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呕心记录和精心设计——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大陆的经济由于总是难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必然要出现一些大智大勇的经济学家来“鼓与呼”！也许是古代“立功、立德、立言”传统的教化，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活跃群体，他们总是身先士卒地充当时代的鼓手！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或者就如他自己所喜欢的称谓“政府经济学家”，其实应该更准确的说是萨缪尔森那样的“政策经济学家”的角色，因为他们获得大众的拥护和政府的理解以后，总是为民请命和充当政府智囊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和社会价值。2004年刚刚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正是吴老倾有生以来所有经历而写就的呕心沥血之作。

一、写作意图

作者在序言里面迫不及待地开宗明义，道出了这本宏大叙事作品的意图:“20多年来的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注意焦点。人们不论对中国怀有什么样的感情，都希望了解中国，因为它的现状如何，将向何处发展，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其中，甚至亲身参加过最近1/4个世纪的变革过程的人，对它的了解，也往往是零散的、表面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就产生了写出一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国改革的著作的要求。”^[1]

二、中国内地经济的宏微观解读

吴老出生于1930年，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因而对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历史的回顾和对于未来的焦虑与设想。吴老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随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又到苏联学习经济，因而他饱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浸淫”。但是，1983年已经是53岁的一个小老头的他到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已经是国内教授的他如饥似渴地从本科课程学起，一直参与博士生的课程讨论，从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目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对于市场经济知识的比之同龄人较为系统的学习，使他在鲜明的比照中恍然大悟并更加坚信了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回国后，他“对于市场经济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了，这是建立在经济科学的基础上的”。^[2]他“大半辈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但是满脑子市场经济的思想”，因而他能够站在中西文化和经济的交汇点上，俯瞰世界，从而能够糅合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颇有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雄心壮志，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本书伊始就通过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以至到最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的详细解读，力图解释清楚中国大陆经济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短短20多年的同时经历着的三重历史变革: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过去的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些巨大的变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学实验室，中国的经济学家具有近距离观察制度变迁的便利，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由何而来，向何处去，而且能够丰富整个经济学对发展、增长、制度的理解。学贯中西经济学知识的吴老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全景式解读。

在分析战略上，吴老采取了科尔奈的关于经济转轨的两分法。他说，在对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时，曾经流行一时的方法是将它们的转型战略区分为激进的和渐进的两种:前者以俄罗斯等国在苏东剧变以后的转型为代表，采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大爆炸（big bang）”或者称“创世纪式”、“上帝七天造万物式”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后者则以中国为代表，采用渐进主义（gradualism）的方式，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着重于以速度作为划分标准对不同转型方式的长短优劣进行的套路，由于比较片面，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进入21世纪，中国学术界仍然有比较多的人习惯于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比较各国的转型方式。哈佛大学的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科尔奈认为，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有机发展战略和加速私有化战略。前者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后者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验表明，前者由于能够促进资本进行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后者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吴敬琏认为将科尔奈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个理论完全可以用以分析中国改革的战略演变。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改革的实际进展却是沿着类似科尔奈第一战略的路径演进的。例如1980年代的初期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了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发展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有关中国的改革和随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形成了“北京共识”并取代了“华盛顿共识”，中国的试错法、创新和“爱拼才会赢”的努力奋斗，已经颇显魅力并让中国经济一直一枝独秀。^[3]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叙事。经济转型虽然是通过若干这样或那样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的，但是它有一根主线，这就是从计划制度到市场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计划刚性到市场柔性的变革。既然是制度变革，所有的改革势必是经历了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之间反复博弈之后的产物。因此，它往往表现为杂乱无章的事件，并不符合某个统一的思想逻辑。而中国改革采取的这样一种进行方式即允许试验或者说试错法，或者说证伪而非证实，坚持的当然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一项措施取得成效，就加以推广；失败了，就打住或者另辟蹊径。并且，改革在多个领域同时推进，不是直线前进，时常有曲折和反复。这样的改革特征，使得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梳理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作者在困扰之余采取了以下布局:一、总论；二、部门专论；三、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四、简短的结论。第一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提出问题，指出中国提出改革问题是源于原有经济体制存在着巨大弊病，而这种体制又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作为可以拯救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理想制度而提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落实到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制度上？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又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第二章对中国改革的全过程进行鸟瞰式考察。从1956年至今，中国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穿插错落地进行。可以归结为三个阶段:1.1958年-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2.1979年-1993年:增量改革；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为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

第二部分用6章篇幅分门别类地讨论各部门的改革。中国内地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从粮食统购统销发轫的，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取得突破就是从农村开始破除集体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因此第三章将农业作为首先专论的部门。接着考察企业部门的转型，即从“国家辛迪加”的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单位，转化为真正的现代企业。转型沿着三条路径进行:一是改造国有单位，使之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二是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三是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三部分分别在第四章企业改革和第五章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讨论。第六章讨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架构之一--由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和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构成的金融体系的建立问题。第七章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分别介绍了以1993年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改革；前一时期着重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做文章，采取了“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的税收承包制，后一时期则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为目标，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规范支出范围，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增加对教育、科技、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保障力度。接下来的第八章是关于与经济改革互相作用的对外开放。建立了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方面取得巨大成果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在距今不到5年的时间内将要履践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的承诺，实行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第三部分讨论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包含三章:第九章讨论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围绕建立新社会保障体系，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淘汰。第十章讨论在转型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如何使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第十一章讨论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府职能。转型时期是一个有着诸多社会矛盾的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例如一个中间阶级正在成长；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如腐败蔓延、收入不均、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也凸现出来。在这样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下，由改革初期的维护计划经济与主张市场经济改革的两种对待改革态度，分化出保持甚至强化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第三者态度。这第三种态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导致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上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要使政府履行应有之则，就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最后一部分以第十二章作为结束语，表现了作者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建设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的未竟的改革任务的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过去进行时也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大家应该共同思考探讨之，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走向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语）。

三、与其它同类教材的比较

纵观同类书籍，共同的巨大错误就是没有承认事实，将台湾和香港、澳门的经济排除在讨论之列，而书名又冠以中国经济，而且又没有明确表明所论为中国内地经济或中国大陆经济。当然，这也许是意识形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虽然如此，此书所揭示的内容确实比较全方位地凸现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化过程和应该前进的方向，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来统率全文，不像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那样通过中国大陆经济的数据和事实来证明和提出自己的“企业自生能力”、“资源禀赋结构”等理论而否定赶超战略，从而能够在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给出正确的或者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中国的奇迹》以“比较优势战略”为理论逻辑起点和文章主线，同时比较中国和东欧、苏联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而论证中国渐进性改革的内在合理性，同时也进一步检验了“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正当性。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从而造成了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意中进行了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的渐进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入手，以期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这种改革破坏了原有体制的一致性，并且为了落实放权让利的措施逐渐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推进而越来越触动传统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渐进式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往往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及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从而导致经济体制内部各种制度安排的不配套性，造成一系列特殊的改革与发展难题。而其突出表现就是国有企业未能摆脱传统发展战略所固有的政策性负担，因而不仅其自身改革难以深化，还导致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寻租和腐败行为泛滥、金融体制改革举步为艰、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和粮食生产不稳定等问题的产生。而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必须认识到经济体制内部各种制度安排之间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之间的逻辑关系。本书主要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的资源结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改革的问题，但是忽略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法治化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4]

《中国的奇迹》以大胆的预言提出了“中国奇迹”论，即中国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成为世界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作者首次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奇迹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解释。这一解释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接受的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而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新作《中国经济》则名头更盛，书中运用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进行了分析与解释，涉及了工农业、银行体系、经济增长等方面，既介绍了中国最新现状，也涉及国内在诸多领域的研究进展。全书连绪论在内，共分12个章节，囊括了从中国经济的历史、自然地理和人口、劳动力资源配置、银行和金融体系到农业、工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再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融入世界经济以及政府职能与财政政策的各个方面，都给出严整的经济学框架之下的解释，并且全书有一条逻辑线索，一以贯之。但就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的主体，竟然没有对于民营经济做出充分的精辟的阐释。^[5]因而通过比较，吴老该作不但是他本人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同类著作中最为详尽的用科学经济学方法解读中国经济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断言，谁想更详细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和未来，吴老的这本厚重的几乎花费毕生精力的上乘之作，是最理想的选择。

四、作者一贯主张的集大成和真诚体现

作者是中国内地市场经济建立的“鼓吹者”因而被号为“吴市场”，是中国内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但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率真和童真，代表社会的正义和良知良能而处处时时为民请命。他的著名观点“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6]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公式相得益彰而互为补充。实际上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入了市场经济的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思想是非常吻合的，也正由于此，中国内地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正由于此，作者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中央政府的“智囊团”成员，把“嘴唇贴在领导的耳边，双脚站在群众中间”，但是他仍然坚持政府经济学家、社会经济学家和学术经济学家的统一，他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坚持真理，做到学问和良心的统一。

但是就像邹至庄所说的“亚洲经济拥有不完备及非西方式的经济体系，但是要改变他们使之成为西方机制，可能也不是一个最佳改善途径”，中国内地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出现了作者不忍看到的种种丑恶，于是他便从无声的学术界中站出来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于是他又被冠以“吴好市场”的美称。例如，2001年春节前后，我国舆论界爆发了一场股市大讨论，究其实质，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要不要给我们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解毒”？在争论将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吴老出版了《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和《十年纷纭话股市》。在后一本书的序言中，他对这场争论作出了明确回应，他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了20年之后的世纪之交，围绕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和发展作一个深刻反思和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有助于民众、企业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官员加深对于中国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之路的思考，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而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富祉”。他没有把这场争论限定在证券市场领域，而是有更宽的眼界，进到了更高的层次。自1992年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过10年的摸索和对国际经验的总结，终于使一部分人从转轨初期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的浪漫情怀中走出来，分辨出“好的”和“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转变符合事物演变的问题逻辑:最初，市场经济是一个理想，是一个乌托邦，是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阵地，而当市场经济被稳固地确立之后，当“倒退”变得不可能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市场经济内部的建设，就是为现实中的市场经济解毒，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问题。

他始终认为改变这个社会，为民造福，在政府机构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无论身处何位，都可以替老百姓办事，只不过当“政府经济学家”的作用更直接更快。在他的求学和工作过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1980年代末期，他开始主张在“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三大环节进行改革，被称为整体改革派。1990-1991年，与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一道对垒“计划经济学派”，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系统的市场经济观点，始得“吴市场”这一当时带有贬义的美称。1993年开始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1980年代他不主张过早地发展证券市场，主张先打好资本市场的基础——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当1990年代股市泡沫时，一直呼吁反对股市过度投机，再次表明先搞好基础设施，先改善上市公司基本面，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股市。后来他一直关注中小企业或者说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而极力鼓动中国的硅谷建设，提出制度重于技术的命题。他不断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作文章著书立说。纵观他的思想历程，首先是关注制度安排，认为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系统，改革这个系统的目的是要让它能够比原有系统更好地配置稀缺资源”，其次是他对于现代经济学能够拿来主义地加以社会主义运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和总体框架的设计者之一，而且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为民请命的经济学家。当他发现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稳固地位以后发现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问题后，开始警惕大家不要建设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坏的市场经济”，因而又赢得了“吴好市场”的美誉。他统一了学问和良心，为民请命，开启民智。李剑阁在评论吴敬琏先生的学术、人格时说“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联接着一个时代”、“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了一个时代”、“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归属于一个时代”，这是知人之论。这次争论使他由“吴市场”的称谓变成了“吴好市场”。［8］

他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真理而为人民利益立言的可爱的老顽固。他实事求是揭发了网络泡沫和基金黑幕，毅然决然抛弃“经常在桌子底下说话”（《生死抉择》的作者张平语）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惯性，最后干脆在两会期间于京丰宾馆召开个人记者招待会，呼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整个会场余音绕梁地飘扬着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像一个老顽童似的谆谆告诫防止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儿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想扼制已经出现的这种苗头，避免其恶性发展，惟有:在经济上，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在政治上，实现法制（应该改为“法治”，笔者注），于是他赢得了2000年和2001年的“中国十大经济人物”的美誉。CCTV的颁奖辞如此评价吴:“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2001年，他用睿智和良知擦亮中国股市。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是年过七旬仍然能保持童真和率真的经济学家。”他生长在一个有着三代民族资本家历史的家庭里，18岁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有南京、北京、重庆、香港。这种家庭出身，再加上大都市生活的经历，应该说，它给了您一种观察社会的大视角，同时也培育了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厚宽广的学养。《吴敬琏评传》的作者柳红说: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就了他，使得他身上既有“贵族”式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又有对国家前途和平民百姓的关心。吴老说:“我对经济学的执著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9］这就是作者的真诚和作者为自己所定的历史使命，而这本大作更这因此承载了这样一种使命。(www.xing528.com)

五、简单的结语

中国的改革是新的长征，这意味着中国从行政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本书正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转轨过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经济——社会——政治分析，说明中国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的哈耶克式的“自发秩序”演变到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加速经济发展同时注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健全，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首先破除了斯大林模式，进而探索自己的渐进改革模式从而为改革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奠定了基石，也为世界经济理论贡献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但是吴老、林毅夫、蔡昉等作的一个理性自负就是太过于坚持精英启蒙和设计，从而忽略了学术上的“市场经济”堕入了学术上的“计划经济”，其实中国转型发展的困境和难题，不仅仅是精英和政府的事情，而且要靠全体民间力量和草根智慧，当然包括世界上一切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市场化必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中国化，否则我们往往会犯“制度跃进”的错误，或者所谓的“洋跃进”。也就是说，我可以大胆而武断地下结论，中国改革自商鞅变法以后，似乎没有一个改革是设计出来的，特别是没有一个改革完全按照改革方案来执行！所以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难题在于出现嬴渠梁和商鞅那样的现代威权共同体！

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虽然已经稳固下来，而且法治的市场经济已经初见端倪，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两难的境地:现在我们面临的重任就是确实摆脱旧的僵化思想的桎梏，全面推进改革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一个新旧体制并存摩擦的时代，既要消除旧体制的遗留，又要解决新旧体制所滋生的矛盾，还有建设新的制度这样多重任务。更有甚者，它面临着农业停滞、农民贫困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城市失业严重，金融体系脆弱，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失范乃至腐败蔓延等一系列问题。改革的两种途径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而解决这些难题的不二法门就是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的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是完善所有制改革，确实做到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国民待遇；其次以宪法的名义保护一切合法收入形成的财产权利；第三加速与WTO规则的对接，真正实现入世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第四坚持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五首先规范政府行为，在此基础上规范一切市场主体的行为；第六坚持完善宪政民主制下的法治。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

［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3］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9.

［4］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M］.学林出版社，2002.6.

［5］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注释】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序言》［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P1.

[2]2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三联书店，2001，P353.

[3]乔舒亚·库珀·拉莫:《北京共识》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或见http://www.wiseman.com.cn/magazine/cjwz/0408/040101.htm.

[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5]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4.

[6]柳红:《吴敬琏评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