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税收调控措施：提升经济发展

税收是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非居民强制课征金钱或实物，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如税收、发行货币（铸币税）、发行国债、收费、罚没等等，但是，税收收入所占比重最大。

一般来说，税收有6要素，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目、税率、减免税。纳税主体，即由谁缴纳税款。征税客体，即对什么产品或行为征税。

税收调控政策本身具有示范和引导效应，政府采取增税措施来实施调控，表明政府在总量上欲实行紧缩政策，或在结构上实施限制性政策，从而引导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

对于经营者或企业来说，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利润且最大化，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展开的。根据企业核算的原理，得出等式①：利润=收入-支出，支出中包含所得税、契税、印花税等多种税收。增值税在税收理论上，是价外税，不属于企业支出，但是，在经营者的心里，和其他税种一样，是企业负担，因此，在这里计入支出中。

为了突出说明税收对利润的影响，我们把税收部分从支出项中拿出来，单列为一项，因而，原支出项分为税负和（非税）支出两部分。据此，上述等式①转为等式②：利润+税负=收入-（非税）支出。如果等式的右端差额数值一定，那么，左端的两项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税收政策对投资与经营能取得直接的效果。

税收变化，会影响投资、生产、消费、需求等方面。对税收加重的行业，投资就会减少；对税收减轻的行业，投资就会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理论上说，在产品销售价格与成本的差，越小则利润越少。当该差小于或等于0时，经营者无利可图，就会停止生产。

6.3.2.1　税收措施调节经济运行的优点

首先，税收措施直达“病灶”，作用准确。税制要素主要包括纳税人、课税客体、税基、税率等项。纳税人是“纳税义务人”的简称，也叫“纳税主体”直接富有纳税对象的单位和个人，表明国家直接向谁征税或谁直接向国家纳税，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大类。这说明，国家要扶持或抑制某个行业发展，通过纳税人改变可以直接作用到本行业。

其次，见效快。通过税制要素的调整，可以直达行业主体。例如，2007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农业增收亿元，对农业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

再次，力度精确。通过税基、税率的调整，可以精确地把握加税或减税的力度，从而提高调控经济的精准度。例如

最后，税务部门能执行到位。税务部门的日常税收管理，深入到企业内部。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库存多少、中间产品、生产流程、技术工艺、生产成本等等，方方面面，税务部门通过企业账册，与实地查验方法，实时掌握这些情况，并且清清楚楚。税务部门的职能就是执行税法，税收调整政策是常见的。因此，税务部门能够落实到位。由此可见，税务部门可以适当多地执行经济调节任务。鉴于以上优点，税收可以成为理想的行业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序制约下，扩大税收调控经济的范围、力度、灵活性。有限增大税收弹性，只要符合宏观经济的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就可以运用税收弹性。

税收具有严肃性，美国的税收改变，必须国会批准；中国的税收改变，需要全国人大批准，或人大授权国务院操作。由于税收的严肃性，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当予以程序性限制。首先，根据中国的政策环境，国务院出台的税收政策，时间长度不应超过1年。其次，保证税收基本面稳定，即90%的行业、90%的企业，其税收负担不变。

6.3.2.2　创新税收调节措施

为了精准地调控经济，我们要精准地设计税收措施，或者创新税收措施。首先找出问题所在的环节，据此确定征收环节。

一是开征新税种。1991年开征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于2012年底作废。停征某税种，其税收意义等同于开征新税种，但作用相反。开征新税种的优点，是范围广泛，选“点”灵活。不足是，程序要求较为严格。类似的，可以调整税目，如消费税，过几年就要调整一次税目。

二是产品分时段差别税收。为了加速某行业的淘汰，可以对该行业产品逐年加重税收。

三是投资分时段差别税收。不同时段投资形成的产能，其产品实行差别税收。新增产能的产品，其税负不同于原有产能。例如，当前某行业出现投资过热时，可以对新增产能的产品课以重税，以此抑制投资过热。这样的好处是，对原有产能不产生税收影响。

四是不同区域差异税收。为了促进某规划经济区域的发展，例如雄安新区，可以对该区域实行税收优惠。

五是生产技术不同差别税收。国家要推进一项新技术，可以对应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减税。如新能源汽车。三新技术产品。

对于突然暴涨的行业，即需求突然放大，因而投资、产量都迅速扩大，出现产销两旺情况，应当通过加重税收手段，做到两点：一是控制该行业规模，不要出现盲目扩大，即规模扩大速度受到调控而适宜，避免出现产能超前扩大，严重过剩而冲击宏观经济。不要一哄而上，因多而变 “臭”，而后随之因多而 “亡”。二是通过税收分享其超额利润，增大财政调控手段的筹码。

在制定税收调控措施时，可以设计成几个税收措施的组合，以平衡单一税收政策的副影响，增强调节力度的精确性和调节点的精准性。

案例6-4　铁本事件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18公顷，拥有1000多名工人，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为了让铁本大发展，戴国芳决定倾家荡产上高炉项目。3年后，铁本的高炉项目建成，戴国芳当着数千工人，面对高炉长跪不起，泪水与汗水交混而下。这一年是铁本的腾飞之年，全年的钢产量猛增到10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资产为2.2亿元。

2001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各种能源全面紧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最紧俏的两大物资。在钢铁市场上，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年到6年，这应该是钢铁人一生难遇的大行情。大型国有钢铁公司纷纷宣布投入巨额资金开建新项目，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2001年前后，铁本已经是常州市的一个大企业，上缴利税排名全市第二，戴国芳的设想一提出来，当即获得了市政府的响应。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

2002年5月，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1倍多一点的新厂，它的主体建设是两座高炉和一个14米深的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的宽厚板，总投资额为10亿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然而，在有关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加码到400万吨级、600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级，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产品定位为船用板和螺纹钢等较高档次产品。840万吨的规模，已足以让铁本跻身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的行列，当时全国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厂只有宝钢和唐钢两家而已。(www.xing528.com)

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260多家，平均规模不足年产70万吨，其中200余家的平均规模还不到年产10万吨/年，“散、乱、小”的问题非常突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1329亿元，投资同比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

2003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2004年1月，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根据他的预算，到5月底，钢厂的第一只高炉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

自上年12月国务院通知下达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然增长了43%，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107%。

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停工令。

3月底，国务院领导抵达江苏，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4月初，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4月19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

1.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

2.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3.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4.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5.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此外，还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签署每年购买700万吨铁矿石的长期订购协议。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谢企华宣布，宝钢打算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元到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

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投资将超过200亿元。其他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也纷纷启动新项目：本溪钢铁集团与浦项合作，启动了冷轧板项目；鞍山钢铁集团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唐山钢铁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则与世界最大的矿产资源企业必何必拓公司分别签署300万吨铁矿石的订购协议。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就在戴国芳被拘押3天后，在距常州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约17亿元人民币）的钢铁项目举办热热闹闹的奠基仪式。公司总裁毛思民说：“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不到1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苏州工业园区则透露，博思格的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前后只用了7个工作日。

从全年度的行业数据来看，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受到短暂控制。可是从6月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纪录，至10月突破日产80万吨，达到80.44万吨。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亿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4.12%。2005年，全国生产钢材3.71亿吨，同比增长24.1%。在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则猛增到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

从现有资料看，行政手段及司法部门介入，处理铁本公司问题，给铁本公司、常州市经济财政、市场预期、宏观效率等，均带来冲击。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钢铁生产行业主要存在两大问题：投资过热与“小炼钢”比例过大。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设定税收调控措施。

一是对新增产量加重税收。以2003年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量为标准，超出的部分按加重税率征收。税率加重多少，根据当时情况与预期确定。

二是规定起步产量标准，对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加重税收；也可以制定税收“起步价”，比如按年产30万吨设立起步价。至于税收加重的力度，和起步价的高度，以影响少数企业，不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为准。上述两类政策，可以在2003年12月出台，从2005年开始执行。

通过预期税收的办法，促进钢铁生产行业平稳发展，保护有竞争力的企业，驱赶小炼钢企业兼并重组，保障本行业软着陆。

近几年，中国经常采取减税措施，这是为了应对经济下行风险。首先，减税有利于缓解企业困难，保护企业生存。其次，减税有利于保护就业。再次，减税有利于吸引外资，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博弈。但是，面对市场疲软，减税难以刺激、显著扩大投资。要想达到预期的减税效果：首先，减税的同时不减少财政支出。因为，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因而，若要维持原有的财政支出规模，势必要实施赤字财政。经济疲软，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增加或产能闲置。其次，扩大最终消费，才是解决经济下行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