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甘肃贫困问题：社会历史的影响

从社会历史因素看，甘肃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唐末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和海路的开通，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甘肃统治黑暗，民生更加凋敝。这些因素造成甘肃“基础性”贫困。

1.经济重心东移南迁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最终形成了中国经济“东强西弱，南兴北衰”的格局，并一直影响至今。隋唐时期以前，中国的农业经济重心一直是在地理环境较好的黄土高原地区。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四个历史时期，到了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才真正超过北方。随着唐宋王朝的衰落，西北地区逐渐走向萧条，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历史上，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一是气候的变迁。西北内陆纵深广阔，东南的亚热带季风深入十分有限，印度洋的热带季风受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对东亚大陆的中部影响又十分小，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气候相对于东南地区就显得更加干燥。气候变得干燥使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河流断流改道，沙漠化进程加快，农业经济更加残破不堪，经济发展潜力受到严重束缚。二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渡。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北方长期战乱，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是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仅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三是南方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南方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增强实力，比较重视南方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对北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促使北方人口进一步南迁，导致技术人才流失。北方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而经济重心的转移又反过来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北方大批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南下，导致北方技术人才的严重流失，对北方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导致南方发展优势日渐凸显，北方发展相对迟缓滞后。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导致北方经济、人才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陷入滞后状态。以人才教育为例，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状元的变化。自唐至明清，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具有明显自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唐宋两代来自北方的状元共68名，占全国总额的61%；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名，其中来自北方的仅26名，占全国总额的13.4%；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其中明朝276年间共出了89个状元，南方籍贯状元78人，北方籍贯状元11人。^[1]

2.陆上丝绸之路衰落

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时期，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西安）和洛阳，跨越甘肃境内东段的陇山山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后抵达新疆地区，然后继续向西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是一条连通中西方的贸易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对沿途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成为沿途各国国家事务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的进步。一是带动了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丰富了沿线居民的物质生活。通过丝绸之路，当时的中国引进了许多西方的蔬果、乐器及药材、香料、珠宝、镜子等生活用品，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使人们在饮食种类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货物在持续不断的运输和营销过程中，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邮传之路，满足了当时民间传递消息、运送急需物品和走亲访友迁徙搬迁的需要。二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丰富了沿线居民的精神生活。通过丝绸之路，西方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通过本土化的洗礼，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陆上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贯穿甘肃境内就有1600多公里，分布着兰州、酒泉、武威、敦煌等多个声名远扬、繁荣一时的商埠重地，千里河西走廊一直是亚欧陆路商贸流通的必经之地。甘肃境内地上地下的丝路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有长城、城堡、烽燧、石窟、墓葬、壁画、木简、文书、丝绸残片、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钱币等，这些都是陆上丝绸之路一度繁荣活跃的历史见证。

但是，自唐朝以后，宋朝和明朝都无力有效控制西域地区，河西走廊、新疆以及中亚地区先后被其他游牧民族政权控制，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逐渐走向衰落。陆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后，甘肃境内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逐渐衰退，沿线地区不复昔日的繁华，对沿线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西部的发展逐渐落后于东部。

3.战乱频仍，社会动荡(www.xing528.com)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屯兵备战、戍边固疆的西北边防重地和战略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自西汉起，甘肃河西走廊在历代中原王朝实施西北国土开发，经略西域、巩固西北国防，强化对多民族区域的有效管辖与民族融合，加强内地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与整合，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西北国防中枢与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开始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甘肃广大农民群众为求生存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掀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抗清朝统治者。1862年，陕西回族为反抗清廷压迫发动暴乱，清廷进行了残酷镇压，战火延甘肃，给陕甘两省各族人民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多都是封建旧官僚军阀在甘肃当政，回汉军阀林立，全省各地裂土为政，一方面打击迫害民主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为生存而斗争的抗粮、抗捐、起义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又为

一是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民国初年，全省土地共649186.79顷，番地269134段，其中实熟地（耕地）212747.09顷，番地218950段；应该征地丁并粮草折价银元共1380297.61元，本色粮204825.97石，本色草59384束。^[2]这些数据，相比清朝时甘肃每年应交地丁银319935两，本色粮598735石，草束4679044束减少了正赋，但是事实上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极多，如“省附加”“县附加”“地丁盈余”“军事摊派”“临时摊派”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加重农民抢夺地盘而攻伐不断。

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冯玉祥、杨虎城等新军阀为争夺对甘肃的控制权而不择手段地在甘肃进行政治、军事较量，国民军与回汉军阀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战争，消灭异己，扩充自己的势力，各种事变不断，长期战乱，兵匪横行，社会动荡不安。1928年5月，马仲英率部围攻河州，这是民国以来甘肃最大的一次动乱，历时六年，波及甘肃大部分地区和青海、新疆、宁夏等省，死伤几十万。冯玉祥的国民军对马仲英起义部队进行围歼镇压，造成双方大量伤亡。

这些战乱严重影响了甘肃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而对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总之，近代以来，甘肃区域性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是甘肃贫困的重要因素。

4.黑暗统治民生凋敝

鸦片战争后，原本封闭的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东方大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开始在各种屈辱和压迫中艰难前行。甘肃地区偏僻闭塞、地瘠民贫，在晚清统治下，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众遭受地主劣绅、割据军阀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多重压榨和盘剥，生活贫困不堪。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期间，加剧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在赵惟熙、张广建等主甘期间，反动军阀政治上压制革命势力，经济上横征暴敛。从甘肃当时的情况来看，甘肃政治黑暗，赋税繁重，地方官吏、地主、恶绅、土豪相互勾结，层层盘剥，加上烟毒之害及天灾，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破败不堪。主要表现在：负担的做法，如“买地不承赋”“土粮验粮”“过头费”等等。^[3]地方自立税目也不少，如回族提督马安良于1912年向临时省议会提出征收皮毛产场税，1913年7月开始，对甘凉与包头间来往的骆驼征收的骆驼捐票，以致驮运费用大增，此外还有羊税、马税等。各种名目的繁重捐税，在增加农民负担的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世纪初军阀割据，政府开始滥用民力，国民军在甘肃征兵、征畜（车）和征派粮秣频繁，是民国扰民最重的时期。国民军征兵而人民多逃亡（含入伍以后的逃亡），农民或士兵逃亡后，由所在乡按户派款，雇人顶替，每丁值300元。每县每年征兵数百人，数年逾千人，则累计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驻军在防区内的粮秣等费用，由省政府下令向各县借款，实际由各县分摊。据档案记载，1926—1929年期间定西县（今安定区）征兵3600人，摊款28.1万元，征发粮秣值32万元。^[4]

二是地主恶绅的盘剥。1927年6月，国民党决定成立甘肃省政府，全省各县逐步推行区村制。这一时期，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突出，大多被地主、恶绅所占有。以甘肃庆阳县（今庆城县）为例，其大部分耕地被当时的“八大家”占有，其中字号“恒义兴”的李子良家，占地7万多亩，养牲畜1000多头，100余里的悦乐川几乎为他一家所占，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大都是他的佃户，每年收租四五千石（每石10斗，民间每斗合40到50市斤）。庆阳白马庙川当时只有50户、290人、4500亩地，被大地主占去土地4300亩，有47户、287人无地。^[5]多数农民沦为赤贫的同时，还要承受多如牛毛、各种名目的捐税摊派。在土地高度兼并的条件下，农民只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他们往往要将收获物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遇上荒年，地租颗粒不减，遇上丰年，地租便要增多。地主阶级在用地租这种手段残酷榨取农民血汗的同时，还用高利贷等多种野蛮的剥削方式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贫苦农民生活平常就非常艰难，如遇天灾人祸，更难以度日，不得不向地主借债，但地主给农民借债时的条件却十分苛刻，他们往往以一块银元月息三分来计算，有的地主甚至以“大加一”（即一块银元月息10分）来计算，并以债户的土地、房屋当作抵押品，过期不能偿还者，抵押的土地、房屋就归地主所有，许多农民被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土地高度集中、严重不平等的租佃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危机最大的诱因。

三是鸦片流毒之祸。北洋政府时期，甘肃督军张广建对禁烟比较重视，在其统治晚期，种植明显减少，随之吸食和贩运有所遏制。到陆洪涛主政甘肃时期，借口军政费用支出，大肆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甘肃毒品泛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待冯玉祥入掌甘肃后，为问鼎中原，极力扩军备战，开辟财源，征收烟亩罚款更加疯狂。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甘肃鸦片无论种植还是吸食都愈发加剧，无任何被禁绝迹象。鸦片的种植对甘肃经济社会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鸦片种植抢占了粮食用地，致使“膏腴之地，尽种罂粟，不毛之地，备种田禾”，粮食严重不足，到了灾年，农民无抗灾之力。种烟之地需要从外县输入粮食，全省状况大都如此。粮食短缺导致粮价上涨，在粮食供不应求又连年天灾的情况下，粮价飙升，许多农民因此生活愈发窘迫，富者变穷，穷者破产。另一方面，鸦片大量种植导致吸食鸦片的成本降低，吸食人数则进一步增加。鸦片流毒之害，致使甘肃农村劳动力水平不断下降，农村生产更加落后，农民贫困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