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论衡》：递进式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火花

认识王佳宁同志，纯属偶然，当然更是偶然中的必然。一方面是王总编善于与人沟通，善于团结人，就连我这默默耕耘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他们杂志社都能够纳入眼中。另一方面是自己一直坚持创作，每次看到自己的作品经过多次修改最终通过电邮发给各大A类杂志的时候，心中总是如释巨石般轻快。也许是自己的这种坚持，冥冥之中才有幸与《改革》杂志结缘，并且最终与王大总编在人生际遇上有所交集。

2014年上半年，偶然投稿《改革》杂志，竟然能够“上市”，而且后来还能被全国社科规划办的《成果要报》盯上，最终将万言《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运筹》压缩成3000字单篇专报中央，还与黄奇帆、陈锡文、王东京、李稻葵、平新乔、贾康等国内大佬一起获得《改革》杂志首届优秀论文奖，并在作者座谈会上见到王总编，也获赠了他的为重庆智库扬帆起航的剪彩之作《大国论衡》。

捧读大作，总有很多话要说，于是便不免惴惴起来，但最终还是不揣冒昧，在纸上亮亮我的所思所想，敬请各位方家批判。

一、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和永远的解释力

格式上的创新。如果说每篇独立文章都是一顶皇冠，那么每篇文章附上的“探源头”、“看人物”、“析数字”和“瞻愿景”则是皇冠上是四颗珍珠。四颗珍珠的点缀，使得文章更加闪亮，更加有分量，更加好理解；而且启发了读者，让我们能够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里遨游，从而更好地思索思考思虑。

思想上的创新。每篇文章紧扣改革发展稳定主题，又能够更加深入挖掘背景和展望未来。例如，开篇的《内外安全兼修开启圆梦之旅》，一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我国成立国安委的重要性；一方面再次区分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的涵盖11种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指出了我们如何内外兼修确保国家安全。《预期的7年值得期许》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递进式的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我第一次见过的概念，当时我就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是，我们面临一直争论的“改革永远是进行时”还是“改革也有完成时”，到底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造桥乘船过河”，这些问题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王总编的这个提法“递进式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我们可以很好地对付以上争论。我们完全可以说，递进式改革永远是进行时，递进式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的递进式改革就是比过去、当前情况更好的改革。而且，文末还惊人地提出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志是政府为人民、为市场做了多少事的理论创新，也十分清晰地重新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二、表述是基本要求更是一种巧实力

文字的凝练。书名《大国论衡》就很费斟酌。而书中分的几大块，国本—改革再探路，国信—重塑新秩序，国势—规划始发力，国计—政策费思量，国脉—总量须雕琢，国瑞—尚需觅主轴，国道—求索赛智慧，国钧—执政乃大考，国步—举目新福祉，国智—学术大逻辑，这种凝练使人一下子清晰地洞悉作者创作本书所下的苦工以及大国论衡的关键招数和根本性问题。而对于每篇的“探源头”、“看人物”、“析数字”、“瞻愿景”四个小栏目，更是精益求精，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例如21页关于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改进的表述:“帕累托改进，也称帕累托优化、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卡尔多改进，也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由约翰.希克斯提出，意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效益就改进了，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准则。”而对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介绍，更是广查材料甚至翻遍了辞海辞源和百科全书等大部头经典巨作，并进而凝练出既不失整体又不失具体的简介。例如第25页介绍桓宽:“桓宽，字次公，汉代汝南郡人。其知识广博，善为文。著有《盐铁论》六十篇。《盐铁论》有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往往会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改变策略和方法，有大智慧的人会随着事务发展方向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同理，全面深化改革亦应注意方式和方法。”

会说话的案例。在机关工作，基本要求是能“办文办事办会”，其实更简单地说就是“一支笔”和“一张嘴”。“一支笔”就是要会写，写出有内容有文采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文稿来；而且又要让人通俗易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褒有贬，褒扬的时候实事求是，批评的时候又把握火候有理有据。“一张嘴”就是会说好话和坏话，能够使人明白你的意图，而又不觉得你在拍马屁或者使坏。在任何场合都能说会道，能够说出道道来，能够理出来龙去脉，能说出有见地的主张。总之，不管是“一支笔”还是“一张嘴”，说的都是要善于表达。王总编在行文中，特别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表述的委婉性。例如，《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一文中，首先指出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鲶鱼，其设立发展将对周边城市起到隐性激励作用，发挥鲶鱼动能，激活新一轮改革热潮；同时指出重庆如果建立自贸园区这个内陆开放高地，必将助推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大西南六省区市的融合，进而对西北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是说，重庆火起来动起来，必将带动西南，从而带动西北，从而解决了中国地理上的胡焕庸线隔绝下的中东西部差距，实现了国内发展的平衡，实现区域发展一盘棋，最终实现全国发展一盘棋，也就是形成了典型的骨牌效应。这样的宏大叙事本来应该作一篇长文，但是作者仅仅用鲶鱼效应和骨牌效应八个字，仅仅用了这两个典故就道出了重庆人民渴望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甚至引领潮流的心情。

语言的文学性。我不知道作者是否中文系毕业，但作者的语言既优雅又饱含理趣。其实，我国历来有经济散文创作传统，但是自从西风东渐以后，我们学者确实过高迷信国外的数学和语句，从而有时往往失去了我国古代汉语表述的准确性和优雅性。我之经济学研究路数从来喜欢天马行空，这也许是攻读中文硕士时专研诗歌与散文使然。记得古时有管仲的《管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现代有白发老翁张五常的《经济学上的老人与海》、韦森的《经济学如诗》和陈志武先生的《治国的金融之道》，我似乎从古代经济学散文找到了方法源头，从当今著述中找到了艺术共鸣，开始了经济金融的浪漫主义处理和美学化研究。记得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也说过——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提出假设，然后产生一个飞跃。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而且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无法重现历史；因为世界时刻在变，我们无法全程把握变化的轨迹，而只能掌握一些趋势。因此，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材料基础和现实的片面观察上，通过理论推演，或者通过想象猜测，做胡适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否则就只是无法产生飞跃的爬行现实主义者。其实，追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是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并非数字和模型的堆砌，而更多的是玄妙的比喻和富有意味的典故。例如，亚当.斯密《国富论》就将市场比喻成“无形的手”，将政府比喻成“守夜人”。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也用“棋子理论”隐喻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而讲述社会分工理论的时候，亚当斯密则用了一个简单的制针例子。而当代西方最自绝于数理经济学的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更是以两篇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证性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前作创造性地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后作提出了社会成本的概念，并提出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科斯定理。可见，经济学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思想，在于解释真实世界，在于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让人理解理论旨归。

简而言之，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利和职责。但是，作为学者不仅仅应该独立思考，还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进行表述。王主编的独特话语体系，就是善于运用典故和借助古文。例如，第11页的“‘岁不我与，时若本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过往汲取式的国家治理正在弱化，现阶段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包容性正不断加强。改革预期的递进式七年将全面衡量国家能力，其标志是政府为人民、为市场做了多少事，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优雅如歌的行板。”“岁不我与，时若本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短短几个字，一方面表示改革机会稍纵即逝，另一方面表示改革没有后回头路。例如，第14页结尾写道:“千帆竞发，击楫中流。全面深化改革揭幕之年的中国，公众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谋篇布局正报以钦佩和敬意，正所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古语“千帆竞发，击楫中流”指出改革应该实现普遍性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又要实现集中性关键性的“击楫中流”的重点突破和跨越卡夫丁峡谷，最终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模式，特别是颠扑不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www.xing528.com)

中国的学者研究者太苦，本身具有强烈的“言论自由”的冲动，但是又害怕因言祸事或者言语祸国殃民，因而总得节制语言的攻击性，又怕伤害理论的彻底性。王总编的语言表述则比较有效地规避了这种尴尬，比较委婉而又客观地表现了自己的理论勇气。孔老二说述而不作，充分体现了“述”的重要性。我们不仅需要个人式的思考，还必须个人式的表述。作者参透了这方面的道理，因而也坚持用自己文白并用的表述方式，起到了更好地表述效果。

三、商榷是最好的学术交流和思想互动

我一直认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种看法一定要辩证看辩证对待。“实干”如果干的是坏事蠢事，那么这比“空谈”更加误国害国。“空谈”如果是正常领域的思想交流和理论对话，应该大力提倡并且妥善保护，真正实现老祖宗所说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当然一个处于决策中枢的人只尚“空谈”，不尚“实干”，那确实是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党中央为了实现思想统一，有时候也经常召开畅所欲言的务虚会，因此我们一定要妥善对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八个字；在学术研究上，更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空谈”，然后在互相碰撞中生出思想火花。尤其是在“千变万化皆天机”的网络时代，我们更应该鼓励什么事都有人想，什么话都有人敢说，因为“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而且，要让人敢于说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梦想和话语，所谓“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们要让“奇怪”变成“奇迹”，而不应出现“今天你对我不睬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的恶作剧。

我作为一个学术晚辈，在这里斗胆说出我对王总编新作的一些框架上和理论上的建议。希望大佬、方家、同行，或者不同行的读者们补充完善提升。

我隐隐觉得书中第一篇应该是“大国的逻辑”，也就是先界定什么是大国，中国是否是大国，中国当前是什么样的大国，我们理想的大国状态是什么，我们当前的大国基本国情是什么，从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顺理成章地论述我们该如何进行大国改革，大国发展和大国稳定。我的意思是，作者没有先点明什么是大国的逻辑，也就没有解决“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如何进行大国改革”的问题。因而后面的论述，就可能失去针对性，或者没有一个统一的帽子来引领。换言之，作者虽然以大国改革的主线将整本书的内容串起来，但是总觉得似乎不够紧密而有些无力感。但愿作者在未来的修订版中，能够加上一章“国原—大国逻辑重梳理”，探索大国的本源，大国的逻辑，大国的纵横比较，当今中国属于什么层次上的大国，进而厘清当前中国大国改革的理论基础。例如，横向上，比较夏商周与古埃及，秦汉唐元与匈奴、古罗马帝国等古代大国的比较，明清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沙俄、德国崛起性大国的比较；纵向上，比较奴隶制时代的夏商周与专制时代的秦汉唐宋元明清，从而厘清中国当前作为大国到底处于历史上什么时期，到底能够在哪些方面超越前朝，超越曾经的大国和现在的其他大国。也就是，我们可以梳理出什么是器物上的大国，什么是制度上的大国，什么是思想上的大国，什么是器物、制度和思想上都强大的大国，譬如我们常说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我们常说的富强、民主、文明、独立、和谐、法治的大国。

另外，本书的副标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若干节点》，我觉得似乎应该阐释一下，什么是节点，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节骨眼上，当中国处在这种关键节点上能够和应该进行哪些变革，改革需要达到何种状况？我斗胆以为，作者应该在“大国的逻辑”这部分下面接着阐述“节点理论”。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2012年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一书中提出的节点理论。《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列举和分析，由美国、墨西哥的比较引出全球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史研究，从而提出国家发展的制度决定论、制度组合论和制度漂变论。制度决定论是指，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贫富，但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制度组合理论是指，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极为少见。但是，我觉得此书的另一个理论即制度漂变或制度分流理论，对我们当前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有意义。制度漂变理论是指，体制或制度僵挺到一定节点，即关键的历史节点（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出现了打破政治经济平衡的重大事件的时候，细微的初始差别（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借助这个大事件得以放大，从而形成不同制度。我曾经借助制度漂移理论和厉以宁的体制内外异己理论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来自于体制僵挺累积起巨额的仇恨、嫉妒、愤怒等超能量，另一方面来自于体制内部的自我分化（或者制度漂变和制度分岔）和自体制外部的不断吹蚀。易言之，当体制僵挺到一定节点（即出现打破政治经济平衡的重大事件）时，当潜滋暗长的愤怒嫉妒恨无法发泄的时候，必然出现体制内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促使改革或革命的爆发。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逻辑框架。当体制僵化还硬挺着达到一定节点时必然导致体制内外异己力量膨胀，从而导致体制风化亦即改革或者革命。但是当因为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良策的前提下，导致改革或革命不彻底，保持了顽固不化的旧制度，也就是出现了体制粘性或体制惯性的时候，必然激起了新一轮改革或者革命。但是体制具有惯性或者粘性，导致改革或革命不彻底，或者因为改革与革命不彻底而使旧制度旧体制变化不大甚至死灰复燃。也就是落后体制本身的弊病和内卷化力量可以很充分地解释托克维尔两个悖论，即大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经济繁荣期的法国和比欧洲其他地方苛政相对较轻的法国。因为革命的发生与贫穷无关，而与体制迫害息息相关，而一次企图利用旧机制迫害广大群众的改革将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因此，当下中国，虽然改革再次成为朝野共识，但是如何改革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为此，当前我们的要务是检验我们面临的关键节点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我们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达到什么程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所有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到了什么地步，经济不发达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积压到何种层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发展的抗压力程度以及经济增长增速下降到6%是否有韧性和抗压力，这些不和谐情况的“集体狂欢与盛宴”是否进入到了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阶段，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使得维稳成本大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哪些方面进入关键节点的时候，整个经济社会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些都值得我们警醒，并充分考察法国大革命前的背景，吸取革命发生时的教训以及满清政府宪改教训，破除体制刚性，斩断体制粘性，防范体制风化。当然，我们还很难讲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但至少应该能够做出一种客观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处在刀锋（edge）之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快重视节点变革理论，深入观察和验证往哪边拐和变，往哪里转型，进行何种转型。故而，我建议作者加上一部分“国术—关键节点与抓手”，厘清改革的关键节点和根本性问题，以及关键招数。

综观全书，还有一些地方值得增加部分内容。例如，最后关于学术的探讨，我认为应该适当讨论一下学术的担当者。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存在一个士绅阶层，使得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团结带领自己领域的大部分人，因而政府只需管理好这些士绅，就等于管理好了社会。士绅的表现有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官场中的清流，乡村世界的科举落榜知识分子、致仕官员、地主、村长、保长、里长，家族宗族的家长族长。但是，我们当前似乎少了这样一个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士绅阶层，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场滥觞和侵蚀，使得各种拜金式异化甚嚣尘上。因此，我认为作者在书中最末部分的“国智—学术前沿:学者看逻辑，官员看方法”中应该谈论一下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化，讨论一下传统中国士绅阶层，讨论一下中国知识分子，从而提出培育中国新型士绅阶层的合理化建议，特别是提出培育中国式新型知识分子的有力举措。

诚然，当前很多热点问题，例如“四个全面”、“三严三实”、“一带一路”、“互联网+”等等，可能都出现在书作付梓之后。高兴的是，王总编在其出品的《改革》杂志每期社评以及头篇的“全面深化改革对话”中不断解构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例如，2015年第1期关注“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2015年第2期关注“中央一号文件背景下的粮食安全”，2015年第3期关注“中国制造2025的六重玄机”，2015年第4期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联”，这些服务中央决策的新举措，使得《改革》杂志逐渐定位为高层服务的智库型刊物，并使作者《大国论衡》中的未尽思考得以呈现。我很希望看到，《大国论衡》新版的时候，能够加上王总编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独立而深刻的思考。

总之，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问题远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西方早期政治和经济合在一起讲，变成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但后来的西方学者把经济学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非常精致的学问，虽然经济学方法能够运用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研究，号称“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西方经济学越来越陷入机械的模型和数字化处理，从而自己阉割了自己的学术现实性，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对关系如何决定经济演变的真实历史过程。当然，我们国内则太过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太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太过于重视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往往弄错了“政府与市场”的区别与关系，用错了“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从而导致我们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成效亟待矫正和提升。希望王佳宁总编的新著能够为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论述和经济社会研究带来一股新风新气象！希望王总编新作《大国论衡》点燃的火把能够照亮深化改革的某些领域！希望王总编新作中的思想闪光能够烛照我们前行的道路！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