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智慧提升通胀治理效能

摘要:成立90年以来，我们党积累和创造了很多红色智慧，包含红色自觉、红色精神、红色谋略。面对当前通胀肆虐的危急时刻，我们要自觉运用党的红色智慧进行通胀的综合化科学治理。

关键词:通货膨胀；红色智慧；综合治理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曾经一直独秀。但2011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通胀周期却由于各种因缘际会提前出现。同时，进入2011年以来，我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庆祝建党90周年的热潮，中华民族踏上了全面觉醒的新起点。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些伟大的历史时刻，在当前通货膨胀肆虐而且颇有滞涨苗头的非典型时期，我们应该做好本职工作，跟踪好经济运行形势，切实继承和发展党的红色精神，提高通胀治理的红色智慧，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一、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红色自觉，充分调研中国通胀的表现

我们党的红色智慧是在长期的战斗、建设和改革中积累起来的。早在党的幼稚时期，我们就有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1]的红色自觉，就有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党一度否认通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但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和调查研究，我们党对通货膨胀有了科学而清醒的认识。我们党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所引起的持续而广泛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发现了此轮通胀的种种特征，认为就当前形势看，我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时期，未来几年我国将较长时期处于抗通胀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物价上涨通道。去年以来，物价上演了一场场诸如“绿豆走、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米高扬、猪超强、煤超疯、棉花掌、药你哭、油你涨”等等物价疯狂飙升大戏。近期尽管蔬菜价格略有下降，但水果价格却一飞冲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涨，CPI一路上蹿，直接刺痛每个消费者的神经，而楼市三字经更是唱出了大家的难言心声。今年第一季度，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1.2%，食品价格上涨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7.1%，居住价格上涨6.5%。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涨势之猛、范围之广，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也不是单纯的通胀预期，而是现实的、明显的通货膨胀，更为可怕的是出现了结构性滞涨的迹象。据央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为9.7%（2010年同期增速为11.9%），CPI增长5.0%（去年同期为2.2%），涨幅比上个季度继续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各月涨幅分别为4.9%、4.9%和5.4%。4月份CPI同比上涨5.3%，略低于3月份的5.4%，但仍高于预期水平。国内外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实际CPI远高于公布数据。5月的CPI为5.5%，6月CPI破六并高达6.4%，7月CPI再创新高6.5%。2010年2月以来一直处于负利息时代（CPI指数为2.5%，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几次加息，赶不上CPI上涨速度，而且我国货币政策时滞都在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物价上涨由食品向非食品、由消费品向服务类领域不断扩散。生产资料、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

在一切皆涨唯有工资原封不动的年月，人们纷纷沦为“食奴，房奴，孩奴”，惊呼高喊“跑不过刘翔，更跑不过CPI”。于是纷纷贡献省钱妙招，以“从今天起，做一个对自己抠门的人”相互号召，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省钱大作战”，使我国被网友们戏称为一个由“马诺族、凤姐族、小三族、月光族、啃老族、蜗居族、蚁族、隐婚族、抠抠族、海囤族、蚁族、团购族”等组成的全民节约的“多民族”国家。通货膨胀“让物价飞起来”，“让百姓眼泪飞起来”，以至于神州大地充斥着“神马都是浮云”的豁达，全民大唱红歌的时候又大唱《忐忑》。更有甚者，通胀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病，我国像是染上了通胀瘟疫，各行各业深受其害，整个国家成为世界抗通胀的主战场，全世界集体围观我国通胀和抗通胀大戏。

二、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红色精神，深刻探究中国通胀的原因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后来在《实践论》里又写道:“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表述，也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义所在。

毛泽东说:“不打无准备之战……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3]我们党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我们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实际，经过充分调研，在科学判断现象的基础上，挖掘内在的本质原因。此次通胀是一种综合性通胀，而且有滑向滞涨的风险。虽然产能过剩某种程度上是计划经济话语，但市场经济客观上确实存在，因为信息总是无法完备。2007年我国产能过剩现象已经比较明显，最近的农产品卖难问题再次凸显了供过于求的矛盾，叶圣陶笔下《多少了三五斗》的滞涨悲剧迹象重现神州大地。通盘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语境，我们认为此轮通胀的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通胀的货币基础

佛里德曼认为，通胀从来都是货币现象。此次通胀也不例外，其最大原因亦在于货币大跃进。自从2001年我国GDP总量超过一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周期，而且一直潜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就是我国自从1997年经济成功软着陆以来，就进入了抑制型通胀时期！后来又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过大，货币大跃进，2004年出现了首次电荒，2007年出现了流动性膨胀（有些专家已经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再加上2008年货币政策前后迥变（上半年为了防止通胀，年底为了抑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2009年天量信贷，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引发了2010年房地产业的超级泡沫，时刻威胁着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

其实，为了对冲金融市场化改革风险，我国自1999年以来就实行了几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此次通胀是十几年货币超发累积的后果。具体而言，第一种量化宽松是1999年用1.4万亿元人民币将四大银行坏账剥离到4大资产管理公司；第二种量化宽松是2003年起央行动用外汇储备790亿美元注资商业银行（2010年6月，央行报告说，中国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是4.37，基础货币发行大约是15.4万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央行动用票据（也是变相的印钞）对各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支持；第三种量化宽松是印人民币承接巨额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人民币购买力的下降，承担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成本。曾几何时，2005年汇改以前，人们津津乐道于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人民币兑美元大约2∶1，而不是8∶1。2007年12月中旬和2008年2月底，世界银行发布了2005年全球国际比较项目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根据中国11个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哈尔滨、武汉、广州、西安）调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统计资料推算，2005年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3.45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汇率8.19的42%。但是2011年，人民币1000元相当于30年前的40元，相差25倍。在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只能买夏利或者QQ；而在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能够买名称宝马或者奔驰。在中国卖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美国只要500美元；中国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中国标价50万元左右的宝马，在美国只有21000美元。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中国，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更有意思的是，除非涉及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总体而言，人民币的购买力与货币量成反比关系，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中国国债规模）息息相关。美元的购买力，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国国债规模）息息相关。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国债+广义货币供应量=6+5=11万亿美元；美国2010年12月的国债+广义货币供应量=13+8.8=21.8万亿美元，前后增加不到1倍；而我国200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13.24万亿元，201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72.59万亿元，增长3.48倍。可见美元购买力只是下降为一半，而人民币购买力则下降为22.3%。

除了货币超发的原因外，最大的原因是天量信贷。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以“4万亿”为主导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推出以来，关于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速的关注和疑惑就从未间断过。“天量”信贷、信贷“井喷”、“雷人”信贷、信贷“大跃进”等媒体的创新语汇见证了信贷投放量的飞速增长。从2003年至2007年来看，商业银行上半年的贷款量基本占全年的60%至70%，五年平均下来是65.5%。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增加的信贷量也超过全年的60%以上。2008年全年新增信贷4.9万亿元，2009年9.59万亿元，2010年为7.9235亿，加上4万亿元刺激计划，3年投放接近30万亿元。据央行数据，2008年12月底M2为475166.60亿元，2009年12月底M2高达610224.52亿元，2010年12月底为725851.79亿元（货币总量近两倍于2010年GDP，2010年M2余额占GDP的比例达到182%。），截至2011年5月底M2已经高达76.34万亿元，同比增长15.1%。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我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GDP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可见，我国通胀主要是纸币泡沫，而不是资产泡沫和资源泡沫。

（二）中国通胀的预期推动

央行政策犹犹豫豫，走走停停，瞻前顾后，调整难以一次性到位，造成了通胀预期无法控制。而且，通胀预期已经内化为通胀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大的诱因。

从近期加息和提高储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可以从反面看出我国货币超发的严重程度，但更激发了广大消费者的通胀预期。自2007年出现物价异常波动以来，短短不足4年内央行连续30次调整存款储备金率。仅2011年上半年就调整6次，而且存款储备金率远远超过国际标准（表1）。央行甚至在《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强调，准备金工具运用力度和调整空间取决于多个可变的条件，并不存在绝对上限。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没有上限。

5月的CPI为5.5%，6月CPI破六并高达6.4%，而猪肉价格成为重要推手。近期猪肉价格又不断上涨，加上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CPI上行趋势受猪肉和农产品价格推动不断加大，政府管理通胀的愿望更加强烈，引发了新一轮加息预期。截至7月7日，央行已经在2011年度加息3次。但是，央行却动作缓慢，迟迟未能在CPI到达一定时点之前一步加息到位，且3.5%的基准利率远远低于6.4%的CPI，这加剧了囤积、炒作等市场恐怖行为。

表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款储备金率调整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央行网站整理。

（三）中国通胀的美元因素

数据研究表明，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的外汇资产之和（外汇占款+黄金占款+其他国外资产占款）为222399.56亿元，而基础货币和央票之和为226133.51亿元，两者非常接近，意味着外汇资产完全支配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多余的货币被央行发行央票所对冲^[4]。

由于外汇储备成为人民发行基础，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人民币不得不对冲发行。外汇流入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途径。2001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43%左右，2006年初这一比例超过100%，此后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最高时达到129%，目前维持在1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购买外汇投放的，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回收因购买外汇投放的部分基础货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前后两次推出了高达1.5万亿美元左右的金融救援计划和经济调整计划，并且辅之以2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开动印钞机这个非常规武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计划为6000亿美元，加上其他工具甚至可能有1.5万亿美元。今年6月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会到期，但仍有推出第三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迹象（甚至其势难免）。有测算显示，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所新增的美元大概有40%都流入了中国，两次量化宽松流入我国的没有热钱大约有1.25万亿美元，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另外，2011年8月5日美国通过债务上限法案，将政府法定债务上限将分三个阶段调高总共2.1万亿美元的额度。美国以四次债务违约三次未对美元汇率及国债价格造成冲击的“致命的自负”再次提高债务上限，充其量就是另一种开动没有印钞机，让全世界为其分摊风险与成本。截至5月美国公共债务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持有9.8万亿，占比68.6%，美国社保及养老基金为最大的持有者。海外持有占比为31.5%，其中，我国大陆占8.1%。因此我国内地必将再次受到新一轮没有冲击。

美元超发，导致美元贬值。美元一贬值，国际市场上所有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都在涨。而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政策，因此以人民币标价的所有原料物资也都在猛涨。原油、黄金、玉米、白糖、大豆、煤炭等商品价格暴涨，中国的棉花期货价格更是达到了国际棉价15年来的新高。美元贬值率就相当于送给中国同量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3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占了70%左右，这样看来，我们的储备规模和美联储比起来还是太微不足道了。美元贬值就让中国外汇储备损失严重，甚至人间蒸发不少。但是，中国外汇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减少的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速。据关总署7月10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5.8%。6月份出口额高达1619.8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创历史新高，6月顺差222.7亿美元，增加了外汇储备，且贸易增长量和趋势仍然呈现正增长状态。外贸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是其增速仍然远远高于GDP增速。因此，十年来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货币储备正在转化为通胀压力。

（四）中国通胀的成本推动

成本上升是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8月末，我国外汇占款总额达252645.6亿元，其中8月份新增外汇占款达3769.4亿元，较7月份的2195.64亿元环比增长71.7%。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多，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量，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因此，十年来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货币储备正在转化为通胀压力。

（四）中国通胀的成本推动

首先是生产成本上升。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多年来，我国工资水平上升缓慢，劳动力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反映出过去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期。除工资外，劳动力成本还包括企业缴纳的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过去这个部分支付不够、欠账较多，今后将会逐渐增加。二是资源环境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包括对环境损害成本的补偿。"十二五"时期将加快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但无疑也会增加企业的相关成本。另外，随着减缓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在全世界逐步得到认可，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压力，我国政府对节能减排也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企业就得增加人力、物力，这就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三是融资成本上升。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存在利率较低的状况。较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导致信贷需求旺盛、投资增长过快乃至资产价格泡沫滋长的重要原因，从而助长通货膨胀。“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的融资低成本在"十二五"时期将发生变化。上述几方面成本的上升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但相对集中到“十二五”时期，却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水平上涨。四是原料价格暴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也迅速提高。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五是产品消费要求提高。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满足这些要求也需要增加投入，这就客观上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其次是物流成本太高。物价高企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而物流不畅进城难，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手。由于国内流通体制不畅，流通环节一直过多，流通费用一直过大，导致物流综合成本太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2倍。中科院研究员汪同三^[5]表示，中国流通业费用的几个数字让人震惊，全世界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流通成本占50%～70%，成本太高。复旦大学韦森^[6]教授认为，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等费用，这些费用最终是消费者埋单。据2011年5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我们的不少商品价格畸高。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物流是充分竞争的行业，没有形成联邦快递和UPS等巨型物流公司，而且有运输没有物流概念，运输能力有40%是空载状态（出去的时候是超载，经常被罚款，回来是空载）；第二，收费公路过多，公路收费环节过多；第三，物流管理部门过多，牵涉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和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利益部门化，改革举步维艰，到目前各部委还未就此问题出台综合治理举措。

第三是税费负担过重。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7]。通货膨胀其实就是政府对人民收税，税负是中国最大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美国经济真正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收入”的良性发展，而且美元自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反观我国，近30年来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四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人民币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也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国内售价高于国外售价，外国制造的产品在本国售价低于在中国的售价（例如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可见，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间接税。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而且，美国的商品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的间接税。比如，在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增值税，25.64元消费税以及4.02元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化妆品最终价格至少“贡献”50%以上。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将近6成，政府本身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www.xing528.com)

三、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红色谋略，综合推进中国通胀的治理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治理通货膨胀要治标治本，才能弘扬求真务实、追求实效的作风，真正以人民群众为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治标又治本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更是中国共产党颠簸不破的红色智慧。毛泽东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8]仅仅一个月在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中五次谈到“统筹兼顾”^[9]。他还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0]，显示了共产党人务除必尽、快刀斩乱麻、标本兼治的勇气和智慧。因此，治理通胀要前后左中右统筹兼顾，全盘考虑，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他燎原火自有蹈海水！

既然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全球主要农产品减产、美元贬值引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我国资源、能源、土地、人工等各类要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而且这次治理通胀也引发了各种后果（例如，浙江等地已经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刻的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中国经济二次探底苗头有所萌芽），我们就必须对症下药地进行综合治理，制定并实施整体配套的金融财税政策。总得原则是将通胀率控制在一定区间（因为浙江产业资金链已经出现青黄不接现象，继续提高信贷成本将出现崩盘现象），必须保证泡沫不破而继续滚动，拓宽信托、债券、私募等融资渠道，减少信贷依赖性。

当前，我们治理通胀更要从金融和财税等综合顶层制度入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继续改革建设好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红色金融体系，加强爱国爱民的红色宣传，尤其是切实推进一揽子红色谋略，以长远眼光锚定十二五经济周期，甚至建党建国100周年的长周期中的通胀，特别是主要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上“四率齐发”，加强流动性管理。将通胀率控制在5%～10%的可控范围之中，同时以通胀对抗美元贬值，抵消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过来以有管理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对抗通胀，实现通胀与汇率的有效对冲。抗通胀不可因噎废食，一味超调利率和存准率。因为我国7月份制造业PMI已经创29个月新低并跌至49.3%，居于荣枯线下，这说明我国信贷政策已经威胁到制造业景气。另外，将存款储备金率、利率、汇率、贴现率调整到合理的区间，熬一副融合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的“政策中药”，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尽快改变负利率现象，建立货币供应量目标制，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努力减少新增货币供应，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科学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制。即在保障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前提下，把本国货币与某种商品或低通胀大国的货币挂钩，或者采取爬行盯住汇率制，从而锚定国际贸易商品的通货膨胀率，提升中央银行信誉，自动缓解时间错位问题；推进人民币自由汇兑，早日做到藏汇于民，并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吸收和消化不断增加甚至被动超发的货币；密切关注境外热钱流入和境内投机资金流向，防止借机炒作造成价格异常波动。

其次，财税上有保有压，提高收入分配效益。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征好税收用好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通胀时期，一要为市场主体减税，降低企业成本。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1 5］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发布报告［16］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出现高税负低福利的畸形反转状态。因此，十二五期间应该实施一揽子减税计划。2011年9月个税改革方案开始实施，每个人每月平均减税几百元。与此同时必须给企业减税，因为只有减税企业才能维持或加大产品供给，从而平销价格提升压力。推进在生产环节纳税向消费环节纳税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生产、流通环节税负水平；进一步清理各种涉企收费，最大程度地降低各种成本上升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抓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者税率。二要提高有关待遇，促进居民消费。一是发补贴，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农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二是提工资，实行收入倍增计划，不断增加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人员的收入水平。三要努力开源节流，增加财税收入。一方面节约开支，特别是政府要压缩行政成本，减少公车、出国、公款吃喝消费；另一方面加大偷税漏税查处力度，特别是加强海关缉私，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这样，货币政策吃紧的情况下，才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发展引擎长动不衰。四要保障市场供应，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择机扩大国内紧缺物资进口调节；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同时，利用外汇储备等剩余资金扩大对外援助、对外投资等经贸活动。

第三，动用行政手段，强化价格监管。此轮通胀，CPI篮子中以食品蔬菜价格为主，甚至有人说“一头猪拱起了CPI”。而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食品，国家可以依法建立和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地方财政必须建立通胀治理的储备基金，科学投放资金并确实平抑属地物价；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监测；继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严禁擅自收费、超标准收费和变相收费；规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中远期交易，遏制过度投机；强化价格执法，颁布价格指导线，对工资、物价实行强制性的控制或管理。尤其必须做到稳定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需，防止短期物价上涨引起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保护低收入群体；切实将经济方式尽快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投资、贸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特别是促进内需、优化供给，保护经济增长引擎可持续运转；通过加大科技、培训投入，加强热钱管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科学协调，提高通胀承受力和容忍度。

第三，行政上科学组合，提高价格监管水平。此轮通胀，CPI篮子中以食品蔬菜价格为主，甚至有人说“一头猪拱起了CPI”。而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食品，国家应科学动用行政手段，提高价格监管水平。国家依法建立和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地方财政相应建立通胀治理的储备基金，科学投放资金并确实平抑属地物价；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监测；继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严禁擅自收费、超标准收费和变相收费；规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中远期交易，遏制过度投机；强化价格执法，颁布价格指导线，对工资、物价实行强制性的控制或管理。尤其必须做到稳定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需，防止短期物价上涨引起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保护低收入群体；切实将经济方式尽快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投资、贸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特别是促进内需、优化供给，保护经济增长引擎可持续运转；通过加大科技、培训投入，加强热钱管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科学协调，提高通胀承受力和容忍度；切实做好预期管理，一是降低政府的增长预期，二是控制通胀预期，三是锚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实现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实现通胀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效结合。

总之，中国经济减速容易重启难，而且中国的通胀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困境”。另外，中国曾经经历过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四轮通胀，通胀并不是难以治愈的癌症。只要我们加强党对宏观经济的领导，通过以上方法建立科学有效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综合运用治理通胀的蓄水池，综合运用市场、行政和制度手段，提高通胀的社会主义运用水平，提高通胀治理的红色智慧，防止通胀、通缩、滞涨又防止急刹车硬着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EB/OL］.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809_402745781.htm.

［2］海宁.中国历次量化宽松［EB/OL］.http://www.tianyayidu.com/article-190048-1.html.

［3］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R］.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5，P3-15。

［4］World Bank.，2008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R］.World Bank Publications，April 16，2008，PP7-11.

［5］时寒冰.美国的物价——美国访问、交流之七［EB/OL］.http://blog.qq.com/qzone/622006048/1258684506.htm.

［6］中国人民银行.历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si/35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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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EB/OL］.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2453&moremoduleid=3760&moretabid=4370.

［9］罗彦，谢卫群，吴云.“中国税负世界第二”说法不实［N］.人民日报2011-09-19（4）版.

［10］林衍.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N］.中国青年报2011-06-29.

［11］马海涛.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R］.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03月。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9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481。

[4]陆前进.改革货币发行机制需两种模式结合［N］.证券时报2011-05-03。

[5]宁利涛.国内流通成本高达70%流通体制亟待改革［N］.新京报2011-04-26。

[6]周小苑.部分商品价格中贵美贱消费者埋单额外成本多［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7-14。

[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R］.见财政部.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及国际比较［EB/OL］.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zjbqk/czsr/201011/t20101101_345416.html.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186。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227-228。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6，P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