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情境因素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治理策略

1.创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创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体现在主体多样性、主体角色多样性和创业环境多样性。其中，主体多样性是指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多元化，它由多种参与主体构成，包括创业企业和其他创业支持组织（指除创业企业之外的其他参与主体，如政府、投融资机构、中介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Neck et al.，2004；Cohen，2006；Isenberg，2011；Mason，Brown，2014）；主体角色多样性是指同一创业参与主体在创业生态系统的不同群落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创业环境多样性是指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演化受所在区域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综合影响（沙德春和孙佳星，2020）。自2016年以来，学界更加强调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区域性情境（Cukier et al.，2016；Mack，Mayer，2016；Gauthier et al.，2017；Spigel，2017；Roundy，2017）。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构成要素有所差异，不同区域的文化与资源会催生不同类型与特性的创业生态系统。例如，卡尔加里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被当地强大的石油与天然气市场所驱动（Spigel，2017），圣地亚哥和滑铁卢这两个城市的创业生态系统的成功与所在区域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Malcki，2018）。Spigel（2017）在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定义时就融入了区域情境因素，将其定义为“一组相互依存的行为者和因素，以一种协调的方式，使它们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内实现生产性创业”。因此，对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研究应该放在特定的区域情境中。其主要作者观点如表2-7所示。

表2-7　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汇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Spigel，Harrison（2018）指出，人们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的选择过于随意，混淆了创业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的应有边界，加剧了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非学术性”趋势。这种窘境使学者们意识到，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需要选择情境化的研究路径。对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予以区域考量就是很有意义的情境化研究探索。还有学者探讨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Sussan，Acs，2017；王正沛和李国鑫，2018；朱秀梅等，2020；刘志铭和邹文，2020）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绿色创业生态系统（李华晶，2020）。

2.创业生态系统的多交互性

创业生态系统的多交互性是指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包括4个层次之间的联系：创业者之间的联系，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联系，创业者与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他各种行为者之间的联系（Motoyama et al.，2014）。

蔡莉等（2016）认为，2016年之前学者们在局部要素关系上做出了探索，如创业企业之间的影响、政府对创业企业的影响以及相关机构对创业企业的影响。2016年以后，众多学者研究了整体层次上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从社会网络视角对交互关系的复杂性进行了探讨（Neumeyer，Santos，2018）。最突出的一点是，由创业生态系统多交互性衍生出的治理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就单个要素而言，学者们关注了高校与创业支持组织这两个要素。高校是创业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高校学术成果的利用对创业企业具有正向影响，创业企业能够运用高校知识创造价值（Link，Sarala，2019）。Anderson（2018）则关注了创业支持组织，他考察了芝加哥、匹兹堡和里士满3个地区的创业支持组织，探讨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创业生态系统领导模式之间的联系。其研究结果显示，创业生态系统的领导模式指导和管理生态系统的规则和文化，推动创业支持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形成，而且领导模式会转化为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合作方式。此外，核心企业在构建创业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会影响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从整体构成要素来看，Spigel（2017）透过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表面，洞察其内部属性（Attribute）：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和物质属性。其中，文化属性（包括创业支持性文化、创业历史）是基础层面；社会属性是与创业生态系统相互依随的社会网络关系及网络结构，处于中间层面；物质属性是创业支持组织的有形存在（如高校、支持性服务、基础设施、政府政策与治理、市场等），处于顶端层面。这3种属性相互影响、同步发展，它们之间不同的交互关系可以使创业生态系统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只有当这3种属性之间具有互补性时，才可能造就繁荣的创业生态系统。这个观点与Stam，Van de Ven（2019）的理解是一致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所依托的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对应Stam，Van de Ven（2019）提出的制度性构成要素，物质属性所依托的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对应资源性构成要素。他们都强调，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系统性互补关系是生成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只有获得较高的协同度时，才可能实现互利共生。创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也不例外。

（2）创业生态系统治理

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是指协调系统中多主体交互关系的规则与机制。现有研究探讨了科技型合资企业、首席研究员、风险投资者、高校、政府和核心企业在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中的影响（Bhawe，Zahra，2019；Audretsch，Link，2019；Cunningham et al.，2019；Cumming et al.，2019；Colombelli et al.，2019；Ghio et al.，2019；李正卫等，2019；项国鹏等，2019）。

核心企业往往是行业龙头企业，是创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行动主体，倘若想通过引进大企业振兴当地创业生态系统，那就需增强核心企业的溢出效应与当地创业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所形成的知识流动的动态交互作用（Bhawe，Zarha，2019），以此促进当地新创企业的成长与持续发展。科技型合资企业和首席研究员都是针对以研发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而言的。科技型合资企业是以研发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主体，当研发型合资企业的领导者有能力对其他成员的活动进行控制时，创业生态系统中高校的影响就会受限，因为研发型合资企业部分替代了高校的研发功能（Audretsch，Link，2019）。Cunningham et al.（2017）认为，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同样是以研究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能够提升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效益，并解决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的问题。风险投资者通过占有董事会席位以及其他契约权利获得控制权，这些控制权可以成功地促进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新创企业产生必要的变革（Cunningham et al.，2019）。高校是专注于知识创新、传播、应用与人才培养的知识型组织，以高校为核心的创业生态系统治理都强调基于共同规范、身份认同的重要性。Colombelli et al.（2019）以意大利都灵高校为例，探讨在创业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治理设计是倾向于层级治理还是倾向于关系治理。他们指出，创业生态系统在起步、转型、固化3个阶段，影响系统中的多主体互动关系的基础逻辑有明显差异。这其实揭示了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动态演进性。以高校为核心的创业生态系统治理需要关系型治理，系统中的多主体互动应该遵循共同规范，形成以非正式惯例为基础的系统性方案，从而生成身份认同。Ghio et al.（2019）认为，围绕知识流动与创新，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三大要素，即本地高校、金融系统和居民个人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会明显影响当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建。

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是协调多主体关系的制度装置，除了个体自组织性，也具有系统整合性，而且系统整合性会对个体自组织性产生“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影响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影响。Colombo et al.（2019）探讨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治理路径的区别。“自下而上”式治理路径假定创业生态系统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协调和激励系统内的主体。例如，硅谷是“自下而上”式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典型，它的形成受益于当地特定的创业文化，该文化能够协调和激励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主体。这种路径忽视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影响。“自上而下”式治理路径假定创业生态系统由“看得见的手”创建和管理，决策者从上到下制定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战略。

3.创业生态系统的多层次性

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性。2016年之前的研究对此不太关注，对不同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的选择也比较随意，基本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意图与数据可得性，这种不严谨的研究行为容易造成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孤岛”现象，不利于达成共识。随着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文献的不断涌现，学者们认识到创业生态系统的边界问题。根据2016年之后的研究文献，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划分。微观层次的文献集中于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观层次的文献关注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宏观层次的文献探讨国家创业生态系统与全球创业生态系统。

（1）微观层次——高校创业生态系统

高校既是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之一，也是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的能动主体。高校创业生态系统就是以高校为核心的创业生态系统，其构成主体既有普遍意义的创业者、投融资机构、孵化器与加速器、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也有个性意义的校友、学生组织、科技园（Bischoff et al.，2018）。高校作为教育机构与知识创新组织，与加速器和高校衍生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加速器提供广泛的创业服务，包括网络活动、竞赛和博览会、专家小组、导师和助学金撰写援助，提供创业教育项目，为创业者互动创造了良好环境（Breznitz，Zhang，2019），高校衍生企业与该生态系统之外的其他企业进行关联来加强知识转移（Fustera et al.，2019）。高校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创业企业的影响，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企业对高校知识的利用与创业企业绩效呈正相关（Hayter，2016），这种关系受到创业公司组织能力的正向调节；另一方面是对促进学术创业和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它能够促进高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网络连接，便于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与商业化，有助于提升高校创业生态系统的技术商业化潜力，而且影响生态系统内的文化（Huang et al.，2017）。(www.xing528.com)

从现实来看，在微观层次的创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主导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但在国外研究文献中，这种创业生态系统方面的文献极为少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包括：高校是非营利性知识型组织，在构建创业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更容易引起学术界关注；目前从商业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角度研究核心企业主导型的创业生态系统较多^[5]。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型企业的崛起，从创业生态系统角度切入的研究应该会迅速增加^[6]。

（2）中观层次——区域创业生态系统

从层次角度来看，2016年以后最受学术界关注的就是区域创业生态系统。除了创业生态系统与生俱来的区域性之外，其他原因包括：随着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区域创业研究日渐增加（Florida，Mellander，2016）；区域层面或者空间层面是许多创业者创业决策和积累资源的理想层次（Andoson，2018）；区域层次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可利用丰富的公开统计数据，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会对区域创业活动以及由此驱动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Content et al.，2019）。对区域创业活动的影响通过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得以体现。健康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有更强的能力来催生更多的高成长企业，对区域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创业生态系统薄弱的区域则可能需要以创业者的创新特质来弥补创业支持政策的缺失，以此增加其区域绩效（Szerb et al.，2019）。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人力资本、知识创造能力、融资渠道、高校、区域文化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协作（Bischoff，2019；Lai，Vonortas，2019）。Pugh et al.（2019）指出，忽略学习是当前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不足，学习对于创业活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了学习对于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性，并确立了一个整合式学习模型。

正因为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具有战略性价值，所以构建富有活力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自然就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诉求。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目标，应该对区域基础设施、政府管制、人力资本、实体资产与虚拟资产的结合、政策与规范、区域文化、包容多元文化这些因素予以综合考虑（Audretsch，Link，2019；Brown，Mason，2017）。这与世界银行对全球营商环境评估要素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但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更注重主体与创业环境的良性互动，这也使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变得更为复杂。Nylund，Cohen（2017）针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复杂性的特点，还专门提出了碰撞密度（Collision Density）的概念。碰撞密度用来描述区域环境中不同领域专家所产生的更多互动机会将会带来更富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一个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中有许多碰撞要素，如人力资本、城市基础设施、金融资产等，这些异质性因素的结合会提高创新活力，较高的碰撞密度将增加创业企业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符合创业生态系统作为多主体互动复杂系统的内在要求，说明促进创业企业之间、创业支持组织之间、创业企业与创业支持组织之间、创业支持组织与创业环境之间这4种互动关系对于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3）宏观层次——国家创业生态系统

国家创业生态系统有助于提高国家范围内的创业活跃度与创业质量。2014年GEM报告提出，国家层面的创业框架条件能够促进或阻碍新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国家层面的创业框架条件主要有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产学研转化应用、商业和法律基础、市场开放性、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这些创业框架条件其实就是国家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偏好。对于幅员不大、人口不多、区域差异小的国家来说，国家创业生态系统的特性表现更为明显。芬兰和荷兰是国家创业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Autio，Rannikko（2015）研究了芬兰实施的NIY Tekes和Vigo Accelerator两项高增长创业政策，发现这两项政策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在芬兰以及欧洲整体经济状况不佳的背景下，对芬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Stam，Van de Ven（2019）利用由10个构成要素所合成的创业生态系统指数，对荷兰12个省份在2015—2019年的统计数据加以实证研究，揭示这个指数与高成长企业数量具有正相关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创业生态系统也应运而生。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创业资源获取日益重要，创业生态系统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全球进行联系（Malecki，2018），甚至有学者强调把全球市场覆盖范围作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指标（Gauthier et al.，2017）。

4.创业生态系统的多阶段性

创业生态系统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动态演化性，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的动态过程。学者们主要从4个角度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阶段划分。第1个角度是形成创业生态系统所需要的因素。Thompson et al.（2018）认为，创业生态系统不是由政府及其他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自上而下的行动形成的，而是依托资源与基础设施，通过互动、共同身份建构而成的。其形成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确立使命与创建社区，奠定创业生态系统的认知基础与物质基础；第2个阶段是加强法律基础与提供资金支持，促使互动更加频繁、社会化水平更高、联系更加紧密。第2个角度是创业资源的流动、循环与创造（Spigel，Harrison，2018）。由于创业生态系统是“资源池”（Bjornskov，Foss，2013），因此，Spigel，Harrison（2018）认为可以把创业生态系统演化划分为3个阶段：初生阶段、加强阶段、弹性阶段（或衰退阶段）。在初生阶段，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系松散，少数资源得以循环与创造。在加强阶段，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系趋于紧密，相当多的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创业企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新资源，生态系统外部的资源也被吸纳进来。加强阶段之后的演化会出现两种可能的阶段：一种是弹性阶段，创业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创业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在创业网络之间跨层次流动，重要外部资源也被吸引加入；另一种是衰退阶段，内外部震荡导致大量企业创业失败，从而退出创业生态系统，使得创业资源流动几近停滞。第3个角度是复杂适应性系统。（Roundy et al.，2018）把创业生态系统划分为起步、发展、可持续3个阶段。创业生态系统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会受到3种力量的影响：创业者的意向，创业活动的一致性，持续的资源注入。在起步阶段，创业者和其他代理人在整个区域中各自从事着几乎不相关的创业活动，此时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计划或行为没有一致性。在发展阶段，创业者们互相学习并互相影响，持续的资源注入所形成的“资源流”促使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性加强。在可持续化阶段，当系统价值观为系统内的行动者所普遍接受时，创业者行动的一致性会不断提升，创业活动会形成系统性规则，创业者拥有共同身份感。这种正反馈效应会加强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协调度，从而推动整个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第4个角度是生命周期。Cukier et al.（2015）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模型，认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将经历4个阶段：萌芽、进化、成熟和自我维持。Brown，Mason（2017）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萌芽阶段和成长阶段的特点等进行了区分。对于创业生态系统的后端状态——是衰退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走向判断，取决于整个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或创新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最终结果应该是可持续的（Harrington，2016；Gauthier，2017；Malecki，2018）。可持续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受创业者与创业支持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导向、识别可持续发展机会和资源流动、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协同创新、可持续产品市场这4个因素的互动式影响（Divito，Ingen-Housz，2019）。

虽然这4个角度的切入点及其所倚重的理论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指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多主体共生水平不断提高、创业机会不断丰富、创业资源不断增加的过程。

5.创业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1）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机制

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服务系统中的创业企业，提高创业活跃度，增强创业质量，进而促进创业支持组织、所在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跨越了微观、中观与宏观3个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机制会因创业生态系统的层次差异而有所不同。

微观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侧重于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O'Shea，Farny（2019）从设计科学的角度把创业生态系统比拟为一件精心设计的手工艺品，认为多主体共同参与新企业生成的创业机会发现过程，并研究了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机会演化的影响。他们通过对芬兰可持续纤维素生态系统项目的案例研究，建立了可持续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中创业机会共同演化的三阶段模型。这个模型强调在基础性能动因素的支撑下（心理氛围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意图），从机会信仰演化到机会信心需要经历3个阶段：共同产生直觉，共同说明，共同整合。Spigel，Harrison（2018）基于资源的过程性视角，将创业生态系统理解为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流动、循环与创造过程，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企业的影响。首先是资源获取和流动，能够更好地利用创业生态系统资源的公司会比其他公司更具竞争力。其次是创造创业资源，成功的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者能够充分利用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人才和其他资源。最后是维持创业资源，运行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所产生或吸引的资源比运行不良的系统更多。创业生态系统通过这3个方面的作用对创业企业产生影响。具有丰富创业资源和有利于资源流动的结构设计的创业生态系统，将出现更高的创业率和基于创新的增长。这两个观点分别基于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与主流创业理论关系紧密，是对Zahra，Nambisan（2011）就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共同开发机会时所提出的机会集观点及Bjornskov，Foss（2013）所提出的多主体间互动所形成的资源池观点的深化，是对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建构方面富有价值的探索。

中观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侧重于对产业和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影响区域创业活动以及区域绩效，创业生态系统可以推动区域创业活动水平，并对经济增长发挥调节作用（Stam，Van de Ven，2019；Content et al.，2019），健康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有更强的能力实现高企业形成率，且对区域绩效有正向影响（Szerb et al.，2019）。Anderson（2018）以美国芝加哥、里士满和匹兹堡为例，论证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受其区域产业的影响，同时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也反向影响着产业和区域发展。

宏观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则更多地体现为对制度顶层设计与共同价值观的影响，比如政策制定、营商环境改善与法律秩序优化等。2014年GEM报告指出，国家层面的创业框架条件直接影响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偏好，这反过来又影响营商环境的改善。

（2）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评价机制

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评价机制是指构建科学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这对于促进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定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6年之前，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框架性模型（Vogel，2013；Mason，Brown，2014），但基本属于轮廓描述，也没有开展实证研究。2016年以后，该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划分为3类：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国家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通用型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

从区域层面来看，Auerswald，Dali（2017）提出4项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密度（集聚外部性）、流动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连通性（吸收容量）和多样性（组合增长）。该评价指标都只考虑单个要素的权重，缺乏根据重要性对因素进行区分。Corrente et al.（2019）发现这一缺陷，提出了一种准确、稳健测量技术的应用，即随机多准则可接受性分析。它考虑了可以分配给不同因素权重的可变性，产生概率排序，以获得创业生态系统之间的比较，这种排序比仅仅考虑单个权重向量的单排序更可靠。Vedulal，Kim（2019）提出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质量评价的5个关键指标，即支持性创业文化、资金获取机会、人力资本的可用性、创新能力和正式的支持组织，其研究逻辑与Auerswald，Dali（2017）的比较接近。就国家层面创业生态系统而言，GEM报告和全球创业与发展指数应用时间较长，相对较为成熟。GEM报告评价各国创业生态系统的指标包括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市场开放性、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全球创业与发展指数考虑的因素包括市场集聚、高等教育、商业风险、互联网使用、腐败、经济自由、技术吸收、员工培训、市场支配地位、技术转让、关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数据、商业战略、全球化、资本市场。由此可见，后者涉及的面更广。

Liguori et al.（2019）看到，当前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难以使政策制定者从社区与成员的角度充分评估生态系统的有利程度，且不易比较不同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他们立足于Isenberg（2011）的创业生态系统六领域分析框架，即政策、金融、文化、支持、人力资本和市场，并以“实用性”和“态度影响行为”为指导原则，通过衡量创业者对其所处创业生态系统的个人感知，开发了能够评估6个特定领域的创业生态系统多维量表，以适用于区域和国家等不同层次。这是具有通用意义的评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