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华发动贸易战以维护“美国利益优先”战略
实施“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特朗普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6月,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10月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5月8日,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6月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战略的体现。上述一系列举措可称之为一种美国式的“韬光养晦”战略,它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往届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内致力于减税、基建、再工业化和扩大就业,对外努力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大幅削减贸易赤字。在此思路指引下,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的中国被认为严重违背了所谓的“美国利益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首要打击对象。美国以遏制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为首要目标,通过贸易战为“中国制造2025”设置障碍,使美国对华贸易遏制上升到对华技术遏制。因此,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是美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需要,是实施“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的直接产物。
(二)对华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整体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要挑起中美贸易战的意图。以2017年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表面上看,中美经贸关系定位的变化是发生在特朗普访华之后,实际上,这一变化是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整体战略进入实施阶段的重要反映。此外,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后,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超过40%,而且美国两党对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政治认同也高度一致,这些都表明“中国威胁论”逐步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美国认为,综合实力日益上升的中国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了挑战,中国经济策略存在对美国不公平的地方。美国为了未来国家安全,首先要避免被中国“修正”,美国需要对华实施长期的对抗性和遏制性政策。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行动看,他对中国实施的经贸政策的对抗性思路越来越清晰。2018年5月3日至4日,美国超级豪华谈判代表团来华谈判,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中方在2020年7月前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至少2000亿美元;中国立刻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的补贴与支持;中国将所有非核心产业商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中国保证不对美国因知识产权争端采取的措施进行报复,中国要从WTO撤回已经提出的对美国的贸易申诉。由此可知,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所体现出的是完全不对等的战略企图,它直接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意图。
(三)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的竞争性日益增强
金融危机后,中美双方关系越来越对等,即意味着中美经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不断强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www.xing528.com)
一是美国“脱虚向实”所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加重了中美双方经贸关系的竞争性。金融危机以后,再工业化战略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提升了再工业化战略的地位。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努力改变原来专注研究与开发(R&D)、立足全球价值链高端,向全世界提供信息产品、服务产品与金融产品。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生产大国,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不可避免地摆脱了原有的中低端制造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突性日益增大。工业制成品的市场有限而竞争残酷,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意味着中美之间基于传统互补型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转变,中美之间的竞争型经贸关系正在强化。
二是中美在工业4.0领域内的直接竞争日益加剧。随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地位与国际分工地位已经提升并将保持提升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区域与美国的重合领域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与美国智能制造、3D打印、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疗、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未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之间的战略性竞争领域将进一步增多,中美在经贸领域中的互补型关系已被竞争型关系所取代。美国2018年3月首次拟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领域高度重合,直接表达了这种竞争性。
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冲击。中国出口有形商品,从美国进口服务产品并购买美国金融产品,形成“商品-资金”的循环机制,是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不断反思这种模式的被动性,开始进行资产的多元化管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相对减少,中国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量之间的关系几乎脱钩。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不断减少对美元的需要,对美元逐步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尤其是2018年3月在上海开设的人民币石油期货,直接冲击世界上多年来的石油美元定价机制,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
(四)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借口
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不断扩大一直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因素、美元特权地位、储蓄-投资缺口因素、财政赤字等均被认为扩大了中美贸易差额,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统计方法差异等因素也逐步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美方统计数据表明,从1991年开始,中方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方第二大逆差来源国,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逆差已上升至1620亿美元,2015年上升至3656.9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3752亿美元。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地,占美国贸易差额总额的16.86%。2004年上升至26.2%,2008年上升至44.09%,2010年超过50%。2017年中方顺差高达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为47.13%,约占美国当年总贸易差额的66.28%。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常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战,是美国战略焦虑的直接表现,深层次的原因是想通过遏制“中国制造2025”来阻断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达到遏制中国持续崛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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