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井冈山红色培训之行

摘要:文章比较全面梳理了井冈山前后时期，我们党如何认识到“政出枪杆”和“山沟里也出马列主义”的艰难历程，并且指出，我们党为何选择上山、最终立足山上建立根据地、然后实现星火燎原的原因，正是因为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下乡调研；指出任何时候，放弃调查研究，就会酿就悲剧，因此一定要时刻牢记“没有正确的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关键词:上山；下乡；调查研究；井冈山；根据地

2012年我第一次上井冈山，初步接触井冈山历史人文。2014年5月18日-23日因为参加党校学习，党校组织到井冈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红色经典培训，我们通过参观革命胜迹、倾听讲座、拜访红军后代、拓展训练、拉练红歌、瞻仰烈士陵园、游览博物馆等多种形式，深入了解了井冈山历史，特别是短短两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同时，我们对于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训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高扬井冈山旗帜，坚持井冈山道路，杜绝井冈山悲剧。

一、从枪杆子出政权到山沟里出马列主义

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尝到“中山舰事件”甜头的他，突然举起屠刀杀向曾经是同盟军的我们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此时，我们党试图联合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抗击蒋介石，但是1927年5月21日汪精卫集团也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叛变北伐革命的清共军事运动。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史称“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正式与我们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蒋汪勾结以后，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开始“合作清党”、“统一党务”，制造白色恐怖嫁祸共产党。数万共产党员和数万农会会员倒在国民党屠刀之下，陈独秀却仍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对蒋介石、汪精卫继续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同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和同流合污，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国民革命宣告彻底失败。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很快，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蒋汪集团依赖手中的军队大肆杀伐以及南昌起义的猖狂做法，使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处于幼年时期的党中央的共识，随后举行了以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暴动，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三大起义和八七会议，使我们党坚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念，这是广大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革命真理。

枪杆子出政权的共识虽然形成了，但是如何执行并实现这个共识成为党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式军队来掌握枪杆子来建立政权，成为当时的核心工作。而对于如何建立军队，马克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各个国家如何建立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也没有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方案。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残部在逃难途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保留秋收起义的火种，保留秋收起义的有生力量，在起义队伍分三路攻打长沙均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紧急说服前委命令队伍到文家市开会，改变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文家市转兵是保留秋收起义剩余队伍的第一招，但是接下来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以及部队不发军饷等情况，使得很多人选择离开。因此，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在发现“支部建在连上，连队不散不逃”的经验情况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即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党建连上的做法和官兵平等的机制。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规定，党建连上的做法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保障，官兵平等的机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力量源泉。根据地理位置、江西当地党组织的情报以及毛泽东早年对袁文才王佐绿林队伍事迹的了解，确立了向井冈山转移的战略。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雷打石上介绍了井冈山上的基本情况，做好上山驻扎的思想准备，强调部队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首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要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番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重申三大纪律并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三大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简单易懂好记的口号成为红军的行动准则。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茅坪进行休整，随后以井冈山为基础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红色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湘南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四军。5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接着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红军在赤卫队、暴动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下，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续扩大，又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在战争实践的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山沟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给林彪的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创造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奠定了我们党领导武装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它创立五角星镰刀斧头的工农革命军旗帜，创立了工农革命红军，创立了建军原则，创立了暴动队、赤卫队、游击队、红军、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创立了打土豪和建工厂的经济发展办法，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通过文家市转兵、三湾改编、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造袁王绿林队伍、形成星火燎原思想等历史细节，创新地实现了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组织独立，真正解决了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理念问题。

二、从井冈山精神到井冈山悲剧

可以说井冈山斗争解决了实践和理论上的问题，并且形成了继承民族精神和开启革命精神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1.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2.坚持党的绝对领导。3.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4.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5.艰苦奋斗的作风。详细而言，胸怀理想、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精髓。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的革命火种靠什么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靠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就会产生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实事求是、勇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容。井冈山斗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的。在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艰苦奋斗、敢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建立革命根据地，离开艰苦奋斗精神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无私奉献，是井冈山精神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情操上的具体体现。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过程中，红军始终关心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无数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正是因为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般的联系，才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得国民党反动派一进入根据地，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是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井冈山斗争的遗产，因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在系统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同时，必须系统梳理井冈山斗争的惨痛教训。第一悲剧就是错杀袁文才王佐。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而且往往出现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和瞎执行。1928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做出了关于与土匪关系的错误决定，提出过河拆桥式的起事前利用“土匪”和起事后消灭“土匪”的错误决策。从这点来说，中国革命的早期失败完全在于决策失误和盲目执行上级错误决定，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很多革命英雄没有倒在敌人枪炮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帮助红军建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且已经被改造过和入党的绿林好汉，仍然无法逃脱中共六大作出的错误决策，而彭德怀下令参与剿灭袁王的盲目性也成为这位后来的元帅的终生遗憾。当然，袁王被冤杀还涉及千百年形成的当地土客籍群众矛盾。这反过来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当时的群众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没有充分化解矛盾的能力。1930年2月袁王被杀后，酿造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失败。袁王惨案，最大的伤害是井冈山群众，从此党在井冈山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陈毅、王震和萧克等部队三次力图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均告失利。第二大伤害是造成袁王部队反水，一些被收编，另一些则心灰意冷卸甲归田。第三大伤害是被国民党和豪绅阶级充分利用，他们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第四大伤害是袁王家人生活无着，特别是袁文才遗孀谢梅香在国共两方面的追杀之下，将女儿送给人当童养媳，带儿子躲进深山老林隐居两年，最后辗转十几个地方才活下来；王佐遗孀则带孩子到叛变的王佐弟弟家里当牛做马，苟延残喘到解放后。第五大伤害是激化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矛盾，从而酿造了彭德怀悲剧并影响了后来的文革浩劫。井冈山悲剧的原因，标明上是袁王本身还存在一些缺点和让人抓住把柄的错误，但根源主要在于党没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辩证对待人和事的决策，而是瞎指挥一刀切的刚性武断错误，这也导致了后来“错中有错，以错制错，错上加错”的肃反扩大化。第二悲剧是未能及时清理余洒度、陈浩、袁崇全等动摇分子。陈浩是靠时人师长提议而在三湾改编时当上团长的，虽然一个师变为一个团，且规定前委领导部队，但是在余洒度脱离井冈山队伍后以及陈浩占领茶陵远离井冈山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撤掉陈浩，导致陈浩直接任职县长后生活腐化，并与手下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策划反水投奔国民党方鼎英部。幸好，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大举向茶陵进攻的情况后，对驻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部队的战况很不放心，便于12月27日亲率毛泽覃、陈伯钧等人与袁文才派的一个警卫班战士，从井冈山赶到了茶陵城外及时制止部队错误行动。由于姑息袁崇全，导致后来叛逃，王尔琢前去劝回且被枪杀，使红军失去王尔琢这个红军早期的优秀将领。第三悲剧是党中央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收到充分情报的情况下错误决策。周鲁作为中央特派员，犹如钦差高高在上，不听取底下群众意见，而且误传中央指示，出现这种低级错误，而且把井冈山所有部队拉下山支援朱德陈毅，致使井冈山因空防而第一次沦陷，差点酿成全军覆没悲剧。另外，周鲁还解散前委让井冈山部队直接接受特委和湖南省委领导，导致前线现场顿失中心，造成井冈山地区党组织十分涣散。

三、从上山到下乡

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得益于正确的调查研究；从井冈山精神到井冈山悲剧，则源于没有调查研究或者错误的调查研究。因此，我们既要“上山”更要“下乡”！

（一）上不上山需要下乡调查研究

秋收起义本来的最高目标是夺取长沙，然后与武昌起义部队南下广州举行广州起义，建立广州革命根据，然后进行新的北伐。然而秋收起义刚起事时即损兵折将，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数量剧减，已没有实力攻打长沙，于是在文家市转兵，在三湾改编，然后决策上井冈山。

一是形势调研。其实，早在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八七会议后，当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做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坦然相告说不愿到上海住高楼大厦，而要上山交绿林朋友。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镇压下，中国共产党遭受自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挫折，在凶残的敌人欲将革命斩尽杀绝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只有高举革命的大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可见，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无法在城市立足的严酷现实犹如催化剂，加速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秋收起义开始时，毛泽东带兵攻打浏阳受挫，6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于是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长沙，在文家市实现了从进攻城市到经营农村的战略转兵。可以说形势比人强，正是对形势的准确研判，毛泽东才被“逼上梁山”地进军井冈山。

二是早期调研基础。毛泽东1927年1月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便听一个矿工说从安源到莲花再走个百多里路，就有个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叫井冈山。

三是历史和古代作品启示。毛泽东爱书如命，而且涉猎广泛，对古代绿林好汉当山大王的故事了解颇多。特别是《水浒传》逼上梁山的故事，农民起义军啸聚梁山泊发展壮大的事例极大地启发了他，而且他又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山大王为革命做贡献。

四是熟人推荐。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动员大会上就提出了失败后撤退到哪里的未雨绸缪问题。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井冈山可以藏得下千军万马，还有他的两个结拜兄弟袁文才和王佐。另外，在前委下不来决心的情况下，宋任穷带来了毛泽东熟悉的时任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湖南老乡汪泽楷指示前往宁冈投奔袁文才和王佐的密信。在经过数次接触等调查后，最终决策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如何上山需要下乡调查研究

毛泽东主张的“上山”与历史上的山大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上山”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即把革命的武装从城市转移到山区；二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代表人民的利益；三是“上山”不是消极避战，而是逐渐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927年9月19日文家市转兵真正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为毛泽东实施“上山”计划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此后的三湾休整，毛泽东提出了落脚“井冈”的问题，但未形成决议，“上山”决策的最终确立，是在1927年10月3日的宁冈古城会议。解决了上不不上山的问题后，就是怎么上山的问题。这还需要“下乡”调查研究。首先，是书信试探。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部队官兵进驻了永新三湾，在进行改编的同时给袁文才写信，表达了上山的意愿。这封信在当天晚上连夜由两个老俵——20岁的李立和他的叔叔李长理送往宁冈茅坪。袁文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毛泽东又修书一封表明心迹，同时毛泽东还送了3支枪给送信使者。这封信中“结为友好、联合一致”的意图让袁文才放了心。二是接见袁文才委托的三位联络人。三个联络人有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袁文才司书陈慕平，陈曾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授课，陈的介绍使袁文才决定委托三人前往三湾与毛泽东接头。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3个代表，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特别是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学生陈慕平，更加坚定了上井冈山的决策。另外，朱毛会师也是经过双边特使不断往来，不断接头研究，最终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实现了胜利会师，两只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巨手终于握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拳头。

（三）上山以后更需要下乡调查研究(www.xing528.com)

解决了要不要上山和如何上山的问题，接下来应该考虑的就是上山以后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上山以后就要经常下乡，下乡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从而做出正确的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要，了解发展形势，总结规律，正确决策，做出成绩。

（一）上山后关键在于做好下乡调查研究

上山不是睡大觉，而是要下乡了解井冈山形势，团结袁文才和王佐，改造袁王部队，建设好队伍，制度，组织，特别是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的红军。

上山不是当大王来享受，而是要下乡了解士兵情绪，同时加强苦练苦学，防范外敌入侵，组织管理好群众，建立群众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让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

上山不是高高在上瞎指挥，而是要下乡了解群众需求，真正了解当时历史环境，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争取者开拓者和保护者。

上山是为了下山，是为了农村包围城市，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不是偏安一隅。上山是为了保全燎原火种，是为了星火燎原，是为了革命事业成功，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上山和下乡的结果就是要创造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发现中国革命胜利的普遍规律，就是要创新示范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从而真正保住革命星火，实现星火燎原。

（二）下乡后关键在于科学总结正反经验

井冈山斗争时期，成功那里很多，但是失败和决策失误也有一些。我们党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逻辑体系。

首先是信念建设。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过，他曾这样描绘共产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当秋收起义遭受严重的挫折，一支5000余人的起义军仅剩下1500人时，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对全体指战员说道:“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口大水缸，我们就像是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那口大水缸！”他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必将胜利，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其次是组织建设。三湾改编后，虽然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是由于忙于行军，无法发展足够党员来充实各连党代表。只有上井冈山补给修养后，才有充足时间发展党员，教育党员，从而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建立健全了军队中的党组织，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是制度建设。统一入党誓词，通过宣誓仪式，提升了入党的神圣性严肃性。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宣布“三大纪律”严肃军纪，拉近军民关系。后来提升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高红军遵纪守则的能力；确定红军“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宣传群众”，使部队能够心无旁骛集中一切力量执行命令；颁布《井冈山土地法》，虽然有一些不足，但是确立了土地革命规范，部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古人梦想，极大解放了井冈山地区的农村生产力。

第四是队伍建设。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部队缩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第一团辖第一营和第三营，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特务连，也叫第四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一方面架空了革命动摇分子原师长余洒渡，选出并重用了有才有德者。另一方面，取消了原有的军官队。三湾改编的另外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除了三湾改编，1928年12月以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红军军官教导队，通过举办培训班给优秀士兵讲授马列主义，分析政治形势，传授军事知识，成为后来军官学校的雏形。在建设红色政权的时候，选举工农兵代表组成地方政府干部队伍，然后在地方政权建立红军纠察队，在此基础上建立赤卫队、暴动队，同时组建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从而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的各种队伍。

（三）理论提出后关键在于贯彻执行

在战争中学战争。可以说，红军为什么能够大胜仗，就是红军能够在恶劣环境中“野蛮生长”，能够在恶劣环境中提升反脆弱性能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践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激烈的战争中学习打仗。而国民党军队则豢养在城市的温室里，以至于在战斗中屡屡失利。

在工作中学工作。党从南昌起义开始尝试建设自己的军队，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接触的工作，我们通过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一百多次起义来探索，从这些起义的指导工作中来学习工作。在茶陵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随后在遂川、宁冈等地建立连片起来，并支援朱德部队并迎上井冈山，最终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从而建立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学习当县长和管理县城的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建立军械厂、被服厂和造币厂等工厂，这些都是在尝试探索工作中学习工作。

在制度框架内落实。纪律、政策、准则、注意等制度是一切行为准绳，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规定，使得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屡败屡战从而屡战屡胜。例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违反纪律后，经过批评无效后，当即褫夺军权然后正法。

在所有任务中建立执行组织。在一切任务中建立人民军队这一执行力量，在占领的各地区马上建立党组织，领导当地的党政军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党团代表制度和政治部，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和组织贯彻执行任务的能力。特别是最终能够做到思想独立、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决策基础、组织基础、制度基础和力量基础。

总之，井冈山斗争，树立了井冈山旗帜，培育了井冈山精神，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好的香的山沟里的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井冈山斗争也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种种失误，我们必须辩证科学对待。井冈山精神必须发扬光大，井冈山道路必须坚持到底，井冈山悲剧必须坚决杜绝。

（该文为井冈山红色培训调研学习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