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战略替代和发展的科学转变

摘要: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长期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应该在改革与发展两大方面进行科学的战略替代。我国改革与发展必须逐步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加强明确的战略规划性和持续的健康运转性，实现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的新境界。

关键词:改革；发展；战略替代；十二五规划

党的文献多次明确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并明确肯定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系统部署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的五位一体建设。这标志着国家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在科学、自觉的层面进行，因此作为新世纪第三个五年计划，作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重要五年，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规划目标和怎么实现目标。同时，作为一个规划应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根据目标进行战略调整，因此未来改革开放应该与前一轮30年改革开放存在很多战略替代性，我们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替代性，实现更好的战略互补性，促进包容性发展。

一、改革的战略替代——找好着力点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还是改革开放，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实现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的良性互动。“十二五”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加快”，成败在“转变”，主题是改革，内容是创新，目的是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发展质量。但是，信息不对称的加深和交易成本的高昂，需要强化对内部性的社会性管制。在内部性的管制中，市场机制、法律机制和社会性管制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必须找准着力点，做好改革的战略替代。

（一）改革的思维替代——重崛起转向防衰落

发展是硬道理。因此，我们所有的目标就是要全力以赴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很多机构在注重崛起的同时，却忽略了衰落的预防。例如，很多资源性城市在开发资源的时候，GDP飞速增长，当资源枯竭后便不得不靠国家政策倾斜；有些企业不能居安思危，不得不关停并转，或者变得举步维艰，例如曾经是央视广告标王的爱多VCD、泰山特曲、孔府家酒等企业，如今已经消失或者平平淡淡下来。就国家而言，近代历史曾经有很多大国崛起的故事，例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但是葡萄牙、西班牙至今已经风韵不再。因此，在我国已经成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改革的思维应该从重崛起转向防衰落，既要看《大国的崛起》，更要看《大国的衰落》。防衰落一方面要注意抓住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有针对性地做到反周期增长或者平稳度过周期；另一方面要注重科学的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有时候更重于技术，只有生产关系理顺了，生产力才能极大地释放出来。

（二）改革的推力替代——政府被动式改革变为上下互动式改革

我们的改革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庙堂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江湖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改革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我们的改革总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最优。当然，我们最理想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推动，形成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因为，改革起初的成功必须是几个力量同时推动。初期改革开放的极大成功，正是改革开放的几股力量在文革后期这样一个共同思变的语境中形成合力共同造就的。但由于改革缺乏系统性配套举措，导致很多改革是被动的，是改革者单兵突进的改革。因此，十二五期间，改革应该突破意识形态、部门利益、利益集团束缚，确实建立起中性政府。改革者一方面作为改革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作为被改革者，从而实现上下互动式改革。

（三）改革的方法替代——增量改革变成系统改革

改革应该是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系统改良革新，也就是将整个国家发展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但是，我们先前的存量改革，使得改革成果难以更好释放，甚至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障碍。一是用短期目标代替长期目标。只管眼前问题与利益，走一步看一步，并逐渐将这种策略变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并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二是用单一指标代替综合指标。经济上GDP一俊遮百丑，教育上一个升学率就能决定一切，干部任用上就是关系加年龄。三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全局问题。如交通安全，有的地方出了重大事故，就不让大货车上高速路，而使国道堵得一塌糊涂；关了小煤窑，能把生产事故压下去，但改变不了“小煤养大电”这种历史形成的格局。四是政出多门、政企不分。例如，粮、棉、油、烟、药、盐等重要商品的市场流通管理尚未统一，而是分散在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重要商品的价格则由国家发改委掌握。很多企业衙门化，企业老总直接当省长，企业老总就是一个政治企业家；政府官员一纸任命成为企业老总，导致很多企业无法适应市场，只得依靠垄断剥削消费者或者财政维持运转。五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1993年财政分权改革，造成中央权威丧失和地方势力膨胀；由于没有真正的条条管理，导致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重。中国至今条条管理的只有金融、工商、部队和公安等少数几个部门，而国土资源管理名义上是条条管理，但是中央管不了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官员的任命，导致中国耕地18亿亩红线岌岌可危；中央与地方仍然无法消弭行政序列的不统一，导致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例如很多省市仍然内外贸分立，出现严重的内外两张皮现象。六是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严重。例如，大学扩招与产业脱节的改革错位现象；国企包办一切，垄断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链的越位现象；而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则改革缺位。七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或者盲目国际接轨。由于文化偏至，一部分人用中国特色掩盖中国的落后，借中国特色来拒绝学习外国；用中国特色粉饰中国国情和忽视中国教训；用中国特色夸大中国经验，陷入宏观调控依赖；一部分人出口必称国际接轨，过度美化西方模式。

因此，“十二五”期间，改革要系统化，而不是仍然停留于补缺补漏。应该从各方面着手，为改革设定长期化、战略化、综合化、系统化的改革目标和思路，注重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系统性，强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建设，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追逐市场利益的同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新道德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普适价值观，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改革的步骤替代——渐进式改革变成果断式改革

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要有明确的大判断、大思路、大战略。因此，我们的改革不应该拘泥于战略模糊型，而应该转向战略清晰型，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造桥过河、借船过河或者挖隧道过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也就是要下决心、主动而果断地创造过河工具，千方百计实现科学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是“无路之路”的智慧，是没有桥、桥坏了、找不着路、走错路、在河中找不着方向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不能一试行就是一成不变，而应该果断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在国家战略层面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首先，改革目标要战略化。走一步看一步地制定目标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特别要将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目标分开，不然很可能因为目标混乱造成行为变形，有如中国目前的股市，将优化资源配置与为国有企业解困这两个目标混在一起，使中国股市目前进退两难。其次，发展目标要综合化。简明的指标确立适于初始阶段，刚开始启动改革时，一句“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把人们点明了。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目标简明变成了目标简单，简单又变成了单一，一些地方和部门将“发展才是硬道理”变成了“硬发展才是道理”。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经济近年突飞猛进，但世界银行估计，2020年以后，中国为治疗燃烧煤造成的疾病，每年就需支付3900亿美元。这是发展的代价，也是改革的成本，更是目标单一化的后果。最后，改革要稳准狠。不能瞻前顾后，东张西望，而要果断果敢果决，对于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部分就要坚持不懈矢志不渝地贯彻执行；对于经科学论证的不符合客观现实的部分，在科学民主决策以后就要坚决快刀暂乱麻，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五）改革的程度替代——浅尝辄止式改革变成彻底的改革

先前改革往往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需要在高度、深度、广度上进行立体式转型，从而超越目前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迈向更大范围的“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实现时代角色转变，彻底完善消费主导时代、城市化时代、城乡一体化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和低碳经济时代等五个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具体而言，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彻底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二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要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并早日建立国民收益分配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快形成覆盖政府所有收支、完整统一、有机衔接的公共预算体系。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健全监督机制。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控机制；四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借鉴国际监管标准的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尽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制定出台存款保险条例。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完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机制。健全创业板市场相关制度，推进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开展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试点，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研究制订偏远山区新设农村金融机构费用补贴等办法，研究制订农村抵押担保条例，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作用。加快建设过剩外汇管理体制，科学实现过剩外汇的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庞大外汇储备的战略作用。五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制订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程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制订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六要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彻底改革现有教育不符合市场经济和科学研究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推进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和办学体制等改革，并启动相关试点工作。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做好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五项重点改革。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推进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制订出台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改革意见，基本完成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转制任务。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大刀阔斧，必须归口某一部委统管市场和价格，否则就仍然会有很多部门插手市场和价格的管理，理顺全国条条直管的强有力价格管制行政序列。我国自从1952年以后至今，一直存在内外贸长期分割的局面。即使2003年成立了商务部，力图学习美国模式和力图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制，但作为监控管理市场流通关键环节的部门，却没有价格控制权。而价格恰恰是市场流通的核心，是商品供求的“晴雨表”。商务部对这一环节的管理权和监控权，是对市场宏观调控的一个有利手段。但从现有责任上看，商务部虽主管国内市场流通的职权还是十分有限。例如，粮、棉、石油等大宗商品内外贸管理仍严重分割。大宗商品内外贸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的严重分割，阻碍了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结果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人为地割断了市场的统一，阻碍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形成。因此，必须加强价格的统一管理。

二、发展的科学转变——提高平衡力

在过去30年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中，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与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我国也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但相对于发展阶段变化，发展方式转型却尚未破题，并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差距问题。首先是结构性失衡，比如大学毕业生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大学生培养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错位，环境承受能力及恢复速度远远低于破坏能力及速度，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市场分割、地区摩擦、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其次是显性化差距，例如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因此，调结构、去差距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在改革战略替代的同时，做好发展的战略替代，提高改革发展的平衡力。

（一）产业的科学转变战略——传统产业转向价值链高端产业

依现在情形看，整个西方世界存在着对整个中国的隐性剥削，而中国自身内部存在着工业对农业的剥削，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工人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其实中国广大底层农民遭受着西方、企业和工人的三重剥削，因为广大农民没有农产品定价权。更有甚者，中国国内精英，特别是有些“海龟”，往往利用他们对知识产权这个国际通行语言的熟练掌握来代理西方精英的产品，从而沦为西方精英重新剥削中国人民的代理人。还有，由于外国企业都处于中国企业的上游，而外国企业雇用的大都是中国大学生，因此外企已经成为剥削中国大学生、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的一个机制。而底层人民一方面遭受本国企业的剥削，一方面遭受外国企业的剥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遭受着汇率上升、成本提高、法律风险（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和金融海啸五大因素的冲击，而中国的制造业和工人都显得非常脆弱，抗压能力有限。^[1]有学者以芭比娃娃为例，道出了中国在新的二元经济体制（过热的政府GDP推动工程和过冷的民营制造业）下中国制造的价值被大部分掠走的过程。东莞所生产的芭比娃娃卖到美国是9.9美元一个，而我们出厂时只卖1美元，其中8.9美元被美国通过研发创新、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8大模块赚走了。放大来看，我们仅仅掌控着10%的价值，我们创造的3万亿美元外汇，实际为世界创造了30万亿的产值，我们只分到了3万亿，其他的都落入西方国家手中。^[2]换言之，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了90%，我们只占有最底端的10%，更有甚者，我们的这一模块是建立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的基础上。因此，中国越制造，西方越富裕。劳动价值论就是把劳动给了中国，把价值留给了西方。马克思就是把马克给了西方，把“思”留给了中国。国际分工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使得我们不敢轻易动用3万亿美元外汇存底的血汗钱，而任由西方宰割。可以说，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19世纪免费掠夺非洲差不多，当时非洲所得是0，但是没有带来太多污染，非洲仍然碧水、青山、蓝天、白云！现在中国拿10%，但是却伴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剥削劳工等等非社会主义现象。这种中西方产业结构使得我们的产业结构完全错位，虽然我们能够实现“中国不生产，世界就瘫痪”的豪壮，但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为世界打工、西方廉价消费的局面。

可见，中国现在的一大难题就是没有独立自主的产业，几乎所有产业都备受西方规则制约。学术不独立、教育不独立、思想不独立、理论不独立、产业不独立，一系列连锁循环的“不独立”互相牵动恶化。因此即使我们是最大的制造基地，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我们却没有定价权，特别是大宗贸易品的定价权。我们有强大的制造业，但是我们却出现技工荒（将来很可能出现农民荒，因为90后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务农且熟悉耕作的农民）和大学生就业难。这其中就是因为制造业本身不需要大学生，研发创新、产品设计、仓储物流等环节才需要大学生，因此中国大学生不得不进入外资企业。因此，我们若要成功突围，十二五期间或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不应仅仅像阿联酋建设迪拜七星级酒店和人造棕榈岛类似的造梦计划那样来花费4万亿人民币大兴土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而应更注重建立自己的敏捷产业链，或者提高自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其中就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针锋相对的金融创新，必须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相关产业，确实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在产业替代方面，要着力解决好二、三产业之间的替代关系，着力解决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爬升，甚至建立完全自主独立的敏捷产业链，尤其要突破瓶颈制约加速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一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二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要重点推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创意产业或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强幅射功能，提升服务能级，延伸服务半径，拓展服务市场，扩大发展空间；三要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四要发展知识产权产业。在按照节能减排目标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从农业立国进入工业立国再进入技术立国再进入知识产权立国。

（二）动力的科学转变战略——投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

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萎缩的长期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13亿人的大国经济不能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出口导向模式必须终结。而且其实出口迄今一直无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3]（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多为来料加工产品、低技术产品、农产品或者能矿产品，另一方面2010年已经出现逆差，2011年2月逆差高达73亿美元）；投资率长期高居不下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供给结构严重扭曲，尤其是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更使得原有的低成本扩张难以为继，投资主导模式必须终结。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替代方面，要着力解决好投资、出口、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消费增长，建立起内需主导型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从“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

就投资而言，我们当然不是不要投资了，而是投资的领域必须改革。原先的外资都是掠夺中国资源、能源，我们当前需要的投资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生态农业等各个能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领域，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亟需扩大消费的领域的供给数量和质量。

就消费而言，一要不断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各种因素，尤其要先行梳理医疗、教育、住房等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尤其是早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二要抓住社会收入分配利益调整的契机，把政策贯彻与促进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三要抓住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把各项建设事业同促进农村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四要调整居民消费结构，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针对不同消费层次需求，创造新的消费载体，挖掘新的消费内涵；五要积极开拓全国的消费市场，扩大品牌的市场影响，开发与全国市场相适应的新产品，并向周边及全国深化各类服务贸易；六是倡导信用消费等新兴理念，还可以考虑增加政府赤字，缓解居民储蓄过剩、个人不愿意花钱问题，形成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结构。

就出口而言，引导出口从依赖转变为附属。引导资源出口、地劳动力产品出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逐步演变为过分依赖外贸出口驱动增长，贸易依存度仅次于德国，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而且，贸易摩擦已经出现集中爆发、花样翻新以及涉案金额巨大等现象。2008年，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前3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反补贴调查的国家。最近，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从纺织、轻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向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蔓延，从具体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汇率制度等宏观层面延伸的态势更加明显。美国构筑了涵盖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反补贴调查、食品安全、市场准入、贸易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特保、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市场经济地位、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等在内的一揽子贸易摩擦；欧盟构筑了涉及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300多个欧盟指令和10万多个技术标准的双重技术性贸易措施管理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弱化对华普惠制等在内的政策层面的贸易摩擦。另外，发达国家正在推进的碳关税征收将加剧贸易摩擦。今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不仅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也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同时进行三种贸易救济调查，在国际贸易救济实践中极为罕见。面对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出口驱动型传统工业模式难以为继。在后危机阶段，我们必须适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改革，尽快完成从“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三）城市化的科学转变战略——城市倾向型转向城乡一体化型(www.xing528.com)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使用了城市倾向政策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手段，中国也不例外。而也正是这种城市倾向政策，才使得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割状态长期维持，并且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因此，要抓住契机，在坚持国家统筹的梯度开发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一要建立起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和谐动力结构，为城市化提供坚强的基础保障。二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条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规范农村土地整治的指导意见。修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三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四要做好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工作。制订出台进一步加快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推进国有农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制订出台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进一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推进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五要建设特色城市的同时，推动城市集群化。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休闲宜居、消费中心、文化名胜等特色城市；根据经济发展和城市成长规律，建立一批城市集群带，例如京津唐城市带、长三角城市带、海峡两岸城市带、蒙古新疆城市走廊和武汉城镇圈。总之，通过科学谋划，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进程，显著改进城市化质量，明显增强大城市发展优势。

（四）绩效的科学转变战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型转向综合效益提高型

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大都是建立在引进技术和简单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很有空间。从投资来看，不仅需要逐渐改变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而且更需要注重提高投资的效率。如从出口来看，尽管外贸出口逐年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但出口比重中近60%的加工贸易出口和近70%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又说明对外贸易主要还是在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循环，传导效应仍需扩展和延伸，而加工贸易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摆在我们面前的改善出口结构和提高出口质量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消费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消费呈现出一路走低的迹象。例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从“八五”时期的25.8%、“九五”时期的12.2%下降到了“十五”时期的9.98%；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率持续在47%上下徘徊，近年有所上升，但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从资金、资产流失看，我国每年灰色收入居高不下，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在5.4万亿元，比救助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还多；我国行政运行成本更是具有棘轮效应，出现线性递增和挥霍浪费的情况。

十二五期间，一要注重提高投资的效率。发达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在1-2之间，即每增加1元生产总值，投资不超过1-2元，而目前我们却要5-7元，且出现递减趋势。可见，在提高投资效率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新一个五年规划必须提高资本产出率。二要节约开支，杜绝铺张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产收益率。三要突破关系型社会，变为规则型社会，突破关系型交易变为人格化信用交易以及制度主导型交易，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要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必须是建立在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全面发展。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性质才能提高到可持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层面。

（五）资本的科学转变战略——外资、国资主导型转向“三资合用”型

中国一定要有“池子”思想，不管什么资本，不管是热钱还是游资，不管是外汇储备还是财政盈余，都可以利用，但一定要着力解决好国资、外资、民资之间的替代关系。一是利用政府垄断的35万亿土地资源，做好保障房、医疗保险、教育等民生事业建设；二是利用外汇储备吸进热钱，然后全部冲销清洗，进而重新出售或者投资国外；三是切实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尤其要在民营企业的资金融通、市场准入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把向民营大企业招商引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且把发展民营经济同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彻底改变现存的外资不少、国资不强、民资不足的局面，把未来发展的思路聚焦在民资做大、国资做强、外资做优，创造各种资本相互替代、相互推进的资本结构局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

（六）人才的科学转变战略——问题二代转向强国二代

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制造了严峻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十分突出。老年人口数量大。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5]笔者测算，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25%以上，占亚洲40%以上。到2020年，每8个人中就会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GDP为5000美元到10000美元，而我国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可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三是劳动力人口呈现出严重的非对称性依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史上最为畸形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农二代、独二代”互相纠结的现象，这些“二代们”由于心理、劳动等素质方面存在欠缺，出现了严重的啃老现象和社会问题。而如果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这些二代们结合产生的第三代将出现严重的“双方父母+小夫妻+独生子女”的“6+1”现象。因此，未来发展的人才替代方面，一方面要发挥老龄人口的余热，另一方面要提高“二代们”的综合素质，切实将问题二代转变为肩负起强国富国重任的二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6]未来，中国将很快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历史常态，但是我们要从大国转变为强国，必须在规则制度上真正体现出中国优越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在十二五期间，这样一个大变动、大调整、大融汇、大转折、大发展、大和谐的时代，中国要顺利突围并逐步强大，必须有大智慧、大思维和大战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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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8］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9］张维迎.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

［10］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M］.东方出版社2010.1。

［11］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M］.东方出版社2010.5。

［12］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M］.东方出版社2009.6。

［13］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M］.东方出版社2010.9。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注释】

[1]杨枝煌.中国金融知识产权科学发展战略［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2，P24-25

[2]郎咸平.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EB/OL］.http://www.dianping.com/group/shm tj/topic/297356

[3]王志浩:出口不是中国经济主引擎［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311/22439516390.shtml

[4]张兆安:把握经济增长中的战略替代关系［EB/OL］.http://money.163.com/07/0605/09/3G7CUDJE00251OBF.html

[5]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OL］.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6]张宏良:中国经济的危机［EB/OL］http://www.weekmag.info/html/40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