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读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发展，特别是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奇迹。但是2003年非典以后，中国爆发了几次“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引起的国企改革争议，2005年底物权法“背离社会主义和违反宪法”的质问，还有2006年初的改革反思，改革似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激烈的对撞，特别是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引人深思，更多很多老同志和年轻人呼唤文革时代。厉以宁老师《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悄悄出版，无意中指涉了这场世纪初的争论。恭读厉老师的这部花费巨大心血之作，掩卷沉思，不禁感叹:知之者谓之心安，不知者谓之何求？所有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因而产生了各种歧见。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最大国情出发，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本主义，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

一、何为资本主义

本书开门见山地指出题目中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而非私人雇佣关系或市场交易关系体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经济学研究中，对资本主义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目的在于获取利润的私人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私人业主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力拥有人身自由并领取工资，雇主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以获得利润。这以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为代表；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特定的交易关系，即市场关系。具体而言，在市场中，所有的人都以私人交易者的身份出现，卖主买主各为一方，而买方的目的在于利润。这其实也适用于雇佣关系，因为私人雇佣也是一种交易，双方具有人身自由，互不依附，都能自主选择自主决策，而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这以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为代表；三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以取得利润，在此基础上构成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和莫里斯·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为代表。

以上三种资本主义的解释，对应着三种资本主义起源学说。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获取利润的私人雇佣关系，那么中国和西欧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国秦朝或者至少在明朝、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已经出现了。同样，如果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获取利润的私人交易关系，则更不符合史实，因为只要有国家或者城市就有市场交易关系。因此，作者在这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必须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束，这种确立和结束只有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但是作者声明，他的研究始终以上述三种解释为依据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以至于作者面对兰德斯在《不受限制的普罗米修斯》中提出的经济史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制度的首次突破发生在西欧”时，底气十足地说，只要把考察的范围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欧产生，那就是一个比考察私人雇佣关系或市场交易关系在西欧产生更容易的工程。

二、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起源

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做了很多尝试性探索。依据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尽管众说纷纭，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已经成为诸家的理论共识。

厉以宁的专著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驳斥了传统的四种资本主义起源学说（商品货币关系说、新教伦理说、产权学派、市民意识说）的片面性、反逻辑性，并在此基础上独辟蹊径，提出了新的资本主义起源说。

他首先界定了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作者梳理历史事实发现，17、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世界上只有一些西欧国家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后期起至21世纪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在西欧和美国的不同形式影响下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原生型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日益发展，终于建立了取代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原生的含义在于资本主义起源于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在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由于内部因素的作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代表国家有英、法、葡、西等西欧国家，殖民地国家如美、加、澳、新西兰。非原生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封建社会内部，即使出现了私人雇佣关系，却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但在外界力量的冲击或压力下，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统治者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如印度、日本、拉丁美洲国家。

这样，他就把西方的兴起，归于原生型资本主义在西方的首先出现和成长。于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之谜就变成了西方首先产生原生型资本主义之谜了。

他首先提出了体制内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内外的异己力量、刚性体制、弹性体制、制度调整等概念。体制内异己力量包括起义农民、封建割据势力或地方封建势力、封建统治者家族内争权夺利的人物，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就是手工业者、商人等，他们生活的城市就是体制外权力中心。西欧封建社会早期只存在体制内权力中心，后期才出现了体制外权力中心。体制外中心的出现与发展是制度分化的结果。制度分化是指原来的统一制度，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裂缝，在制度框架内出现了体制外权力中心，它的存在和壮大对制度本身进行挑战，并最终使原来的制度解体，导致制度更换。

具体而言，厉以宁认为，一种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他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之；另一种是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之。为什么有这两种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同方式，那就要追踪到它们的封建社会的不同体制:一种是刚性体制，即等级制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但应变能力很差，所以一击即溃；另一种是弹性体制，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上社会流动都可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而不会改变，导致各权力之间一旦出现空隙，体制外异己力量便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权力中心，从而与体制内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迫使封建社会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作者以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为基本构架，从市场交易、城市兴起、商品货币关系等方面再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同时描绘了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已力量夺取政权的过程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但作者并不是拿这个模式去到处套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了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西欧各国虽然同属原生型资本主义，但又可细分为荷、英、法和德、意、西两类，两类中各国也并不相同，各具特色。例如，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普鲁士为中心，这里作为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城市长期屈服于王权，农村的封建势力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的，但是它利用了后发优势，所以很快发展起资本主义。而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弹性制度，例如，人们可以通过读书、从军和经商三大渠道实现身份改变和社会流动。特别是，隋朝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存在了上千年，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存续上千年的基本原因。这种弹性体质，使得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虽然商品经济已经萌芽甚至比较发达，但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斗争，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吕炜（2000）曾经从资本的角度考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中国是首先宣布了改革开放以及十四大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战略，才解放了潜在的资本。当然资本逐利性或其他本性的不断膨胀，也不断地冲击着体制，从而推动制度变迁。笔者受此启发，于2003年大胆宣称“资本挑战制度”。而这些观点恰好见证于张宇燕、高程2004年发表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长文之中。他们认为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产生了新兴阶级，新兴阶级的影响力日益扩张，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通过把美洲贵金属流入和欧洲制度变迁相联系，并借助“制度--货币”二元分析，他们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一文中，张宇燕和高程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模型，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新大陆上的金银财宝不断地流入欧洲，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价格革命”，即物价大幅度上涨。“价格革命”的深远后果之一就是出现了阶级分化。那些按照传统方式获取地租收入的旧贵族因地租期限很长而无法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价格的上涨则使其实际收入减少。与此相反，新兴商人阶级则迅速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换言之，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税收支持，同时国家或君主对商人阶级的依赖日渐提高，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政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也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时至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西班牙和葡萄牙首先从地理大发现获利，其他欧洲国家垂涎欲滴。因此，除了用正常贸易手段以外，英国、荷兰和法国还用海盗方式对美洲财富进行再分配。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对海盗活动进行投资，获利匪浅。西班牙人哀叹自己千辛万苦地从美洲运来的财宝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口袋。这样，美洲金银进入欧洲后阶级结构变化导致了国家功能变化。重商主义开始抬头并占据上风。例如，英国在16世纪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7世纪战胜了荷兰的贸易攻势，在18世纪又成功地遏制了法国的扩张，最后终于成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帝国。财富在一国内部的重组导致了阶级变化，最后由于国家功能的变化，导致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争夺，实现了欧洲社会的财富重组。财富重组和阶级兴衰，最终实现了有利于新兴的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制度变迁，特别是产权制度、宪政改革和金融创新。

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公平性和权威性，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比史上任何制度更强的激励与约束。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金融创新，如国债制度的问世、债券市场的形成以及金本位制度的建立等等，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场的能力，同时国债的买卖也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而对整个国家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的则是宪政改革。自上而下确立的正式规则，维护了政府信誉，保障了权利、义务、责任和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型。财富的集中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大资产者之间的多次博弈催生出了较为可靠的私人信誉。私人信誉确立带来的规模效应促进了银行业的兴起，以及内生货币创造、市场融资、金属本位、资本市场等制度的形成。金融制度创新与政府、私人信誉的提升结合在一起，有效地降低了借贷风险，从而使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利率降低使获得资金成本得到相应降低。这无疑为扩大工业投资和创新活动创造了条件，而投资规模扩大最终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西欧经济增长率的“起飞”由此得到解释^[1]。

马克思说过，来自新大陆的金银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张宇燕和高程则从“阶级兴衰”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经济增长”接续了马克思的思考，从而实现了从“美洲金银”到“阶级兴衰”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经济增长”的逻辑发展性和理论完整性。考察西方兴起，不外乎资本形成、新兴力量兴起、制度变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三点，从而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三、利用资本主义

厉以宁老师的这本新著，可是说是他自19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半个世纪思考的结晶。对于资本主义起源这样的宏大叙事，厉老充分运用自己的学理积累，以自信的理论霸气，建构了自己全新的理论大厦，给与资本主义起源以迄今较为合理的阐释。一本书容纳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种形态的解剖，而这些问题恰恰又包含在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从而从侧面解答了李约瑟谜题。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通过读书、经商、从军可以实现身份转变和社会流动的柔性体制的富有见地的分析，让人茅塞顿开。这些都将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的思考。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围绕着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与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因素、起用资产阶级技术专家的措施以及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一定限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得到贯彻执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从绝境中恢复和振兴起来，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在帝国主义重重包围中存活下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也产生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1939年，他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2]。之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鉴于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性，他提出了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资本主义经济支持战争的重要作用愈益凸显，毛泽东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到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渐趋成熟，表现在:首先认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在落后地区、农业国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其次，从解答“落后国家如何跳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有条件地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的思想，他认为“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正是在这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到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4]。邓小平更是以浅显的“猫论”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厘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或市场经济的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我们从厉老的这本巨著得到启示:

（一）以认识资本主义的彻底性来认识社会主义

厉以宁老师的大作正是抓住问题的源头，条分缕析资本主义的起源，从而为我们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奠定了感性基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而且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更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主义内容和因素；清楚地看到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比现在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多。因为，资本主义也早已或正在利用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例如。美国资本主义实行的所得税制度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高额累进税；美国资本主义实行的为所有美国人提供退休金的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制度即社会保障制度，来源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控制思想；马克思认为政府应当——通过税收、规章和补贴——掌握经济决策的看法，在欧洲，特别是在亚洲，大行其道。所以我们必须站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动态变化，才能比资本主义显示出优越性，建立更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两个问题，一是何为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但是，社会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从宪法或者法律上加以界定，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界定还停留在功能主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界定。但是，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视角的社会主义，一是“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二是“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在他们的两种层次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其次才是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方面，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还认为，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于在此基础上又使社会主义理论拥有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从而又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但苏联理论界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并基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使我们长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特别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首先从价值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认识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说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时，主要提了两条，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在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比东欧、苏联的遭遇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共识，至今没有形成。王占阳提出，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进一步看，普遍幸福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就表现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结构性质的东西。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大回归和重大发展，也正是在于它重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社会主义。徐景安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直白、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近年来的改革方向之争，实质上是主张深化改革的功能社会主义与主张退回传统结构的结构社会主义之争，而并不是结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姓“资”姓“社”之争。高尚全提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那种把国有化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作为创造财富主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作创造环境的主体。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5]。刘福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的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王占阳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不仅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且同时还是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劳动关系、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核心已经不是在于国有企业，而是在于公共财政。真正的公共财政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财政。财政部门已经成为了实施社会主义的核心部门。财政工作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杨启先指出，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以国有制为主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以私有制为主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区别于这两种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较好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刘吉、刘福垣、徐景安、王占阳、刘新宜等许多学者还一致认为，现在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只是各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正处于低潮和走向灭亡，新式社会主义则已经和仍将继续磅礴于全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的两句至理名言也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资本主义新情况）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早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共识--会主义就是征好税收，用好税收，实现国家安全、人民幸福、社会公正。只有实现税收与财政的良性循环，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二）以认识资本主义的彻底性来认识市场经济

西欧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城市的兴起、市场的发达、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有效的制度创新、技术的健康进步实现了兴起。在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经济极大地丰富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认识资本主义的彻底性来认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而且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也仍然主要地归功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上，而不是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效率提高上。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挖掘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基础作用或者说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方面，注意分工与合作，注意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首先，间接公有制应当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因为，人们确立并使用所有制显然不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而是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凭什么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取其最终利益。但现在传统所有制的作用和意义正在不断削弱和瓦解。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只要以法律确保公平分配，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获取相应利益。间接公有制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间接公有制还能使公、私两种所有制形成一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所以，间接公有制理应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在控制力上而不表现在规模上。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仅以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二战以前捷克经济发展水平仅低于英、德，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相当于奥地利的五分之一，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可比较的西方国家。这就说明，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苏东国家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理论，才造成思想僵化，发展缓慢，社会停滞，最终使共产党丧失了政权。

第三、社会主义分配比社会主义公有制更重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实际总是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因此，所有权只有通过收益权才能实现；收益权就是最终的所有权。有产权而又没有收益权，那就等于没有产权。反过来，有收益权而又在形式上没有产权，却又等于已经拥有了事实上的产权。所以说，如果人民占有了利润，实际就是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利润赖以形成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因而也就等于使这部分生产资料事实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公有制又并不是直接产权意义上的直接公有制，而是通过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而间接实现的间接公有制。在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第一位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第二位才是社会主义的间接公有制和直接公有制。前者是原生的，后者则是派生的。(www.xing528.com)

第四，私营经济可以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行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私营经济实际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又是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的这种两重性同时也规定了私营企业家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两重性。所以说，在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无论私营经济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而至多只能是形成“半个资产阶级”，而在整体上则是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第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在大量的贫穷落后国家中，也大量存在市场，例如，在转轨后的苏联，市场无处不在；在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也同样大量存在。仅仅存在市场并不是保证繁荣的条件。“反公地悲剧”的存在说明了即使存在市场而没有好的政策，国家仍然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体制外力量来实现制度更替，而西欧国家取得资本主义胜利和兴起，正是制度重构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上认识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未来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企业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等制度的竞争，国家就是法治福利制度的竞争；未来的大国都是思想上的大国（丘吉尔语），而思想最终要通过制度、机制、技术来实现，其中制度又决定着技术和机制的形成。

第六，培养合格人才，打造中间阶层。马克思、厉以宁、张宇燕等的论述都提到了新兴力量出现的巨大作用，因此，培养有用的社会主要人物和一个中间阶层，对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起着关键作用。现代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考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通过相关诉求渠道向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契约。制度变迁就是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签约，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所谓重新签约，也就是利益集团对利益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进而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制度变迁之大，必然改变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从而对政治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合理的社会阶层分布，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将反过来实现制度建设的效果最大化，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三）以认识资本主义的彻底性来认识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事物的认识，我们必须从源头上和未来趋势上加以认识，厉以宁老师的这本书正是告诉人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认识资本主义以及以前的社会更替，然后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超越并体现出中国式新意。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过波折，但是总体是实现了螺旋式前进。在提出“先富再共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2005年还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我们至少应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和谐中国必须是实体和谐与虚拟和谐的统一

实体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和谐，还需要网络等虚拟空间的和谐，这就必须建构科学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金融、网络空间。

2.发动一场新的流通性革命

必须实现价值、风险、信息（包括声音信息、数字信息和纸面信息）、情感、物资、资本、人才的科学流动，只有流动性和谐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和谐。

3.去除双轨制思维和做法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职业身份化，历来是我们一个不和谐现象；城乡户口差别，成为待遇歧视的潜规则。贫富差距、教育不公、医疗歧视、社会保障歧视等不和谐现象，正是双轨制惯性思维。“双轨制”使人才、资源、资金、产品分配不公。总之，是发达地区比贫穷地区、体制内比体制外、特殊政策比一般政策待遇高的双轨制，就是最严重的违反市场经济的计划思维计划残留。现在中国物质财富已经有一定积累，完全可以履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那就是拿出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每人得到300元人民币，全国即使加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算起来也只有0.3万亿美元，其余的还有3万亿美元可以用于投资。就像当年打土豪劣绅，打地主分田地，那样让每个农民切切实实分到土地，只是现在变成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上加上一点现金而已。只有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才能有和谐社会可言。没有生活上的担忧，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从而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自己的成绩。否则，人们追求相对价值的同时，必须出现浮躁和不按兴趣选择就业，最后都挤到了所谓的高待遇的行业，导致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上的浪费。

4.从战争斗争转向竞争合作

中国有很强的斗争文化。片面强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以及“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做法，既违反自然规律，又不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用斗争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会加深矛盾和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斗争文化的典型产物，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和严重的社会危机。今天，斗争文化在官场、职场、商场和市场等领域，仍有一定影响。斗争文化最大的受害者，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和说实话、办事实的老实人。不管在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上，我们都必须早日摒弃战争、斗争思维，而转向竞争思维，因为市场经济作为自由拓展的全球合作秩序已经成为使世界形势从战争转向竞争。

总之，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动力、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着力点。

回想整个20世纪，整个中国都在无休止的争论中错失了“地理大发现”式的发展机遇。1905年立宪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最终以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发表社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取胜，然而他们选错了制度。于是孙中山出来抛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民国初立，却被袁世凯葬送，等到国家稍安，又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国破家亡之时，又出现了“救亡与启蒙”的论战。共和国建立后，又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论战，而在这些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悄然进行了有效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国际化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已经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马丁·沃尔夫，2007），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同时高度警惕社会主义向权贵资本主义异化的不和谐恶象，增强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和中间阶层的坚定性，提高制定、遵守、修订制度的自觉性，以人的和谐、制度的和谐、人和制度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来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态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做好对外援助，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3.6

［2］［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M］.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1

［3］吕炜:《资本挑战体制——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

［4］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外部冲击、财富重组与制度变迁》［M］.中信出版社，2004.1

［5］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6］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的新描述》［M］.商务印书馆，1999.12

（该文为人民日报举办的首届党政干部书评大赛获奖文章，见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839/158032/186403/11855270.html）

【注释】

[1]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中信出版社，2004.1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P650）

[3]《毛泽东选集》第3卷（P1060）

[4]《毛泽东选集》第4卷（P1431）”

[5]吴敬琏答记者问:<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日报199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