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全球化：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

我之经济学研究从来喜欢天马行空，这也许是攻读中文硕士时专研诗歌与散文使然。记得古时有管仲的《管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现代有白发老翁张五常的《经济学上的老人与海》、韦森的《经济学如诗》和陈志武先生的《治国的金融之道》，我似乎从古代经济学散文找到了方法源头，从当今著述中找到了学术共鸣，开始了经济金融的浪漫主义处理和美学化研究。记得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也说过——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提出假设，然后产生一个飞跃。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而且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无法重现历史；因为世界时刻在变，我们无法全程把握变化的轨迹，而只能掌握一些趋势。因此，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材料基础和现实的片面观察上，通过理论推演，或者通过想象猜测，做胡适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否则就只是无法产生飞跃的爬行现实主义者。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对于金融知识产权的比较系统的思考，其实更好的题目应该是“中国金融无形财产权治理研究”，但是由于大家的习惯性命名，我们就以知识产权代替了所有的无形财产权。这是继我研究中国金融现代化之后的又一个宏大叙事。我的理论路子似乎也很野，我从美国这个近代以来常引领金融创新的国度谈起，然后耙梳整个中国金融史，认为中国曾有发明纸币、白银本位制、钱庄票号等先进做法，但是我们却遭遇了至少三次外来制度冲击，首先是清末时期现代银行制度的冲击，使我们的民族金融中的钱庄票号暂时消失；其次是我们的白银本位制变成了黄金本位制最后又似乎变成了美元本位制；第三是我们的整个产业结构错位导致了知识产权制度（包含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对我们的巨大冲击也使得中国当代金融面临巨大挑战。

我之选择金融知识产权的研究，是因为我的博士后研究方向是法律经济学，而导师知道我的兴趣在于金融，因此对我提出了Law and Finance的命题作文，于是我选择了金融知识产权这个最切合命题的项目，并且很快申请得到了国家基金的资助。

我无意于自觉地创设一种话语霸权，只是希望祖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早日获得应有的规范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这方面的知识优势，但我希望国人都有这方面的知识权利和权威；我无意于对某些部门进行鄙夷或者精神虐杀，但我以此警醒祖国的工作者早日实现中国从农业立国进入工业立国再进入技术立国再进入知识产权立国，当然最好是农业、工业、技术和知识产权四者兼顾。

我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忧思，不是一种精英主义或学术英雄情结，不是一种以势压人的不平等态度或傲慢霸气，而只是21世纪初我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思考和看法。我只是提倡大家努力去做巨变时代的独立思考，因为每一代人，每一代独立个体都有自己思考的题目、方式和结论，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神圣使命: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青年就是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与鲁迅同时代的青年就是进行文化启蒙；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青年就是进行抗日救亡；与邓小平同时代的青年就是改革开放。各代人之间、各代个体生命之间总会有某种联系或历史连续性，因此我们时代的青年必须继续前人的思考并进行独立的创新思考，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外不后于世界之文明。我的善良的愿望是大家都能够成为有用的思想者，同时理解尊重别人的思考，或者共同促进更有用的思考。我们时代的青年就应该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上反思已往、发展当下、设计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而这个复兴不是简单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而是真正的以知识产权为主导的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全面发展。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性质才能提高到可持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层面。因此，知识产权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一种战略部署和战略机制。

一切的研究都具有时代性和个人性，但任何特点都意味着某种局限和缺憾。我关于知识产权的思考可能由于学识结构和理论修养不足而显得漏洞百出，但我只愿这有缺憾有价值的书能够表达我对中国未来的一些思考。荣誉在这时似乎常常不过是包含许多虚构和失真的东西，恰如里尔克在《论罗丹》中所说的“荣誉不过是聚集在一个新名字四周的误解的总和而已。”我们只希望中国不要因为决策失误步日本之后尘而流下“现代性的眼泪”。我只愿我的思考能够使更年轻的一代得到某种启发，激发创造欲，修正补充我的缺陷，发展延续我的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思想。杜甫“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最关键的是每个人都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隐忧并且提出有效的解忧举措。而如何解忧对于现代之中国，必然又得牵扯上另外一个宏大叙事，那就是改革开放。

我们的改革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庙堂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江湖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改革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我们的改革总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最优。当然，我们最理想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推动，形成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因为，改革起初的成功必须是几个力量同时推动。初期改革开放的极大成功，正是改革开放的几股力量在文革后期这样一个共同思变的语境中形成合力共同造就的:一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实事求是派或者说政府高层的改革自觉性。他在江西农场散步中的思考几乎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二是顾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考；三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民间思想村落里的思考；四是广大底层人们穷则思变的冲动和激情，至少有这四种力量的参与才使得初期的改革获得了推动力。也就是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民间知青回乡以后，改革派官复原职以后，他们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但是后来的分裂以及市场经济的滥觞，知识分子又逐渐失去了思考的独立性和使命的自觉性；而那些知青一部分进入体制内，一部分成为个体户，一部分走出国门。改革成为政府单枪匹马的闯关，而政府却开始频频出现不懂装懂或者自作聪明导致的失误。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棋子理论，政府总是喜欢滥用有形的手。他十分冷静地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the man of system），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它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地摆布诺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政府当下的改革开放似乎比较可怕地脱离了群众，而且从来比较少地考察国际惯例而一味盲目推行中国式特色，或者政府已经开始不够自信而害怕被舆论所左右。

因此，我对于中国金融知识产权战略的设计与实施，当然地预设了政府、企业、中介、个人、外国机构等层面的人本理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品牌、创意、专利、版权等全方面的知识产权的系统的战略规划以期实现金融知识产权的科学发展。在当今世界信息化、创新化、现代化、全球化不断耦合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时刻，我们如果没有实现知识产权这个攸关四化的粘合剂的科学治理，必将使科学发展处处掣肘。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的反思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性质，我们的反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美国政府救市是否是美国在开始实行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至少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被迫地提高，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超越。当然我对自己的反思思维也应时刻进行反思，因为反思者很容易站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立场上，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选择，但是历史往往是充满缺陷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域外的现象，因为中国至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的当代就像是美国的19世纪末、苏联的1930年代或日本的1970年代，换言之，我们不能事后诸葛地指手划脚，但是正如动物世界的适者生存一样，我们虽不怕制造业被掏空，但知识产权事业则有可能被洗劫。

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产业，一个国家没有像样的企业，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企业家，一个市场没有顶尖的品牌，那种国民经济必然是一种附庸经济。中国的企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中国的企业靠廉价劳动力和粗放型生产在成本上取得了优势，占据了一部分海外市场，但这种古老的生产模式似乎越来越被证明不可行。显然，中国企业的利润正在遭到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的盘剥。我们注意到，中国的企业以粗放型的生产模式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之后，输出到海外，而海外的企业则利用高科技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再输入到国内市场。就我熟悉的中国青蒿素产业，瑞士诺华和法国塞诺非购买了中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疟神药然后申请进入WHO采购名单，而中国药企生产出的产品不得不借助他人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这样就出现了诺华剥削中国药企、中国药企剥削药农的双重剥削局面。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07年，美国、日本、德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核心专利居全球前三名，其中，美国为5.2万多项，占了发明总量的1/3；日本为第二，共计2.7万多项，占总数的17.8%；德国为1.8万多项，占11.6%；中国为第七，有5456项发明；印度有686项；俄罗斯有507项。另外，根据该组织统计，2007年专利申请占比例最大的是电信业（10.5%），信息技术（10.1%）和制药（9.3%）。移动通讯、无线电传输等高新技术领域几乎被国外垄断，中国专利申请多集中在中药、非酒饮料、食品等领域。从具体的专利申请企业来看，日本松下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去年排名世界前三位，它们分别申请了2100件、2041件和1644件国际专利，中国的华为公司以1365件跃居第四位。在美国公司中，专利申请数以高通、微软和摩托罗拉最多。总之，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创造大国；“外患”就是一方面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得不低价卖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国外日益遭受知识产权纠纷。

中国贸易依存度高达70%以上，中国虽有巨大的市场却没有定价权和标准制定权，因此，当海啸式的金融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我们再也难以独善其身。政府被推上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救市则有为美国买单的嫌疑，不救则经济不振发展乏力。我不禁想，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是高新技术和各种服务性产业为主导（因为华为这个高新民营企业雇员也是达到10万以上），只要中国加大促进内需力度，同时优化各种供给，我们仍然可以一枝独秀，甚至在此时国际通货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大借外债来进行自主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强大的税收保证和外汇存底，完全可以在基础设施投资之外加强对高新技术和金融创新的投资。美国正是通过有效的政府种子投资才创造了推动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机会的巨型马达——互联网。只要我们逐渐加强科技金融投入，中国庞大的研发队伍将开始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加快实践人民币计价结算，也许人民币很快就国际化了。

因为，从中外的横向比较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借用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可是不久就被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改朝换代了。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1]当时的荷兰、英国则利用金融创新，发行人寿年金、嫁妆礼基金券和无期债券三种证券来缓解财政困难，并且带动了金融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最终崛起为世界大国，至今仍然稳居世界富国俱乐部。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过来别人不愿花的钱，虽然倍受争议甚至被认为信用透支过多，然而恰恰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从中国的古今纵向比较中，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强劲增长，正是利用金融制度，敢于借钱花而使得经济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首先我们建立了国有控股银行，从而实现了对居民存款的有效集中，而使得政府能够随时动用；其次我们建立了可控的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三我们有发达的国债市场，利用国债有效地度过了危机；第四我们敢于利用外国投资，开展对外贸易，赚取外汇并投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正是由于现代金融的逐步发展，中国过去30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微观上，金融业务的拓展和创新为人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循环催化剂。金融业务由原先仅有的存、贷、结算扩展到现在复杂的业务结构体系，各种金融衍生品种，如期货、期权、互换等也相继出现。从负债业务上看，出现了3、6、9个月等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保值储蓄存款、住房储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新品种。从资产业务看，出现了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按揭贷款等品种。在中间业务上出现多功能的信用卡和丰富多彩的理财产品。从金融工具上看，主要有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资本市场工具和长期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收益债券、股权证、基金证券等。以国债为例，“文革”破坏了社会的基础性信任关系，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财政赤字合计高达298.1亿元，大大超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起初的应对方法是增发货币，从而引发了新中国第一次通货膨胀。但资金问题仍然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最大瓶颈，为了弥补国库空虚，后来才大胆起用国库券进行举国借债，集中了社会资金，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从1981年的40亿元到2007年的37431.3亿元，总额达12.33万亿元，充分体现了我国主动利用金融创新手段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行性。国库券的发行是对新时代的信任券，开辟了国与民之间的信任、对话和交流新渠道，使国家信用与公民信心在普遍关系中达成动态的一致，这种金融创新书写了中国金融传奇，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金融技术和利用外资不仅实现了金融本身的发展，促进了货币金融到债券金融的发展，而且使新中国摆脱了古代的财政危机而促进经济腾飞。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实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持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在欧洲和日本获得发展的基础上，美国又向欧洲和日本举债进行自主发展，而且从建国开始就跳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因而美国能够吸引全球的精英人才和资金到本土发展。(www.xing528.com)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也使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比任何制度改革的作用更为深远。而作为制度和技术的综合的知识产权，则使得资本主义利用这普世规则、价值载体和利益机制有力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因素。2008年10月美国政府抛出最大额至8500亿的“举国体制”救市方案和启动对台军售，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惯用手法。对于美国公民来说，美国政府更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子，因为政府能够使他们摆脱危机，特别是使他们几乎免费获得了房产，而且依然可以依靠高消费来满足私欲。可见，金融危机无损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因为美国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2%或20%（美国还在买进石油进行战略储备，美元甚至也用加拿大的树林来印）；美国在科学技术、人力资本、金融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均处于领先地位，在企业管理方面更是日新月异；美国的军工产品在人类社会的局部和全球的战争冲突中仍然需求旺盛（美国宣布救市方案后便启动了近7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的民主政治、移民政策、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动态竞争机制等社会声誉因素吸引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社会福利也在追赶欧洲和加拿大的福利资本主义并因此减少剥削程度（许多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在这些福利上的政府开支已经达到国民收入的60%，美国也超过了26%）；美元国际化仍然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强盛。而且美国次贷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空前团结起来，它们开始宣布共同救市。甚至再次启动1995年开始的“欧美共同市场”动议，大力推动欧盟与美国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力图促进大西洋两岸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融合，实现无贸易障碍的跨大西洋市场，以弥补上世纪90年代夭折的“欧美自由贸易区”。欧美的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以下目的:一是联手抢占设定“世界标准”的桥头堡；二是加强在经济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三是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机会；四是减少贸易摩擦和企业生产成本。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美国的做法对国民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族却是毁灭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防止东郭式的悲剧，防止美国跨国公司一旦复活就反过来饕餮中国这个善良的无助的东郭先生。基于此，我们大力提倡知识产权，首要在于防止西方再次对我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殖民，其次是做好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以提升科学发展层次。一个缺少专利、没有专利战略的企业乃至国家工业，就如同坐在一个暂时沉默的活火山上，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是维护一国、一企业利益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彰显工具主义理性而忽略生态主义理性，不可超越国情，盲目与国际接轨，成为西方规则的附庸，进入西方霸权的新一轮剥削。因此，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一项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和企业竞争的一个焦点，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增强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创新与发展。结合这些发达国家的实践，从我国的国情需要出发，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变革的挑战、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紧迫任务。

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对内应该能够使个人真正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有能力，使知识产权工作从集体有意识变成集体无意识，使知识产权的制度机制变静态为动态，变自发为自觉，变平面为立体，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各个领域与环节从分散的各自为政变为集约化的、高效运转的系统工程，为创造性的成果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普遍、深入、持久地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创新热情，为国家、民族、人类的科学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另外，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人为本，否则就会沦为西方精英和国内精英共谋合作双重剥削广大底层中华民众的机制。依现在情形看，整个西方世界存在着对整个中国的隐性剥削，而中国自身内部存在着工业对农业的剥削，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工人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其实中国广大底层农民遭受着西方、企业和工人的三重剥削，因为广大农民没有农产品定价权。更有甚者，中国国内精英，特别是有些“海龟”，往往利用他们对知识产权这个国际通行语言的熟练掌握来代理西方精英的产品，从而沦为西方精英重新剥削中国人民的代理人。还有，由于外国企业都处于中国企业的上游，而外国企业雇用的大都是中国大学生，因此外企已经成为剥削中国大学生、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的一个机制。而底层人民一方面遭受本国企业的剥削，一方面遭受外国企业的剥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遭受着汇率上升、成本提高、法律风险（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和金融海啸五大因素的冲击，而中国的制造业和工人都显得非常脆弱，抗压能力有限。有学者以芭比娃娃为例，道出了中国在新的二元经济体制（过热的政府GDP推动工程和过冷的民营制造业）下中国制造的价值被大部分虐走的过程。东莞所生产的芭比娃娃卖到美国是9.9美元一个，而我们出厂时只卖1美元，其中8.9美元被美国通过研发创新、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8大模块赚走了。放大来看，我们仅仅掌控着10%的价值，我们创造的1.8万亿美元外汇，实际为世界创造了18万亿的产值，我们只分到了1.8，其他的都落入西方国家手中。换言之，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了8块，我们只占有最底端的1块，更有甚者，我们的这一模块是建立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的基础上。因此，中国越制造，西方越富裕。国际分工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使得我们不敢轻易动用1.8万亿美元外汇存底的血汗钱，而任由西方宰割。可以说，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19世纪免费掠夺非洲差不多，当时非洲所得是0，但是没有带来太多污染，非洲仍然碧水、青山、蓝天、白云！现在中国拿10%，但是却伴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剥削劳工等等非社会主义现象。这种中西方产业结构使得我们的产业结构完全错位，虽然我们能够实现“中国不生产，世界就瘫痪”的豪壮，但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國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國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2]总言之，中国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社会保障薄弱导致潜在的旺盛内需无法释放，第二是监管惩罚不力引发制度扭曲变形和执行力不强，第三是产能、劳动力、资金三重过剩（当然这有可能是计划经济话语），第四是没有独立自主的产业，备受西方规则制约，学术不独立，教育不独立，思想不独立，理论不独立，一系列连锁循环的“不独立”互相牵动恶化。因此即使我们是最大的制造基地，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我们却没有定价权，特别是大宗贸易品的定价权。我们有强大的制造业，但是我们却出现技工荒（将来很可能出现农民荒，因为90后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务农且熟悉耕作的农民）和大学生就业难。这其中就是因为制造业本身不需要大学生，研发创新、产品设计、仓储物流等环节才需要大学生，因此中国大学生不得不进入外资企业。因此，我们若要成功突围，不应仅仅像阿联酋建设迪拜七星级酒店和人造棕榈岛类似的造梦计划那样来花费4万亿人民币大兴土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而应更注重建立自己的敏捷产业链，或者提高自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其中就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针锋相对的金融创新，必须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相关产业。当然，知识产权建设必须坚持现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知识产权规则和产品必须通俗易懂，这样才能早日建立知识产权社会，让整个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因特网是冷战的产物。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从而确保了它在航天、火箭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美国立即对此作出反应，于次年通过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提交的关于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提案，直到今天这个组织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军事科研资金。1969年一个名为阿帕网的计算机实验网络研究计划开始启动，其目的是把美国的几个军事及研究用途的电脑主机连接起来。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阿帕网最终成为世界通行的全球网络，而美国成为网络标准的唯一制定者。随后网络与金融紧密结合起来，网络金融产品开始服务人类。比尔·盖茨曾扬言“传统银行将是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美国经济学家乔尔·库尔茨曼在《金钱之死》中甚至说“金钱已经从政府强制规定的等价物变成一种新的电子形态……金钱不再是一个沙滩上可以挖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体系，是由成千上万各类型电脑构成的电脑网络……银行不需要金库，而是将钱存在电脑磁盘上；银行不再雇佣四肢有力的警卫，反而聘请头脑发达的数学博士和软件专家写出电脑密码来保护钱财”；人民日报发表的《网络银行在崛起》认为“银行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为客户安全快捷地提供全天候服务，业务涉及信息传递、数据咨询和交易支付等所有业务”；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文章《21世纪的股市》认为“股市中的电子交易系统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线路和卫星联系形成全球化、一体化”；英国央行副行长默文·金在《考验与信誉》中写道“网络的实时通信能力使得人们可以立即证实交易对象的信用，从而使私营部门的实时清算能够最后拍板。央行如果要想保持其在经济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科技挑战。人类社会完全可能恢复没有央行的生活”。但是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是一种双刃剑，1993年16岁的英国少年布里斯运用自己发明的嗅探器侵入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和控制研究开发机构罗姆实验室的网络系统，破译了包括弹道研究报告在内的美国国家机密材料近3000页。从此网络黑客行动开始盛行。而整个全球金融系统几乎都已经全面使用计算机网络，因此金融战争和网络战争开始叠加起来。美国已经率先建立网络金融战部队，并且从娃娃抓起。中国在这一方面仍然缺乏专才，而且我们对于金融、网络仍然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开始忙于通过金融和技术攻击我国。^[3]从历届奥运会来看，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运用计算机网络以来，奥运网络安全受到的冲击就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据统计，仅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官方网站经受了113亿次攻击，比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增加了1700%。悉尼奥运会开幕第二天，网络安全维护人员处理了70万次攻击，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天处理的攻击数达到2.5万次。2004年，雅典方面对奥运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恐怖分子”，整个电脑保安系统价值高达4亿美元。2006年2月意大利都灵冬奥会期间，网络安全系统平均每天生成300多万件安全事件报告，并成功挫败了158起可能造成网络中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10起事件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络反恐更是信息安全的最大难题。奥运网络安全分为主体网络系统安全和外围网络安全。主体网络系统即指奥运主办方所管理运营的网络体系，包括北京奥组委管理网、运动会网、奥运官方网站、奥运会票务网以及其他互联网接入。外围网络主要包括铁路、民航、电力、金融、证券、保险、海关、税务等八个关键领域的信息传输系统，特别是公用通信系统、网上银行和ATM网络、航空售票系统、铁路信号及交通控制系统等。粗略估算，2008年奥运会需要监控包括服务器、网络交换机、路由器、应用软件系统等17000多个系统，而且病毒、木马、网络钓鱼、垃圾邮件、僵尸网络、间谍软件、恶意软件等网络安全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可见，无形的网络攻击也已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又一大安全隐患，可见管理创新和高新技术永远是最需要的。

中国金融业虽然成功地经过了奥运考验，但这是在全国各有关部门高度警惕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奥运后中国金融业将迎来更多的外地游客，这将对银行业务、尤其是信用卡业务提出高强度、大规模、综合性需求。因此，在这样具有挑战与考验的关键时刻，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更要正视IT风险的存在，将IT风险纳入到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之中。这样才能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为社会提供安全、持续的金融服务和保持金融稳定。但据德勤对2007年全球金融业信息安全调查显示，目前，国内银行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仅从技术层面强调对信息安全的控制，而缺乏在管理层面上的协调和重视；缺乏完善的信息安全治理架构，相关人员岗位、职责不明晰；缺少明确的信息科技发展战略，对银行信息科技发展的前途缺乏认识。有幸的是，我们国家针对信息网络安全已经有所应对。2003年12月中国公布了被称为WAPI协议（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础架构）的专有加密设计，并强行作为对无线晶片的国内认证标准。中国金融领域也应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冲击国际标准，加强金融治国效益，从而能够防止西方的再次殖民。

加大金融治国力度，加强金融知识产权治理，就是加快出台知识产权战略、建设知识产权社会、构筑知识产权高度，夯实知识产权状态，提高知识产权效益。其实质就是确立国际标准和全球规则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中国只需要印发人民币就可以购买外国的资源、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够获得可观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收入。中国应该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现在面临着的大好时机:一是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的信用开始下降；二是中国有可望兴起的国内需求和足够坚挺的国家信用可以支撑。2008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将可能达到2.2万亿美元，这是中国最大的信用，也是舒缓全球危机的减震器。而且中国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获得热烈追捧，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借用四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需要大量长期资金和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为理由，在国际上发行人民币国家债券。同时借助此次金融海啸，利用危机倒逼中国金融创新与改革，变金融危机为发展契机，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金融科学引导生产、服务、贸易和消费的现代经济。在美元信用被透支之后，全球各大央行机构势必减持美元储备，中国政府发行的国际债券，将成为人民币储备的可选工具。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认可的货币，中国企业可以选择人民币报价，部分缓冲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可以率先在台湾和大陆实现台币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进而两岸四地的货币合作，进而中国与东盟的货币合作，进而实现人民币亚洲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关于达赖问题都可以在西藏划出一块特区让达赖自己经营，让他自己去筹措国际基金资助，如果经营失败，那么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再受达赖的哄骗。台湾则可以划出一块地来实践人民币化，大陆也划出一块地让台商去自主经营，有可能的话直接与美元进行战略合作，特别是考虑在美国加州等华人聚居地区划出人民币特区。中国央行现在已经成立了汇率司，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更灵活自由，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保障。还可以看到，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外汇储备过度膨胀和结构单一的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这也极大地有利于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但这不等于人民币真的绑架，我们不可因此只会精神胜利和心里满足，而应该反过来让美国持有巨额人民币，实现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体系，真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甚至引领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推进华夏文化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繁荣，彻底重建全球金融、贸易和货币体系。这样，新中国改革开放也将从第一个30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增长，提升到生产效率真正提高的科学发展基础上，因而面向人民币全球化的金融知识产权治理将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标志，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将是新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

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利和职责。在社会分工中，我在工作之余，暂时充当以思考为本职的知识分子，这是我2007年和2008年面对金融动荡所作的一种个人式的思考，是以金融知识产权为突破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战略设计。但愿这不是不懂装懂，不是书生误国，只愿读者别混淆了书和书生的概念。因为，同样是读书，不能读而所用，自然就是书生之言，自然就是书生读书。马克思、毛泽东都是书生，但是毛泽东掌握了军队，也就是掌握了国家发展的另一个专利。人民解放军是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专利，知识产权则是党治理国家的专利，党必须牢牢掌握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牢牢掌握知识产权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换言之，我们加强金融治国必须多多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有能力的，特别是熟悉知识产权运作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符合的金融人才、金融市长、金融省长、金融书记和金融将军，最终实现市场统治、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金融化，否则国家将首先会受到西方的金融剥削，普通民众将受到国内外精英的双重挤压。换一个角度讲，导弹、飞机、夜视镜等科技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改变历史的作法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执法部门偷懒，还是会出现大规模的诸如“瓮安事件”的民变，国家纾困的代价将难以预测，而且这种努力很可能只是一种治标之法。治本的方法就必须借助金融手段、适宜制度和适宜技术，因为它们综合而成的金融知识产权可以使国家更加强盛更加发展，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工农业相结合的虚实经济有效结合体，可以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引领世界金融、贸易和经济新秩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感的提升。

（见《中国金融知识产权科学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月）

【注释】

[1]James Macdonald，《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Farrar，Straus and Giroux.第187页。

[2]张宏良:中国经济的危机［EB/OL］http://www.weekmag.info/html/4069.htm

[3]周山淞:全球金融战纪实（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9，P25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