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口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从人口文化因素看，甘肃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等，造成甘肃“能力型”贫困。

1.人口数量增长过快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人口超高速增长，削弱了支持农业生产的人均自然资源基础，不少贫困地区的人口膨胀已超过了土地资源承载能力或环境的人口容量。人口的增长也加剧了对草地和森林的压力，为了实现粮食自足，许多地区盲目开荒，致使土壤沙化趋势加剧，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据甘肃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2020年1月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年甘肃人口发展情况》记载，甘肃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1949—1958年，保持在10‰～22‰之间；1962—1970年有所上升，保持在31‰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1980年降至11.4‰，但人口总量已有所增加。

据统计，甘肃中部干旱地区1949年总人口266.85万人，人口密度为37.84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7.78亩，当年粮食总产6.5亿公斤，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52公斤。到1982年，人口猛增至567.94万人，增加1.13倍，人口密度升至80.54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减至3.94亩，当年粮食总产8.1亿公斤，只比1949年增长25%，远远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下降到152公斤，比1949年减少100公斤。南部高寒阴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人口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484.99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近1倍，该区18个贫困县平均人口密度高达118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倍多，比全国山区平均人口密度高出58%，农民人均耕地由1949年的3.95亩减少到1990年的1.92亩，减少了一半。^[14]人口的过快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贫困程度加深。

2.人口素质整体不高

在人口素质上，由于经济落后，贫困地区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不高，成为脱贫致富的严重障碍。

一是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甘肃南部高寒阴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18个贫困县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左右，而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40%以上，临夏县有17个贫困乡文盲率高达7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省最贫困的临夏、甘南和陇南地区，农村文盲率仍然分别高达34.94%、30.36%和26.73%，大大高于全省平均17.09%的水平，其中东乡、合作两县（市）高达48.62%和50.31%。^[15]1996年甘肃省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率为37.67%，比全省农村劳动力平均文盲率高10.08个百分点，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比全省农村低10.26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比全省农村低2.72个百分点，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比全省低25%，大专及大专以上劳动力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2.73%。1998年，全省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仍达28.65%，高于全国15.88%的平均水平，在西北五省区中，文盲率仅低于青海省，居第二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仅5.3年。全省仅有43个县（市、区）实现“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占全省县（市、区）的49%；从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4%，低于全国3.5%的平均水平。^[16]2004年全省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6.39%，初中文化程度占31.3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26%，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7年，基本达到小学毕业水平。^[17]总之，就甘肃贫困地区而言，因过早地承担家庭劳动、外出打工等原因，义务教育普及率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运用科技发展生产的能力较弱，接受农业先进实用技术能力差，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缓慢，生产效益低下。

二是高层次人才短缺。一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供给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省有普通高等学校17所，在校生5.4万人，但专业结构不合理，缺少急需的工科类等专业。1995—1998年间，虽然全省每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绝对人数在增加，但甘肃的该项指标在全国的排位却在下降，从1995年的第18位下降到1998年的第22位。^[18]另一方面，人才短缺与人才流失的状况并存。2000年以前，甘肃不但十分短缺人才，而且缺乏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队伍的环境条件，一些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十分需要较高素质的人才却吸引不了、留不住人才。这里有财力不足、收入低的原因，也有人才使用、管理上的问题。“大锅饭”的体制和平均主义思想没有大的改变，不能激发竞争，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不仅“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人才的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实力和后劲。

三是劳动力技术培训滞后。农村劳动力普遍缺少必要的技术培训，从而造成农业产出水平和经济效益较低，也使剩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时候，很难进入技术含量高、收益好的就业领域，无法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这些又最终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科技知识的普及推广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3.开拓创新意识不强

封建社会实行愚民统治，长期禁锢了甘肃社会思想和文化教育的进步，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扼杀了革新力量的萌生，形成了保守落后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安于现状、固步自封、靠天吃饭、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精神状态，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创新理念与改革精神严重缺失，这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甘肃农民特别是贫困人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传统的落后生产经营方式，小生产意识强烈，思想狭隘，远远没有树立起求新、求变的市场意识，普遍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有着“等靠要”的思想。

第二，贫困人口心理素质差，不敢面对市场竞争，害怕承担市场风险，严重束缚了自我发展的信心。(www.xing528.com)

第三，贫困人口生活圈子小，信息闭塞，生活水平低，抑制了消费欲望，形成了“温饱而安”的心态，不选择以智力开发人力、物力、财力，并以物力、财力的增强来发展智力的开发模式，束缚了进取心，使生活水平难以得到进一步改善，有的甚至下降。

封闭陈旧的思想观念，使个别贫困农户丧失治穷致富的志气和信心，悲观畏难的情绪，温饱即安、怕冒风险的心理，加上愚昧迷信、消极懒惰、依赖等待的思想，成为甘肃部分农民长期贫困的主要内在原因，也是扶贫开发、脱贫致富的重要障碍。

当前，在农村绝对文化贫困和相对文化贫困现象都十分显著，部分脱离贫困的家庭虽然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思想观念、道德水平和行为习惯上表现出了相对的落后状态，一些贫困家庭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上，依然沿袭过去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落后习俗和观念。以高价彩礼为例，因农村结婚所需的彩礼相当繁重，少则近十万，多则高达二十多万，致使农村部分家庭因子女结婚而负债累累，也使那些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农村家庭由于家中适龄青年结婚而重新陷入贫困，更使得那些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愈发贫困，一次结婚所需的花费可能是一个家庭几年的负债，并且出现越是贫困的家庭，孩子结婚所需的彩礼越是多的现象。

4.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并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贫困群体内部出现代际传递趋势。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受贫困主体因素、社会性因素等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甘肃也不例外。造成甘肃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贫困主体自身因素。贫困家庭的子女从其父辈处较容易继承要素短缺、贫困文化、不良的健康状况等致贫因素，使其陷入代际贫困。

要素短缺。物质资本匮乏，收入来源少，收入低下是农村贫困家庭最突出的特征。代际传递过程中，最直接的就是物质财富的继承，贫困家庭子女相较于非贫困家庭子女从父代继承的财富数量少，有时甚至是父辈留下的债务。从这一点来说，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很大。从长远来看，贫困家庭要素的短缺将导致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入少。农村贫困家庭由于收入水平低，生存需要往往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没有多余的资本，也不愿意冒风险，因为他们经不起任何一点投资的风险。风险就意味着有浪费，浪费对于收支难以平衡的家庭来说，也许就会威胁到生存。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属于风险高见效慢的消费方式，这就导致农村贫困家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减少，边际效率递减，孩子成年后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低下，极容易重复父辈的贫困。教育是社会流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只有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竞争力，才能获得高收入职位。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资本的短缺导致教育投资不够，贫困家庭的子女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概率无形中就会被降低。

贫困文化。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中，穷人和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的亚文化，这种贫困文化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而在圈内加强，并且可以世代传递，父辈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遗传给子代。比如说，“养儿防老”的家庭观会导致贫困家庭规模庞冗，低水平循环。“安贫守贱”“等靠要”的思想则会使贫困人口消极对待工作和生活，不思进取，听天由命，安于现状。贫困家庭的亚文化氛围，使得成长在其中的孩子有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不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来改变自己以及整个家庭的命运。一般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影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在农村贫困家庭，相对而言，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一般重视教育，孩子接受的教育也较多，反之孩子接受的教育相应会减少。这种差异通过孩子成年后收入水平的高低会体现出来。

不良的健康状况。疾病和残疾意味着劳动力的损失甚至是丧失。在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不高，父代的病残意味着巨额的医疗支出，对整个家庭都是负担，极易转嫁给贫困者的子女，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在甘肃省定西市接受调查的100户调查对象中，因病返贫的有45户，且有些疾病是遗传性疾病，意味着父代的疾病有较高的概率传递给子代，这也是较大部分处于长期贫困的农村家庭无法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贫困人口从孕育开始就潜含着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孕育期及生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影响贫二代的身体机能、智力发展，从而引发因病或竞争力不足导致的贫困或恶化贫困。继而由贫困导致的不合理生活方式，医疗预防性投资缺乏，心理素质健康问题等致贫因素不断累积，使贫一代、贫二代健康问题往往成为致贫、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甚至，在贫困家庭内部，要素短缺、贫困文化、不良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综合存在，相互交织。例如，子代因遗传父代先天性疾病，导致先天能力差，受贫困文化影响后天不努力又导致子代能力贫困。经济贫困是静态的，能力贫困才会导致长期贫困。子代在这样的传递链下循环往复，不断复制贫困代际传递。

二是社会性等因素。除了贫困主体自身因素之外，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等社会性因素也成为农村贫困家庭摆脱贫困代际传递链的最大障碍。城乡二元户籍政策造成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互间难以转换，也难以互相流动，使得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子承父业世代相传。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农民能够进城打工，但是在城市中却难以和城市公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比如，定西市每年有大约13万贫困劳动力外出打工，劳务输出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50%以上，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从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受到歧视和排挤。^[19]他们的子女要么留守农村，要么跟着父母来到城市，受教育的条件和生活条件难以和城市中的孩子相提并论，成长环境受到极大限制。户籍背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村贫困家庭失去获取正常经济收入的机会和权利，从而失去摆脱贫困的机会。就甘肃而言，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农村偏远山区，受血缘、地缘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匮乏导致贫困人口除体力劳动外缺少其他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资源。另外，周围人群收入水平相当，难以获得援助，受地缘限制，消息闭塞、信息落后，这些因素都造成甘肃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

总之，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和贫困问题一样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型问题，且这些致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贫困家庭内部，父代的贫困通过贫困文化、低收入水平、低教育程度、不良健康状况等路径传递给子代，导致子代能力贫困，社会性因素又使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摆脱贫困的手段和机会减少，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明显，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