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关注热点问题及十三五规划建议

摘要:本文列举并逐项分析了高层关注的结构性改革、地方政府激励、中国潜在增长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数字型企业监管、民营经济后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续管理、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地方偿债能力、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十三五规划建议。

关键词:热点；规划；建议

2012年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最近，我们通过研究，对新常态下的一些热点焦点难点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以下十点是当前亟待解决以及应该提早绸缪的重大事项，十三五规划中应该着重关注。

一、结构性改革问题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结构性的。林毅夫近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本身就有结构性，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要想生存与发展，或者发展得更好，就得坚持发挥比较优势，然后提升比较优势，最终达到一定目标。当然，作为一个新理论必须有一个新概念来支撑。林毅夫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他将“自生能力（Viability）”定义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这就使得林毅夫的理论规避了市场决定论和政府决定论的偏颇，而成为我们18大的基本宏观调控理论依据，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根本性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肯定也是存在优势与弱势、好改革与不好改革、先改革与后改革等结构性问题。当前改革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要在保增长、促稳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改革那些现在看来是老大难的问题，从而实现结构上的破和立。现任总理李克强正是因为一直关注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因而最近专门批示要好好研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他的硕士论文《中国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后来压缩成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然后获得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存在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如何实现一元化，就得进行工业化。当前，我们的改革就得根据这些理论和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谋划和推进，打造一种最省力的经济发展结构。因此十三五规划中，我们对于改革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梳理结构的组成。知道结构的存在，接下来就得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结构中各个部分的占比，这种占比是否合理，是否适合于稳定或者动态发展。从供需来说，有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从产业链条来说，有生产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从行业来说，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从具体市场主体来说，有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才结构、商业模式等等；从生产要素来说，有人口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经济结构，此外还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等。就连我们“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有结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过程。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各自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关系，后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都是一种结构。

第二，研究结构的合理化。而如何建立良好结构，就得进行结构性调控。因此，我们要坚定调结构、推转型、促升级的决心。人民日报最近的权威人士就说，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我们要扭住调结构不放松，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心态稳增长。这种说法是在传递中央要求，即地方政府要主动调整结构，各企业也要调结构，不能为了几个点的经济增速而纠缠于老产业老产品。同样也存在这么一个意思，谁能主动调整，中央就会支持谁。当然，政策如何支持调结构，仍然需要具体化。除了政绩考核不应有GDP增速，还要对地方结构调整予以财政和金融的实际支持。当然，认识到结构调整是调控的基本手段，最后还是得落实到怎么调控。因此，就得不断研究和测试那种结构能够实现最佳效果，或者至少是帕累托改进，或者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第三，调整结构的法治化。但是，结构如何优化起来，如何顺利调整，调整以后如何具有可持续性，最终还是得靠制度。当然，调整结构成功与否，首先还是得先进理论和理念。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但是我们的改革更应该是递进式改革。还有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强调国际化全球化，但是为何一直成效不显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拘泥于发展GDP，而不是GNP。因此，我们的调整应破除国内国外的区别，而是国内国外一套规则，国内国外一个市场，国内国外一种资源，在进一步推进国际分工发展的同时，推动各国融合发展，由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改成追求GNP（国民生产总值），共同打造世界最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当然，结构调整最终的成果是否稳固，还得靠制度，还得实现结构调整的法治化。因此，我觉得还是要搞好变法与改革的关系。改革首先要破，破坏破除一切坏的旧东西，其次要立，要建设建立起新的好的体系。要全面依法治国，我觉得首先得变法，首先得全面系统考察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法律制度，然后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后才能依法改革依法治国。历代改革，都是先变法，然后再根据法律来改革。商鞅变法，分几批出台新法，一环紧扣一环。例如，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编民十五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王安石变法，也是接连出台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均输法》、《裁兵法》等等，还有张居正变法，雍正变法，戊戌变法，都是先有新法再进行改革。可是，我们当前的改革，变法这个环节实在太弱，应该加强加快变法。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早日出台民法典、出台最高领导人产生大法，从而确立起法制权威式的新型党政领导，最终实现结构调整的科学性。

二、新常态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

新常态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政治上做到气正风清，政府效能提高，群众办事便利化；经济上由高速低效转变为中速高效，做到健康可持续发展，人人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社会治理上做到和谐互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真正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新常态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当然，在当前战略转型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并尽快扭转。

首先是反腐风暴下出现政事效能滑坡现象。八项规定和反四风以来，特别是重拳反腐以来，一方面使得与腐败关联的势力和人员大受挫折，这些人现在没事干，因为没人敢交代事情让他们干，而且本身也不敢再冒头干事；另一方面使得其他人员大受震动，开始更加谨小慎微，有事不敢放手干。例如，中央部委原来每个业务处室均管理一定项目，但是现在一般不敢再报财政预算，于是财政节约了很多钱，但是这却苦了一些企业。一方面，中央没有项目了，另一方面原来和企业一起“跑部进京”的地方政府也没有积极性了，企业在融资难的同时又缺少政策资金支持，一些企业开始因此退出市场。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懒政庸政怠政的现象比较严重。中央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而开始提待遇，开始进行“三严三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工资实际提高不多，且各地各部门落实时间滞后，各种懈怠现象依然存在。而“三严三实”是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大家经过一年的努力有所提高，但是又要面对新的教育活动，很多人存在抵触，而且有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模板，大家都心里有数。因此，如何激励和约束，成为一个当前十分紧迫的问题。

其次是宏观经济调控下出现不知如何作为现象。2000年左右，中国地方政府也曾经出现理论上破产的情况，但是2003年以后开始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2009年4万亿刺激方案又流入房地产，而且汽车产业也狂飙突进，导致了地方政府靠卖地解决了财政困境，靠建立工业园区发展汽车产业扩大了税收来源。但是，2012年底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继续放缓，随着房地产调控和汽车产业节制，很多地方政府再次面临破产情况。据说无锡市政府因为超前开发、超前收税，现在已经举债9500亿元，严重超过其六七百亿元的财政收入，理论上无锡市政府已经彻底破产。这种靠房地产、汽车产业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发展模式行不通以后，地方政府茫然失措，不知道如何有所作为。其实，我们当前保持经济发展的方法简单而言，对内就是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外就是通过发展自由贸易区深化开放。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建筑的环保节能，不要再搞那种难看的火柴盒，而是可以适当回复古代建筑那种与自然和谐的风格；二是建筑物的能源化，每座建筑物都能源吸收风能、太阳能等非常规可再生能源；三是村落和城市的自然集聚，然后建设村落与城市之间的快速通道；四是技术工人培养和传统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存续。在培养城市高端人才的同时，一方面打造一批精工巧匠，另一面发扬中国传统非物质遗产。

第三是绿色GDP考核机制下出现难以适从现象。政府工作有时候确实有惯性和连续性，上届政府确定的项目，新一届政府有时候还是得执行，但是应该严格执行环保约束。除此之外，应该好好考虑绿色低碳清洁产业。例如，相应国家“互联网+”战略，推进高新技术发展，同时推广电子商务，发展低碳运输；全力发展环保产业，例如治理每一条河流，每一座青山，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全面推进地下管网建设，实现雨污分流；全面深入做好污水处理工作，禁止污水未处理排放。这些环保相关产业都同样会早就大量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除了发展思路和理念转变更新以外，更重要的是监管，监管到位也是一种激励。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总体上还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出不了部委”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很大问题还是出现在监管上。如何破解监管不到位，首先得依法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其次得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全程可追溯监控，第三是鼓励媒体和群众监督做到监管无死角。

三、改革的潜在增长力问题

林毅夫一直主张，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但是媒体往往断章取义地说成中国每年还能增长8%，把“潜在”俩字去掉了。害得林毅夫一直愤愤不平，每次在媒体前露脸就一直强调“潜在”俩字。

既然是潜在的东西，就有很多预设条件，因此我们就得知道这些预设条件，然后通过改革满足这些预设条件。当然，笔者这里更喜欢用潜在增长力来代替潜在增长率。

笔者认为，从宏观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下几个战略替代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是产业替代。胡温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房地产、汽车等所谓支柱产业，我们当前发展可以主要放在环保投入，例如地下管网建设、节能绿色建筑、河流治理、雾霾治理、荒山绿化等等。第二是动力替代。以往发展都是以投资为主，现在我们应该慢慢转换为消费为主，当然也不能忽略投资，因为投资仍然是引擎之一。而且，我们确实还需要建设更多的高铁、高速东路。出口方面，应该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实现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走出去。第三是地域替代。我们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需，但是现在内需不振，我们应该从发展GDP转为发展GNP，把发展经济的主战场放到国外，推进产能合作，深入参与和优化国际分工。当然，国内发展也应该实施梯度开发战略，从东部转向中西部。可以仿照唐淳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的“东起台南市途经10个省区近100个县市，斜跨整个大陆腹地和台湾海峡，西至新疆喀什”的万里开发走廊。当然，国内建设可以更国外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例如，万里开发走廊，最终可以将北纬30度的其他国家的城市链接起来，特别是将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实现阿拉伯经济社会复兴。第四是改革替代。对于一些已经改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继续提升，对于一些从未动改的地方要开始调研并推进。在这里我斗胆评说一下，习总书记还有几个坎没有下定决心。这几个领域都是增长潜力所在。

第一个是全面放开二胎。当然很多人还在估计到有些不良老板和腐败官员存在一夫多妻、一妻超生的情况，但这个数目全国看来应该不多。全面放开二胎至少可以促进一定的消费。这一点不用细说。但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一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人为什么有钱不敢消费？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确实有储蓄习惯。但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不喜欢储蓄？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保障、消费促进等方面做得不够。社会保障方面，我们虽然说比俄罗斯富裕，但是大病医疗、免费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还不如俄罗斯。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现状，使得我们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积攒医药费。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消费一直就提不起来。但是我们对于养孩子教育孩子，确实是舍得花钱的。所以早日全面实行一对夫妇至少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意义十分重大。五年或十年后，甚至可以全部消除所有生育限制。当然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可以实现“每对夫妇第三孩指标”拍卖制度，就像上海的汽车牌照拍卖制度，从而有效控制第三孩，也使得有能力者生育第三孩。消费促进方面，我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搞了一个消费券，但是我觉得要促进消费还是得放开，让企业搞消费金融。例如，京东白条、苏宁的任性付，阿里的天猫分期等等，当然还有信用卡。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非洲那种靠天吃饭的消费习惯。

第二个是农地流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的效能比中国古代和西方现行体制都差。农地流转制度的落后，使得我国农业一直面临“小生产大市场”的天然矛盾。这里我觉得我们得重新评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总体上这个制度适应了当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形势，但是由于一刀切导致东北三省的生产建设兵团瓦解，全国只剩下一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乎所有农垦集团都解散了。而东北三省土地广阔，适合大规模集体耕作，特别是适合今天的机械化耕作，但是分田到户以后反而束缚了生产力。而且，现在状态下，东北人家家户户都是几十亩土地，但是东北人比较懒惰又市场意识淡薄，只靠着黑土地，只靠着国家免税。据说2005年农业税免了以后，东北人最感激温家宝，温家宝在北方挺有市场，因为每个家庭土地很多，原来得交很多税，现在突然免了，真是免除了一大负担。说他们市场意识淡薄，是因为他们没有紧盯国际市场，导致他们有时候一窝蜂种棉花，有时候一窝蜂种大豆，有时候一窝蜂种甜菜，经常导致丰产不丰收，甚至丰产成灾的现象。我觉得在保证一家一户基本的农地和全国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其余所有土地都应该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交易。而这个做法其实重庆的地票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应该大胆推广。关键是农地入市，至少可以有15万亿元的规模，而这15万亿加上杠杆化操作，可以撬动上百万亿的资金。

第三个是房产税。我就搞不懂，现在中央到地方，似乎没有房地产业这个支柱都不知道怎么干活？投资都是多元化多样化才对，怎么老是得投资房地产呢？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什么只考虑地上建房子？为什么不考虑植树造林等环保建设？为什么不考虑地下管网建设？这些都是比房地产更加复杂的产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难道会比房地产业差？难道会比房地产带动范围少？

第四个是人事制度。我们这里的人事制度必须包括最高领导人产生办法，也就是各级公务人员的产生办法。改革就是破和立，就是摒弃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新的适宜制度。既然习总喜欢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支撑，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科举制度。我们对于科举制度是一废了之，但是我们这个制度至今被法国发扬光大。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简称埃纳（ENA），成立于1945年。该校的地位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但其招生不像我们，而是仿照中国科举制度，通过严格选拔然后严格培训26个月，然后就根据成绩直接任命为高级别官员，至少是地市级、司局级。我们的党校招生，一是招那些被从重要岗位挪走的人，二是那些等待被法办的人，三是即将提拔重用的人。但是如何进入中央党校，则是靠一个公章推荐，然后随随便便就能够结业毕业。各级党校成为腐败官员最多的学校。法国ena的选拔考试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入学考试非常严格苛刻，170名招考评审委员负责选拔学生，每年招考100名学生左右，人数远远少于考官。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够存续1000多年，正是因为它有十分科学而公平的地方。特别是其选拔过程，特别是它的“旋转门”机制，这种体制下，只有皇帝的亲戚不用科举，其他所有人要想进入体制内就得参军或者科举，考不上也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一直考，考到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制度形成了非常稳定的社会预期，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成为最受尊重的类群，读书成为最高尚的行为。我们对于科举唯一应该改的就是考试内容，考试内容一定要所有学科都考到，而且一定要联考7天7夜，先考体力，既要笔试又得面试。而不是现在这种公考，一个上午或者一天就完事了。所以当前似乎可以借鉴科举制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先进行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改革，在这些地方推行“高标准的竞考入学制、最严格的学分排名任职制”的激励机制，然后真正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如果以上这些觉得不好执行，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先试试看。那就是，以后的高考和公考，规定只能学习科举考试用毛笔答卷，我看整个社会浮躁情绪马上降下来，家长们只需让小孩去练书法，而不用去学什么音乐、奥数、英语。而练书法最容易使人心静下来，特别是练习小楷，更是得专心一意，聚精会神。另一方面，书法这种传统文化也就传承下来了。传统文化也是习总一直关注的。2014年，习总书记还出席了孔子诞辰研讨会并讲话，后来还参观了孔子研究院，并且说要好好研读《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这两本书。当然，最终还是得从制度上加以巩固，加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才考量及训练法》，一方面严格准入各机关事业单位、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另一方面严格考核工作和培训成绩，然后根据成绩量才而任。

人事制度最后的突破还在于体制机制。例如，当前一直困扰我们的党政不分的体制机制如何破解？我觉得，既然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行不通或者改不了，不如放弃并且实现党政一体化和政党机构国家化，这一方面可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也可以减少政府机构。并且能够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的党政军政治经济运行监管体制。例如，当前党的组织部门，对应着政府的人事部门，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政治部，专门负责党政系统工作人员的招考、选拔、提拔，同时负责其他系统的司级、师级、厅级干部的栓选；党的宣传部门对应着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外宣办，这些部门完全可以合成一个宣传部，还有改革集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等监督部门，统管现有的纪委、政法委、监察、检察院、公安、法院、司法、审计等部门，推进垂直管理与相对独立的中央监督委员会，同时人大和政协合并成中央参政议政机构，并且整合现在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各部委政研室及研究院等智库，这样传统的党、政、军、人大、政协、公安、检查、法院的八套班子结构可以变成党政、军队、考选、智库、监督的五套班子结构。这里我解释一下，传统而言，大家都说五套班子，但是五套班子又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指党政军+人大政协，一个是指党政军+检察院和法院。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公安也进入常委。所以就弄出一个八套班子，因为毕竟连镇里面都有派出所嘛。这样八套班子一下子整合压缩为五套班子，一方面权力集中了，另一方面更加有针对性。因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陆续成立了三个小组，一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和张高丽担任副组长；二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为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任副主席；三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任副组长。这实际上避开了党政分开的弊端，更避开了九大常委的九龙治水的碎片化风险，从而将更好地集中精力做大事、攻克难关！

还有就是干部的能上能下问题。2015年7月，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但是这个文件的执行还在于党，群众如何监督，如何参与促动干部能上能下没有相关规定。因此，这个文件执行起来，可能仍然是组织人事部门的单向行为。应该规定，群众举报，群众投票的权重，然后综合考量。2015年6月，中办下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来源，除了上级任用、单位内部选拔、公选等三种途径，也就是组织选拔、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这三种方式，还可以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指的是允许让第三方代为选领导，这第三方就包括非官方的猎头公司。但是，这种规定得有上级主管部门有兴趣有意愿，否则这将是一种摆设。应该规定每个单位，必须腾出一定比例进行这四种方式产生事业单位领导人，否则就可能成为有些人作秀和玩政治游戏的工具。短短一个月内，中央出台两个关于人事制度的文件，实属罕见。由此，可见习总书记对于人事制度的重视。

当然，当前最紧迫的是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笔者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性推进》一文中曾经建构一种新型城镇化行政治理体系，以破解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不出部委的尴尬局面，同时破解基层干部一辈子难以晋升科级处级的局面。第一要进行“去市升县降省”的行政体制改革。借鉴国外经验，缩减行政委托代理链条，将现有的五重七级体制改为五重五级体制，即“中央-省-副省-市-县-乡-村”七级改为“中央-省-县-乡-村”五级（表1），同时将省、自治区、直辖市降格为副部级，将15个副部级省会、特区和计划单列市改为正厅级，去掉现有地厅级的市、地区、州、盟，原地厅级的市、地区、州、盟政府所在地改为副厅级的县，再将原有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改为副厅级县。这样通过有增有减、有升有降来使得中央、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更加顺畅，实现宪法规定的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同时将村立法确定为最底层行政单位。如果说大力支持企业发展是为了增加思想创意主体，那么去掉地市提升县域级别则是解放更多的市场主体和思想创意主体，推进更多新思想新创意进而新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以福建省为例，本来省里的竞争主体就是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州、龙岩、三明、宁德、南平等9个地级市，省管县以后，9个竞争主体就变成9+58=67个小型城市的竞争，市场竞争与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效（原9个地级市所在地改成9个新县级单位以及原有58个县），而整个国家来说，更是解放社会和生产发展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第二要加快推进全方位全新型的行政区划。一是建立类直隶体制的首都特区。当前，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一把手都是政治局委员，要想实现协调发展很不可能。京津冀一体化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战略设计已经提出多年，但是进展却乏善可陈。特别是雾霾治理收效甚微。因此，建议将天津和河北直属于京师，建立首都特区，首都特区一把手仍为副部级。二是建立台湾省政府。当前国台办、海协会在对台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法》，从法律上明确台湾的地位，也就是从法理上否决了当前台湾当局的非法性，但是我们应该根据宪法和统一法，在国台办、海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人民政府。三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划。一方面为了加快合理开发与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对于土地面积大于30万平方公里或者处于边境的大省或自治区应该早日论证并尽快进行新的行政区划。美国和越南国土面积都比我们少，但是美国有50个州，越南有59个省和5个中央直辖市。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快行政区划重置，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新疆面积高达160万平方公里，可以在现有新疆自治区、新疆兵团的基础上建立东疆、西疆、南疆、北疆4省，同时鼓励移民，实现民族互嵌融合，为将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繁荣做好战略准备；西藏亦可以分为四个省，以阿里地区，那曲地区，日喀则地区为三个省，其余地区为一个省。内蒙古可以分为东蒙和西蒙两省。青海省可以分为青海省和青藏省，甘肃省可划一部分给宁夏，再划分为两个省。四川省也可以划分两省，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加上东蒙与外蒙古边境地区新划出一个省，云南省边境地区也可以新划出一个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地区也可以划出一个省。这样全国可以达到46个省，两个特别行政区。第三要改革官员晋升机制。严格遵守公务员法，将职级和职务分开。职级根据工作年限自然上升，职务则得经过“入职一年后转正定级为科员，科员3年晋升为股长，然后副科级的村长，然后乡镇直属的正科级所长，然后副处级的乡镇长，然后正处级的县局长，然后副厅级的县长，然后正厅级的省直各部门、计划单列市、省会、特区一把手，然后副部级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把手，然后再中央部委副部长，然后正部长，然后再副国级、正国级领导，每三年晋升一个职级，每三年有机会晋升一个职务。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官员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必须是中央部门。第四要改革官员考核激励机制。切实从GDP锦标赛转向生态建设锦标赛。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违反自然规律，进行了“大炼钢铁”运动，导致树木被大量砍伐，森林被大面积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只重视GDP，盲目招商引资导致引进污染产业同时占用林地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使得我国2013年12月出现了全国25省连片雾霾的恶劣污染。因此，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官员考核激励机制应该是首先保证每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特别是每个地区的水利设施的修缮、每个地区存活树木的增加、森林覆盖率的增加，真正能够望得见山清水秀、看得见蓝天白云和瞅得见童年风景。

表1-1　城乡行政机构改革设计

特例:4直辖市的区改为副厅级单位，乡镇改为副处级单位。台港澳地区均先不考虑改革。

第五是国企改革。国企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人事问题。首先国企是政府官员和其他头面人物子女的聚集地，也是政府官员退二线的一个蓄水池，真正靠市场上招聘的人少之又少。另外就是国企的经营模式，国企虽然没有政府的“三定”，定编定岗定职能，但是似乎又有定职能的情况。政府的很多发展措施和工程，最终首先考虑的还是国企，首先还是直接命令国企执行，而不是经过市场化委托代理。甚至国企的一把手都直通高层，国企的一把手常常空降当部长和省长，这使得相关管理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约束。例如，发展改革委无法对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进行处理；国资委对国企的经营决策失误无法追责。国企的高待遇以及借贷优势，使得国企的创新创业方面缺乏一种闯劲，而只是耽于完成政府的任务。例如，由于技术专利缺失以及管理低效等原因，我国石化企业虚胖的现象十分严重，中石化、中石油每年仍然要国家巨额补贴和低息贷款，犹如僵尸企业消耗着超大量的金融资源。

第六是金融改革。金融企业其实也是国企，因此它的贷款就喜欢贷给同类性质的国企，甚至优惠贷款给国有企业，这就产生了银行借贷上针对民营企业的惜贷和所有制歧视。当然整个金融改革，也是涉及人事制度改革。首先是央行行长，财政部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会长这些一把手的选拔，还有是各大金融机构一把手的选拔，都还是政府任命，而且没有经营利润指标；其次是金融监管制度与运营制度上的不匹配。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放开，但是金融监管仍然是分业监管。2015年六七月份的股灾应对不力，其实就是中国监管当局缺乏一个迅速反应的大脑控制，也就是各部门各有想法各有信息，导致股民不知所措，信心丧失，导致股市差点崩盘。这也反过来说明成立综合性、集中性、全面性、彻底性的金融监管总局的重要性；第三是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其实现在更大的思路应该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就是纯粹信用，根本就不用人民币，只需信用卡就可以。现在有各种双币卡，银联卡，Visa卡，万事达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等，其实都已经不需要现金。因此，人民币自由可兑换迟早就是一层纸。所以晚放不如早放。第四是利率市场化问题。最近监管当局终于放行了大额存单，这是利率市场化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贷款利率市场化比较好办，因为贷款大都是大额度，而且有抵押。存款利率市场化，银行对于小额存款还想收保护费呢。所以对于大额存单给予一定优惠也是必然。但是应该加快步伐。大额存单的制度，我十年前就开始呼吁。我这里隐藏的意思就是，我们金融领域与国际不接轨，或者自身存在的多轨制双轨制，其实一直被西方进行制度套利，连新加坡都一直在中国进行制度套利。因为金融是制度敏感性最强的产业，我们的制度一旦有漏洞，或者一旦与现代金融制度有差距，往往被外国加以利用，从而进行制度套利。例如，2005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制改革，被指为贱卖国有资产。大家想想，中国企业中最好的资产是什么，我想其实就是国有银行。因为银行的背后是强大的政府信用。而我们国有银行上市，又是在1999年剥离了不良资产的基础上，将优质资产上市，而且是到香港上市，而且上市前先引进的国外投资者，承办相关业务的首先考虑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律所，有时候想想这算什么事啊，有点像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实在是贱得悲哀！当前金融界的保守派与海归派，其实已经衍化成保守的海归派了！因为越慢改革，对于这些台子上的人越暂时有利。2015年六七月份的股灾。应对不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统一的金融管理局，而导致政出多门，效率损失。所以，习总对于金融改革，应该也在酝酿大动作。

至于说部队改革，这应该是习总最重视的，也一直在努力。笔者认为，部队改革最关键也还是人事改革，也就是将军及各级军官的产生办法。只要有了合格的军队将领，就能带出好兵好部队，就能够战无不胜！

四、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激励问题

传统的政府奖励，已经无法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20世纪八十年代，政府的激励十分管用。当时，我记得我们村一个开荒种果的高手，获得的奖励是电视机，然后整个村都轰动了，然后大家就掀起了开荒种果的高潮。但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互联网创业越来越自主地远离了政府。我身边的朋友就说，他们的创业，他们的企业就是要做到不要找政府。在这里，创业创新已经成为部分人士的社会责任，根本无需政府来激励。所以这时候政府要能够起到激励作用，我觉得是政府应该比创业者高明，能够指出创业者的不足，能够帮助他们克服不足，也就是说政府具有他们佩服的地方。所以现在有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不是在哪混，而是跟谁混，一百零七个兄弟都在等着你”。总之，你政府要进入他们的圈子，而且能够引导他们做大做强。

当然，也不是说现在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政府毕竟掌握着很多资源。政府要做的还是很多。例如，我觉得政府如果主动关心富一代的传承问题，帮富二代建设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那么这对企业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政府可以组织富二代、富三代进行一定的培训，或者帮助他们解决教育问题。这样政府真正做到了守夜人的角色。还有，政府如果能够发动资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智库，向企业提供决策信息或经营参考，这种角色倒转，可能也是对企业莫大的支持。以前，都是政府向企业要数据，向企业要方法，向企业要情况，政府能否反过来向企业提供这些服务呢？从而让企业安心在市场上打拼，安心于创新创业，真正做到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各负其任。

这里我的意思是说，政府要比企业高明，要能对市场和形势有比较靠谱的预判，从而能够引导企业进行战略性决策和应对，也就是能够使企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但是，从我们历史来说，真正具有战略性眼光的领导者似乎很少。毛泽东搞战争是有战略性，但是搞经济则是只会勒紧裤带搞核心产业；邓小平毕竟出过国，比较有世界眼光，而且善于举重若轻，知道从哪里突破突围，又设计了几步走战略，但是又陷入太实用主义的泥潭。至于福建的发展，我觉到现在为止贡献最大的还是项南，大家可以看看项南的传记和相关报道，特别是项南在福建的一些超常规做法。他当时甚至提出特区货币的奇思妙想，可惜当时的决策者还是一个精致的保守主义者。项南跟王震关系不错，当王震陪老邓到福建的时候，项南找到王震，王震安排了一个局，而且也把话头挑开，然后项南就在游艇上汇报工作，提出著名的三大建议，说，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实现三个自由，“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谈到货币兑换自由的时候，项南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这些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黄金就是自由汇兑的，只是用一种纸币来替代黄金而已，当然背书得是中国政府。我曾经在多次场合说过，中国自由贸易园区成功的标志就是取代香港这个自由港，只有超过了香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做戏。在招商引资方面，项南也提出了在当时情况下十分有助于福建发展的“三个要干“的观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时，项南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于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新加坡。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这就是项南提出的著名的“三个要干”。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在中央不可能从财力上给两省更多支持的情况下，关键要真正实行特殊政策，下放一点权力。可以考虑在中央“六统一”的前提下，把“三权”下放给福建。即人权、财权和地方立法权。省以下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省委、省政府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并允许两省在国内外招聘技术人才；允许两省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贸易、海关、物价和劳动工资等方面有自主权；包括省里有权设立银行。同时，两省可以自己制定单行法规，报中央备案。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项南还提出，在两省还没有迈开步子以前，不必担心两省“太特殊”“太灵活”，倒应该经常提醒两省，中央给了你们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个武器，你们为什么不敢特殊，不敢灵活，为什么至今还打不开局面？现在的问题是，要鼓励我们的干部敢去闯，敢担风险，敢打开局面，这就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没有迈开步子，就怕乱，怕犯错误，不敢迈步，是出不来经验的。

其实项南的做法，就是我们当前一直呼吁的敢于担当的精神！我们为什么呼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东西，或者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出现问题甚至危机。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实就是已经看到不和谐的地方；我们提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正是因为我们党在这方面受到了损害；我们为什么反对四风，那就是四风已经十分严重。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上，还应该出现在具体的行动上。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写出发自心声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交到了项南的手里。信中诉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企业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要求省委，省政府下放企业内部的干部任免权、奖励基金支配使用权等五项权力。项南看完，很快就作了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再前进了的感觉。本人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55名厂长、经理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项南还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改革激情评论式的导语。如此迅捷的反应和重视程度，是厂长、经理们始料未及的。4月24日，要求“松绑”的呼吁信发表一个月后，福建省委常委和省政府党组作出决定:5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位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项南亲自为会议写了一条名为《省委决定下月中旬召集55个厂长进行检查:还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的新闻在《福建日报》刊出:昨日省委常委和省府党组在整党会议上作出决定:下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个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对放权“松绑”搞得好，是谁把着权不放，是谁不给“松绑”。检查将指名道姓，找出促进改革的单位和个人，找出阻碍经济改革的单位和负责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摆脱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项南亲自写的短消息稿，给改革者以鼓舞，给观望者以督促。这封信去年刚好发表30周年，习总书记特地根据这封信又给福建企业界专门致信，鼓励大家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继续做大做强，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项南敢于创新敢于闯荡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修机场。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新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还有一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现代科技的敏感把握和大胆尝试。为了解决通讯问题，项南更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南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南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南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总之，项南在福建，福建获得了发展黄金期。这归功于他的新理念，更归功于他的扎实行动。除了经济发展上的超常规超有效的做法外，他还提出了东西部干部双向交流思想并且付诸行动，使东部的企业家精神能够与西部优势能矿资源结合起来；他还十分注意水土保护工作，养山育林，生产优质空气。黯然离开福建后，他的做法更是值得尊敬，他从不再提及自己在福建的做法，为的是不干涉继任者。而只专心于新的工作—扶贫开发工作。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扶贫方式有问题，是一种洒水式的扶贫。他认为好的扶贫方式，应该是滚雪球式的扶贫，也就是投资一个项目，可以回收资金，再投资。后来他搞过很多项目。所以我这里呼吁大家争取做芗城区的“项南”，在一些力所能及的地方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例如，政府可以盘点一下，哪个楼闲置了，可以开辟成798那样的创意艺术区，可以通过PPP的模式，把政府一些不用的大楼变成像中关村“车库咖啡”那样的创业者孵化器。大家可以上网百度一下车库咖啡，也可以买相关的书看看，甚至可以组团去考察一下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车库咖啡于2011年4月开始营业，是一家以创业和投资为主题的咖啡厅，创业者只需每人每天点一杯咖啡就可以在这里享用一天的免费开放式办公环境。可以说，车库咖啡不仅是创业者的低成本办公场所，也是投资人的项目库。创业者办公成本为一杯咖啡。在这里，创业者可以听到项目，可以挖到人才；作家则可以听到素材，就像蒲松龄那样一杯茶成就聊斋志异；政府官员则可以知道市场流行风和未来发展趋势；敌对势力则看到了对手，因为这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才是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害怕的地方。我祝愿芗城区早日出现类似“车库咖啡”的地方。

五、数字型企业、数字型企业家的监管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只是高层考虑的问题，大家如果想在政治上更加有所作为或者想更往前走一步，应该考虑一些这些前沿问题。数字型企业，其实就是高新技术型企业。从国外的微软、英特尔、google、facebook等等，到中国内地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等，这些数字型大佬，通过技术专利、平台、大数据、互联网等等实现了垄断。而垄断就会控制，这种控制力如果滥用，就必然出现信息安全和贫富差距问题。所以美国很注意反垄断，经常把微软等涉嫌垄断的公司告上法庭，让其整改。大家应该记得2011年10月的淘宝事件吧！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宣布将正式升级商家管理系统。在此调整中，消费者一旦买到假货将获得“假一赔五”赔偿，同时其他商家违规行为对消费者补偿幅度也将大大增加。而原有商家需缴纳的每年6000元技术服务年费，提高至3万元和6万元两个档次。淘宝商城此次管理体系升级特别建立商家违约责任保证金制度，商家进驻淘宝商城将根据所经营或者代理的品牌缴纳违约保证金。商家一旦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违约行为，将扣除至少1万元的保证金，保证金直接进入消费者保障基金，为消费者提供保障。但是，商家简单地理解为上涨店租，因此进行了抵抗。商务部迅速做出反应，马上叫回在美国出差的马云，马云不得不立即归国，因为当时马云不会来，商务部马上处理淘宝在电商领域的垄断问题。这也是我们当前政府如何应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如何监管提出的一个挑战。(www.xing528.com)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新贵产生，我们政府要在扶持他们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的同时，抓紧考虑如何防止新的贫富分化和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六、民营经济发展后劲问题

我觉得整个社会建立起无歧视、全覆盖、不养懒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后，所有企业就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企业发展的负面清单就应该列出来，哪些领域只能国家出面经营，都应该列出来，其他的就应该全部放开。而对于一些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民营企业创新技术，国家应该进行战略性收购并且加以提升，进而武装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核心产业。

我们当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没有一个负面清单，更没有责任清单和权利清单。所以国有企业也成为纯粹的逐利机构，进而出现了与民营企业争斗争利的事实。就像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三》这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草盛豆苗稀”和“道狭草木长”，事物经常是此消彼长。豆苗和草在一起，不除草，豆苗的领地就会被草侵蚀，道路没有人走，草木荆棘就会越长越多，道路就会变窄甚至被淹没。国有经济比重如果过重，或者到处布局，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被挤压，因为国有企业天然地具有侵略性，天然地具有消费者粘性，因而会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的恶劣现象。所以我们坚决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精神，借鉴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本法》，建立中国资本运营管理公司，通过控股现有大型央企国企，通过PPP模式实现公私合营，从而提高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特别是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控制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最终在国家层面上，去掉国资委这个机构，建立新的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好评价、考核、监督；去掉国资委这种“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管理形式，建立类似全国社保基金，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和中投、汇金投资控股公司等金融持股投资机构的管理运营资本化和证券化的国有资产即“国有资本”的新国资管理方式，确实使企业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资本化经营管理，抓住资本这个新纽带，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

也就是，政府只要监督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干预的企业日常经营，不甘于企业的投资和所有制形式，其实最终就是收好税收，用好税收，真正实现我们的口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上头提到PPP，我们可以详细而客观地回顾一下。当前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以搞个PPP研究，成立专门负责PPP项目的单位，然后建立PPP项目库，然后一个个推进。至于PPP模式如何推进，我觉得有一张图（见下图）大家可以看看。其实，PPP就是比较复杂的公私合营，比较复杂的众筹而已，就是把项目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按照一定合同合约捆绑起来，然后实现共赢。其实质，就是全面而深入地推进各种市场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和协调发展。其具体流程是，项目发起人建立项目公司，借助政府特许，政府出示证明，金融机构贷款或者众筹投资者以及项目使用人出资，保险公司参与保险，然后通过招投标确认承建商，建成项目交给运营公司。

七、清理障碍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问题

国务院在2014年底本来就下定决心清理税收优惠，为什么要清理税收优惠，因为存在一个所谓“税收洼地”的问题，处于税收洼地的地方就很容易招商引资。例如，现在东部开发区几乎已经招商引资很难，为什么？因为东部这些地方税收返还只能做到30%，而新疆等地区则可以100%返还。这样，企业作为市场的势力者，当然就跑到新疆注册个公司进行“假投资”把原来在东部地方的企业搬到新疆，新疆虽然没有赚到税收，但是GDP数字就好看了！国务院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开始清理清理税收优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十八大以来通过了税收法定的原则，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因此，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但是，2014年外资流入仅1285亿美元，虽然在全球外资整体下降8%的情况下，我们同比还增长3.7%，但是这个速度已经远远低于2014年GDP增长率。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外资利用效率提高，也说明三驾马车当中，投资比重已经减少。2015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重，5月1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暂停去年国务院62号文部署的税收等优惠政策专项清理工作，对已出台的违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再“一刀切”取缔，而由各地各部门设立过渡期，逐步清理。

这里我举的例子是税收制度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当然现在都搞网络化大数据时代了，这个天然的地理隔阂，可能被打破。也就是说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能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和发展。还有就是高铁、高速、飞机航线的不断开通，使得超越时空的互联互通成为大趋势，使得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存续困难。就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而言，商务部十几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为之不断努力。2004年商务部就下发《关于清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行政封锁规定的通知》，而在此之前的2001年，国务院就已经颁布过《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303号文件）。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俩文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相反市场割裂的现象愈来愈多。每个地方都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侵害，近70%的企业认为地方保护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影响。从行业来看，利税高的行业易遭受封锁，有9个省市反映酒类、6个省市反映汽车和卷烟、5个省市反映肉及肉制品受到地区封锁。药品、化工产品、建材也比较严重。从地区来看，欠发达地区保护更加严重，有17个省市反映本地产品在欠发达地区遭受多种形式的地方保护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另外，大型企业遭遇的地区封锁多于中小企业。

但是，笔者认为要加快全面彻底地肃清地方保护主义，还得做好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我们应该从源头上找到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地方市场分割是从1980年代初实行“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以后出现的，当时中央对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在1988年时，又实行“财政大包干”，包死基数，递增收入分成，地方多收多支；与此同时，还扩大了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融资权力；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管辖权下放到省一级。在当时，这些措施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为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统一发展埋下了隐患。其次，必须抓住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牛鼻子。打破市场分割关键在于解决财政和税收的问题。这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重新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分税比例；严格规范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杜绝“跑部进京”现象；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权，划清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划分财权。

其次，加强互联网思维和高铁思维。我们国家最早盛行的中央集权体制，其实是最早的互联网思维。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互联互通，现在是通过技术革命来实现互通互联。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成为稳定的如来佛与孙悟空的关系，而不是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要像如来佛，让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空间、自由在如来佛手掌上活动，中央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地方政府要通过各种努力贯彻实施中央政策同时在允许范围内进行适宜创新。而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政策出不了部委，还有中央政府拼命害怕地方政府乱作为，就像唐僧害怕孙悟空那样，最后只能念紧箍咒或者威胁开除取经队伍，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撂挑子。因此，当我们用互联网和高铁高速或飞机航线直接连接起来后，我们还得有一个中央大脑的计划，来校准地方政府神经系统，从而确保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其次，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出台建立统一市场的举措。我国由于土地制度所限，农业生产一直无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因而我国农业天然地存在“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再加上，我国市场建设和培育落后，倒是市场分割，迄今为形成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因此，我们在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一是由商务部主导组建全国统一的商品现货交易市场。全国各类交易场所超过千家，其中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类交易场所400多家。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明确统一的监管单位，暴露出了一些风险事件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开办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的目的是规范大宗商品现货流通环节，实现统一的、公开的、透明的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争夺国际、国内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定价权。我们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为此，为了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为了实现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华丽转变，为了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长久战略发展，我们应该考虑由商务部主导整合目前所有的商品现货市场组建一个全国统一交易平台、统一资金结算系统、统一监管系统、统一现货实物交收系统、统一物流配送系统的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由商务部借鉴淘宝、京东、山东寿光蔬菜市场的模式，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结算规则、监管规则、交收规则、物流配送规则；目前全国各地所有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只要符合商务部统一的交易规则、结算规则、监管规则、交收规则、物流配送规则均可在商务部统一的交易平台挂牌交易；后期各地新成立的商品交易市场通过商务部审核，符合挂牌交易的，可申请在商务部统一交易平台挂盘交易。二是由商务部主导组建全国统一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借鉴商业银行的纸黄金、纸原油模式，以国外主流商品交易所和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的报价系统为参考依据，组织投资者参与交易，形成全国统一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其优点是直接融入到了世界大宗商品交易大市场之中，它以国外主流商品交易所和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的报价系统为参考依据，避免了因操纵行情而使价格产生扭曲和背离，目前做的比较成功的市场有上海黄金交易所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这两个交易所均是参考纽约黄金和白银的报价组织国内投资者参与交易的；其缺点是容易沦为国外主流商品交易所和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的附庸，最终成为一个“影子交易所”。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迎难而上，全面提升互联网思维，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交易平台，同时建立一个信用体系整合大宗商品、交易、交收、支付、信用、仓储、物流体系及上下游企业，最终使各种商品能够像股票那样交易，通过现货期货市场的发展发达，来实现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续管理问题

我有一个感觉，我们政府做事情有时候总缺乏战略性。1949年我们党执政以来，毛泽东作为战争中历练出来的领导，深知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牢牢把握军队，死死抓住军事重工业，因而出现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两弹一星工程的壮景。老毛初衷是超英赶美，无意中在军事重工业方面为我们奠定了扎实基础。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而且先从农村改革做起，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再进行城市改革。但是毛邓以后，我们对外工作上，疲于对付美日欧的挑衅，没有功夫跟踪研究他们的政策和理论；对内工作上，疲于救火，甚至为了防止越级上访，占用大量的时间精力，没有足够时间去搞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对内工作，每次党代会都有一本好经，但总没有念好经，甚至把经念歪了。没有做好党代会报告的执行情况考核推进，每年政府工作报告，每五年规划，但是最后多说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我就不相信，每次都能顺利完成。新一届领导执政以来，我们对外提出“一带一路”，然后主导了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在世界舆论上终于占有一席之地；对内工作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并且已经布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后的后续管理问题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又是一部好经！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新一轮改革的“圣经”。但是，当前关键的是我们的三大清单，还没有法定出来。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是应该早日出台，但我觉得我们建政执政已经60多年，应该早日出台民法典，出台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果我们没法在2021年前搞出三大清单和民法典，那说明我们的制度建设能力还很有限，我们依法治国仍任重道远。只有法制健全了，才能解决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续管理问题。“三证合一”是一个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我觉得企业就是法人，完全可以像自然人一样拥有身份证号，也就是统一的社会保障号。原来的企业，为何还得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每个企业就统一一个编号，既做工商登记、机构登记和税号登记，这不知道要剩下多少纸张，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政府监管部门也会省下多少麻烦。如果三证早日合一，我觉得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环境下，我们的企业数据库、查询系统早就可以在全国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以后政府甚至可以在微信上依法审批、依法监管、依法服务了。我觉得以后的行政大厅都可以消失掉，我们建立行政大厅最后的目的就是消灭行政大厅，就像无产阶级一样，最后还是要消灭无产阶级本身。当然，我这里展望的是未来趋势，至于可以通过几个环节加以战略性转换，各个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做好调研做好筹划。

九、地方政府偿债能力问题

2000年左右，西部地区很多政府机构据说理论上已经破产。2015年4月又爆出无锡政府的银行负债高达9500多亿元的新闻，机关人员已经发不出工资，理论上已经破产好几次。2000年左右，其实我们漳州很多乡镇也是理论已经破产，我记得当时很多在乡镇工作的同学，没有工资发，也不用上班，就天天上山开荒种柚子种茶叶。后来温家宝上任，开始搞土地财政。政府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现在招商引资和房地产不景气了，有的政府又不知道干什么了！

我觉得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新常态下要淡定冷静下来，就是要彻底查清政府债务，然后理出政府偿债能力在哪里。为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和43号文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2015年3月下达了第1批10000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前几天又下达了第2批10000亿元置换债券额度。这说明中央对地方偿债能力是有考量的，但是也没有底，只能试探着做一些补救。我想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工作。

首先，必须紧急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并明确哪些是优良债务资产哪些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现金流继续投资建设资金。2010年底曾经审计出地方政府欠债10.7万亿元人民币（合1.7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25%。中国财政部每年报告的中央政府债务接近GDP的2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很可能更接近于GDP的50%。这个债务水平仍低于发达经济体，但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水平。“中国政府的债务扩张空间还很大。中国每年发债占GDP比例不超过3%，整个债务比例占GDP30%以上，但离国际警戒线60%还相差很远。”当然，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地看到，我国债务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还不知道是否可控，关键是时间又过去4年多，这4年多时间累计的债务还是未知数。据渣打银行研究，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占GDP的38-42%^[1]。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30.28万亿元。虽然，地方政府总资产108.2万亿元，资产负债率只有28%，^[2]但是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资产不可能全部变现，而且要变现也得一定的法律程序和金融化运作。所以说债务是扎扎实实的，资产是画在墙壁上的。因此，地方债务紧急审计工作必须早日全面铺开，真正摸清政府债务的来龙去脉、详细账单、可控范围、可用部分，一方面防范化解转移风险，另一方面做好债务运作。因为，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是基础设施，其中很多是公路等具有未来收益的固定资产，完全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前获得现金用于新一轮建设。特别要鼓励符合条件的投融资平台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3]也就是说，政府融资思路最好从债务融资向非债务融资转变。特别是土地开发上，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土地拿去抵押，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开始招拍挂卖地；而是规划好土地用途，不再建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是发展债券市场，通过发行项目股票或债券直接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开发，一方面省去了自己跟银行发生关系和费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将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起透明规范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无意中提升金融发展效益，建立了比银行市场更加庞大的债券市场，从而让全社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市这个公开市场上直接对垒公平竞争，进而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利率；另一方面政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监督管理上来，推进城市建设创新和成效提升，真正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环保和民生事业上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其次，要客观评估地方政府本身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也就是看，到底政府现在能够动员多少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来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建设就需要庞大资金，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情况，应该开源节流。而拓宽资金来源，必须加强引导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进入。但是，政府能否摸清自己能够引进多少资金？因为，我国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些庞大的民间储蓄，应该充分引导到建设过程中，否则这些资金将可能被用于赌博或者其他社会效应差的行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但是我们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却忽略了国内民间资本。特别是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整体上市等金融改革过程中，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性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过分依赖外国资本，而且为了早日得到外资注资，牺牲了很多利益，特别是经常被外资行使期权，从而被诟病为贱卖国有资产或者国有资产流失。例如，美国银行2005年6月在中国建行上市之前，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1.27元人民币的远低于实际价值和IPO发行价的超低价购买了建行部分股权。而建行上市以后，美国银行可以行使期权以高于购买时的价格出售或者让建行回购，这种让外资稳赚不赔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巨大争议，而中国股民则得随行就市承受风险。美国银行自2009年开始抛售建行股票，四年内五次套现2060亿港元约265亿美元，短短8年净赚235亿美元，投入产出比高达8倍^[4]。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城镇建设。

第三，必须加快确定国企分红比例和国企上缴利润并拨备部分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改革已经成为朝野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顶层设计。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财税制度改革，特别是向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股收取盈利，增加养老金的战略储备基金，增加国家建设各种资金。根据财政部统计口径，国有企业应该是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和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特别还包括各种国有金融机构。根据国际经验，根据我国《公司法》，国家财政必须向国企要分红，而这些分红应该一部分纳入社会保障资金池，一部分用于国家建设。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是靠财政投入和国有银行支持，而银行是主要靠国家的利率政策赚钱，因此逻辑非常简单，国家是全民的国家，银行是全民的银行，国企是全民的国企，而全民出钱投资，国有企业包括金融机构中的国有股的主人就是全国人民，作为终极主人或股东，全体人民就应该取得回报，而国家代表人民处理利润所得，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授权，从而为人民拨备建设资金。1994年财税改革以后至今，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基本上是留在本企业。这19年间国有企业靠着垄断和低息贷款获得了喘气机会，而且获得了高额利润，现在应该反哺社会了。根据财政部企业司数据^[5]，截至2013年末，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另外，我国银行业资产突破160万亿^[6]，保险业资产超过9万亿^[7]。其他金融机构，比如证券，信托等，肯定还有很多国有资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北欧最大的石油企业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由国家100%出资控股，公司每年都进行信息公开，并把一定比例的利润转入国家石油基金，让全体挪威国民受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每年向国民分红。我国澳门政府每年向市民发放红包。我国所有国有股应该平均分到每个国民账户上，国民可以选择套现，也可以放在公司里继续投资或拿出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国家项目，这样可以保证确实将农民市民化，将全体居民股民化。如果根据十八大精神，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借鉴十五大以及俄罗斯私有化正反经验教训，将大部分国企出售，出售所得可以抽取一部分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四，必须加快厘清地方政府的金融运作能力。例如，早日弄清楚金融机构哪些资金可以利用哪些资金可以优惠利用。2013年上半年银行出现了钱荒，但是截至6月底境内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03.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大关。因此，如何借助利率市场化契机，发挥这100万亿元存款的积极作用，是我们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可以考虑让地方财政、各大金融机构出一部分钱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8]，然后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利率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以此吸引全国投资者来购买，同时规定项目分红制度以及基金券自由转让制度，以此筹集资金进行自来水厂、热力公司、医院学校等新型城镇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这里，我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M2很高，但是M2的结构中主要是存款，并不是现金，也就是我们货币发行并不是很多，而是存款很多。存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养老金，这些资金还没有发生金融作用；而现金很多被少数人贪官圈在家中，例如能源局一个处长家中查出2.4亿元现金，请注意是2.4亿元，不是报道上的1亿元现金。可见，我们流通中的现金，甚至可以说发行货币还是不是很多。当然，这并不能反过来说我们金融效率很高，而是分结构地说明我们哪些资金效率应该提高，从结构组成来说还可以斟酌增加一些货币发行量。以上，其实就是呼应一下我们当前或者去年以来面临的所谓钱荒。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哪些造血机制，还有哪些筹措资金的路子。其实还有几个很大的资金来源。比如，八项规定施行以来国家已经节省至少3万亿，公车改革以后至少每年可以节省1万亿左右，反腐败所得也可能每年数千亿。其实最大头的是，如果我们步子再大一点，真正放开农村土地政策的话，实现农地上市，特别是实行类似重庆的地票制度以后，农民可以增加至少15万亿元收入，这笔钱也可以通过股票等筹资政策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另外，国有资产高达100多万亿元，完全可以拍卖一部分。当然，这一方面使得市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地票交易市场，同时对土地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进行管控，防止土地落入地痞流氓之手，防止再次出现旧社会的土豪劣绅，防止土地用途非法变更。

另外，股市震荡调整，政府如何应对熊市牛市，如何把股市上的钱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都得努力做好功课。同时，也要提升众筹与PPP等新型融资方式的运用能力。也就是说，政府的金融运作能力如何，应该自己有客观预判，然后向民间借智，在此基础上评估自己的负债能力和偿债能力。

十、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问题

这几年，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宣传话语一直比较飘。一会儿，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会儿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质造。一个是智能智慧制造，一个是质量的制造。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词，不管是中国制造2025还是2035，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八个字，质量，服务，技术，品牌，因为人们购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质量，除非你是土豪无所谓而只考虑品牌，接下来考虑的就是服务态度，购买的时候态度好，售后服务态度好，那就很有口碑；然后就会考虑技术，是否有专利，是否新技术；最后才会考虑牌子问题，品牌的问题。这次国家发布《中国制造2025》，我看还是离不开质量、服务、技术和品牌这四个范畴，主要的任务还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还是提高GDP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破除产业空心化，实现中国产业独立自主性。但是里面还有六重玄机，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了解。

第一就是要厘清“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的差异。“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要素驱动、低成本竞争优势、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相比亦有较大的差异，这可以概括为:“中国制造2025”是生产性投资驱动向创新性投资驱动的转变，是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向创新导向的创新政策的一次变迁。一句话，就是培育制造业新优势。

第二就是“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点。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有四个关键点:统筹协调资源、制度、市场、技术等核心要素；依据产业领先能力在企业、部门和国家层面实现差异化定位；根据技术生命周期、产业演化复杂性以及竞争政策动态调整产业政策；发挥两个市场需求对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差别化的作用。

第三就是“中国制造2025”背景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各发达国家的共同之处。“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一也是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德国工业是世界上最发达，但是其工业智能化则十分欠缺，因此他们的工业4.0其实就是要提升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智能化，而美国恰恰在智能化、互联网等方面十分发达，因此他们追求再工业化，追求多轴无人飞行器、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机、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驮驴、机器人厨师等新硬件革命。我想我们的制造业应该借鉴并站在这两个国家的肩膀上，融合并且超越他们，尤其是主动做好“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双向互动工作，推动中国工业从重化军工阶段向“互联网+新金融”的战略转型。

第四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条件创新与制造业升级。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制造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受制于人。我曾经非常武断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独立自主的产业”，连中药产业都受制于国外原料和销售渠道。加强科技创新，是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创新、智能化是“中国制造2025”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确定的方向，所以“中国制造2025”已将制造业创新锁定为重点。一方面，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急需通过创新来实现转型升级。推进制造业的创新，必须有认识层面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例如，打破各种壁垒，让所有愿意进入的主体一视同仁地进入，这样才有公平竞争，才有创新。有效地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更好地激励制造业创新。

第五就是“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商业模式转型。“中国制造2025”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制造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而其核心正是制造业商业模式的转型。制造业的商业模式转型应该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服务业与制造业对接为杠杆，以二次商业模式创新为重点不断学习海外先进经验，进而开发属于中国制造业的先进商业模式，以跨界和关注商业生态系统为方向。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来占据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从而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超越追赶。第一个方向是“互联网+”制造业。第二个方向是“服务化+”制造业。第三个方向是“商业生态系统+”制造业。第四个方向是“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制造业。

第六重玄机就是“中国制造2025”与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在我国直接对外投资总额中只占到6%，远逊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能源资源、房地产等行业。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而且，中国制造业自身内部面临体制、技术、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挑战，外部则面临激烈竞争、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风险等约束条件。可见，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问题和挑战也十分严峻。因此，总理才亲自当推销员，推销中国高铁与核电；国家才制定这个十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作为指导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将对制造业走出去作出部署。中国的高铁正在随着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在全球开花，而更多的机械设备制造、机床、技术装备企业早已开始走出去的步伐:非洲、拉美、东南亚都有大量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中国制造业走向海外既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完成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实力增强之后对外扩张的必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标准”输出海外。

十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问题

基本原则，一带一路要使古代的海陆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变成能源之路、高铁之路、中华文明再造提升之路、中国与其他沿线各国互利共赢之路。

第一，建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机制。首先，对外实施机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沿线各国的共同参与和一致努力，因此应该早日建立互相认可和统一步调的实施机制，最终全面建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1）建立不确定性终结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消费饱和、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复苏乏力、债务危机等问题十分凸显，且一时难以找到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事业新工程，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来维持他们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人才不足、政治不稳、社会动荡等原因无法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则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而整个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各种风险。这种系统性发展风险，包含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风险，更包含能源领域的风险。为了破解这些风险，美国提出了TPP和TTIP的两洋战略，而且提出了TISA的全球服务贸易战略。我们根据国内外形势适时提出了获得广泛支持的一带一路战略。当然，“一带一路”本身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宗教、语言和其他方面。一带一路整体风险有安全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府效能风险、法律和监管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外贸及支付风险、金融风险、税收政策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等十大类，同时还面临美国的战略围堵、日本的战略搅局、俄罗斯的战略猜忌、印度的战略不合作、某些国家的战略犹豫等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不确定性终结机制，破除情感障碍、沟通障碍、道路障碍、制度障碍、人为障碍等各种因素。（2）建立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机制。一带一路能源战略，彻底改变了过去西方主导的零和博弈思维，转而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立起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3）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战略转换机制。不仅我国要实现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战略转换，而且沿线其他各国都应该共同努力，在整个产业链上进行充分合作，推动国际生产分工合作，推进互为市场。就能源领域而言，中国是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更应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推动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战略提升，成为世界能源生产、交易、消费的大市场。切实实在中国发展主题由“中国为全球生产”（made in China for the world），向“全球为中国生产”（made for China by the world）转变，使“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的情形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使各国真正“以开放带发展，以开放促改革”，最终形成具有多边贸易与支付体系、新世界货币、健全稳固销售渠道的国际市场。进一步推进国际分工发展，特别是推动一带一路国家融合发展，由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改成追求GNP（国民生产总值），共同打造世界最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其次，对内实施机制。当前，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因此，在建立对外实施机制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对内实施机制。（1）产业改革发展推动机制。特别是实现中国产业的独立自主，建立起中国产业改革发展的示范机制，在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法治化、市场化、金融化等方面做出模范先锋作用。例如，可以将能源产业，变为中国转型升级模范产业、结构调整模范产业、法治化模范产业、市场化模范产业、金融化模范产业。（2）阶段梯度开发机制。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分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阶段，实现中国中西部的发展。主要的工程就是把高铁高速修到台湾和喀什。这一阶段最关键的目标是突破胡焕庸线，同时搞定新疆和西藏，全面推进新疆西藏发展，巩固中央和疆藏关系；同时以台湾为起点构建新海上丝绸之路。第二阶段，实现中国与中亚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的互联互通。将高铁高速从喀什修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同时以瓜达尔港为第二站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在瓜达尔港找到中国新的出海口；第三阶段，实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互联互通。阿拉伯世界与我国具有历史友好传统又有古代丝绸之路之实际，且亟需一条民族振兴走廊，亟需一条民族团结走廊，亟需一条国际交流走廊，亟需一条宗教朝圣走廊。因此我们可以巴基斯坦为起始点，建立北纬30度国家开发走廊，途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约旦、以色列、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在摩洛哥找到中国第三个出海口，并以摩洛哥新港口为第三站辐射建立新还是丝绸之路；第四阶段，以台湾到摩洛哥的高铁干线为基准，建立面向五大洲四大洋的基础设施网络、经济网络。（3）专业打造特色丝绸之路。一是打造制度上的一带一路。从长远着眼，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最终打造政治互信、抵制不公平经贸秩序的政治经济组织。二是打造文化上的一带一路。一方面包括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且融入沿线其他国家，另一方面是沿线其他国家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也就是一带一路所有国家文化的大融合大汇聚大发展。当然这种文化融合还可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进而形成更加有利于沟通协调和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气场和合力。三是经济上的一带一路。从丝绸之路变成能源之路，人才交流之路，物资大流通之路，资金融通之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路，信息畅通之路，各种要素共建共享机制。

【注释】

[1]王志浩: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或近25万亿元［EB/Ol］.http://money.163.com/13/1010/11/9AQR634800253B0H.html.

[2]徐燕燕.地方政府总负债30万亿亟须打造中国版市政债［EB/OL］.http://finance.qq.com/a/20150727/005532.htm.

[3]尹中卿:提高城镇化质量需三大创新［EB/OL］.http://www.ciudsrc.com/new_fangtan/zhuanjia/2013-02-16/40676.html

[4]史进峰、黄齐:内部人详解建行美银八年合作四年五次减持套现2060亿港元［EB/OL］.http://finance.21cbh.com/2013/9-12/yNNTg5Xzc2MDIyNg.html

[5]韩洁，高立.国企家底首次公开［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7-29（01）版。

[6]徐雅平.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突破160万亿［N］.京华时报2014-07-29。

[7]陈康亮.中国保险业总资产突破9万亿元大关［N/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6-25/6320390.shtml.

[8]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