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辨析研究期内，我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空间格局及动态变化，本章首先将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度划分为低水平协同程度、较低水平协同程度、较高水平协同程度和高水平协同程度[4]。其次以2011年、2014年、2017年为时间节点对各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程度进行划分。最后结合东部、中部和西部将各省域进行归类。划分及归类结果如表6-3所示。
表6-3 我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度分组结果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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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3可知，我国省域创业生态协同水平在空间上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且差异明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特征具有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需要各要素之间的密切配合。相对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由于其长期的区位优势，经济更发达，创业活力更高，协同要素在创业生态系统中流动更顺畅，因而其协同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横向分析表6-3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较高区域逐渐向中、西部移动，而东部沿海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有所下降，但大多省份处于较高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东部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和资源（资金和技术），吸引了大量的初创企业；然而，大多省份由于处于良好的协同状态，趋于“饱和”的发展模式，使其的演化呈现疲软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如，近几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内迁”，将制造业从珠三角向江西、安徽、重庆等地迁移。与此同时，高铁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中西部地区人力、货物、资金等要素流动的成本。以贵阳为中心的“中国硅谷”更是为西部地区的创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中西部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处于良性进化态势，且势头较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宁夏等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空间变动波动比较剧烈，这是因为制度环境会制约创业活动质量（Baumol，1996）。创业生态系统强调自我增强的力量以及相互依赖性（Malecki，2018），创业生态系统薄弱的地区可能更依赖创业以弥补创业支持政策的缺失，并提高其创业效益（Szerb et al.，2018）。上述分析表明，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扶持是很难实现创业生态系统的高效协同，因为不同地区的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过度扶持也可能导致创业生态系统对政策环境产生依赖性，而减弱自主运行的动力。只有在借助本区域技术和资源的基础上，提高参与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性，才是实现创业生态系统高效协同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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