的巨额贿赂不可能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进行行贿的主体一定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才会一掷千金，铤而走险。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了政治献金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而存在。(www.xing528.com)

表3.8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落马”的副部级官员

续　表

注：表中统计的是十八大召开以来至2015年4月，被正式提起公诉或者定罪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被公诉或审判原因均摘录自正式的公诉书或者审判书中的内容。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具体地址为：http：／／www．ccdi.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