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制造：从正名到规制

摘要:本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第一部分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山寨制造的不同表现；第二部分阐发了山寨制造的真实本质，即山寨制造是一种产业状态、一种花猫文化、一种发展战略；第三部分论述了山寨制造与信用建设的关系，即我们应该做好规范调控，一方面通过提高质量和做好售后防止山寨制造滑向产业“下流化”，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防止对山寨制造的信用膨胀和信用锁定，另一方面推动山寨制造引领中国产业革命，从而重塑社会主义信用体系。

关键词:山寨制造；信用建设；产业状态；花猫文化；发展战略；宏观调控

2008年，忽如一夜梨花开，千姿百态“山寨”来。一时千载，千载一时，“山寨”已经成为热得发烫的词汇，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正是因为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激活了人们的娱乐化倾向，“山寨产品”从手机起步，逐渐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又几经演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文化现象^[1]。一时间，“山寨鸟巢”、“山寨网站”、“山寨节目”，甚至“山寨图书”纷纷出炉，大有席卷之势。除此之外，“山寨版刘德华”、“山寨版周杰伦”等山寨明星纷纷涌现，甚至还有行走于法律边缘的“山寨版银行卡”，等等。富有经济头脑的一些人士甚至建立了“山寨机网站”（http://www.shanzhaiji.cn）、“山寨货网”www.shanzhaihuo.com报道和广告各种山寨信息，“山寨吧”网站http://www.shanzhaiba.com/则自称“最山寨的山寨网”，“山寨网”www.shanzhai.com则等待转让，其他有关“山寨”二字的网站被抢注一空。2008年12月17日，沈阳飞龙成功注册了山寨协会“www.shanzhaixiehui.com”的国际域名，并于2009年1月5日，拿到正式的国际中文域名注册证书。在股市、房市和全球经济都暴跌的2008年，“山寨”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2]因此，有网友将2008年戏称为“山寨年”。山寨制造和山寨文化的泛化，使中国信用建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厘清山寨文化的各种表现、真实本质和国际比较，做好山寨制造的规范和调控，从而理顺中国信用建设的科学发展。

一、山寨制造的不同表现

由于人们加强通讯的需求，更由于人们对功能多元化和价廉物美的追求，手机成为山寨制造的最早滥觞地。就连现在非常有名的高端手机“多普达”起初都是靠租用中兴CECT的牌照起家的山寨机。截至2009年1月，山寨手机产量已经占据国产手机的1/3。现在，山寨机的成功模式已经复制到其他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山寨”了。

具体而言，山寨制造根本不同方法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认为，“山寨”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指盗版，另一种则是指反权威、反主流的“草根”娱乐精神。二者动机不同，技术含量也不同。所以，对于“山寨”，还应区别对待。有的认为，按照产品类别来分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商品，比如手机等；另一种是文化和精神产品，比如百家讲坛、春晚等。

笔者认为，山寨制造可以分为山寨产品、山寨人和山寨行为。山寨产品如山寨版数码相机、山寨版CCTV（）、山寨版《纽约时报》，还有山寨搜索，例如最早的比较搜索呀咕嘟http://www.yagodu.com，整合了百度（baidu）、谷歌（google）域名，此外还有“baigle”、“baigoogledu”、“goobaidugle”，但这些都不如“百谷虎山寨搜索引擎”（baigoohoo）来得“雷人”。从域名就能看出，这个被不少网民称为“终极版”的搜索引擎集百度、谷歌和雅虎这三大主流搜索引擎于一身；山寨人如山寨版奥巴马。这种山寨现象最初可以来自某电视台的“明星脸”和“模仿秀”，例如酷似周杰伦的“山寨版”周董。山寨版周杰伦——周展翅2001年参加福建东南台《开心100》明星模仿秀时被发现，随后开始接拍广告，2005年还曾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首映礼上献艺。山寨版周华健——周财锋参加《开心100》明星模仿秀时夺冠，2002年还与福建东南台合拍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MTV，甚至改名“周华铵”进入演艺圈发展，随后接拍了洗衣机、电冰箱、VCD、男鞋等多个产品广告。长春电视台《理财正前方》节目主持人刘畅由于和刘翔长得像，被广告商看中，接拍了跨栏广告，并多了“山寨刘翔”的称呼。还有乔装打扮的“山寨熊猫”，即武汉一汉子将自己的松狮犬盼盼打造成“雷”人的“山寨熊猫”；山寨行为如山寨式炒股，即全民皆赌六合彩。还有，山寨节目，例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电视剧等等。2001年7月9日，央视开播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随后，大量山寨版的讲座式栏目出现。2002年，广州创办了《广州讲坛》，上海创办了《东方讲坛》。2004年5月，石家庄又创办了《燕赵讲坛》。2005年9月，北京电视台开播了新栏目《中华文明大讲堂》。事实上，模仿成熟栏目的做法在传统电视媒体中早已有之。上世纪90年代，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和李咏主持的《幸运52》就分别借鉴了英国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和《GO BINGO》。2006年播出的《少年包青天》被指是日本漫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克隆”版本，2007年的热播剧《家有儿女》被指借鉴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模仿热门美剧的《丑女无敌》，则被媒体和观众当做“山寨”电视剧的“杰出”代表。至于山寨翻译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例如，中文电影《烈火金刚》被翻译成Steel Meets Fire——钢遇上了火，《刘三姐》翻成Third Sister Liu——第三个姐姐刘，《没事偷着乐》翻成Steal Happiness——偷喜。更让人迷糊的是菜单翻译，“麻婆豆腐”被翻译成“Bean 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夫妻肺片”翻译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童子鸡”翻译成“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没有过性生活的鸡）。比较准确的应该是:“麻婆豆腐”音译为“MapoTofu”（Spicy Sichuan Beancurd），“童子鸡”意译为“Steamed Spring Chicken”（清蒸雏鸡），“夫妻肺片”则译成“Beef and Ox Tripe in ChiliSauce”（泡在辣椒酱里的牛肉和黄牛肚）。广东菜“龙虎斗”翻成The dragon fighting against the tiger，其实应该是Stewed snake and wild cat，“青龙过江”翻成Green dragons going across the sea，其实就是空心菜汤Vegetable soup。至于其他成语，更是五花八门，例如“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and people sea）”、“不三不四（no three no four）”、“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

按照生产方式可以分为盗版式山寨和集成式山寨，前者如水货式产品，通过从国外收购二手机然后到国内翻新；或者模仿名牌产品的造型、功能粗制滥造的产品。后者是在名牌产品的基础上，加大功能和优化设计，从而融合了多种产品的优点。例如正版诺基亚N95手机，电池待机时间短，不能手写，不能触摸，山寨版的N95手机则待机时间一个月、既可手写又可触摸，甚至还有收看电视等功能，完全是一种集成式创新。有一款手机号称“山寨中的山寨”——3.5英寸大屏幕、双卡双待、4个摄像头、8个喇叭、待机时间长达一两个月，验钞机、电击棒乃至于GPS卫星导航系统，各种各样的功能一应俱全。

按照经营模式可以分为独立型山寨和集群式山寨，前者是指厂家自己单干，实现自身的一条龙生产；后者是指山寨产品的产业化。按照质量高低，大致又分为可以大搞特搞的高水平“山寨”、搞搞无妨的中水平“山寨”和坚决不能搞的低水平“山寨”。所谓低层次的“山寨”，就是简单地剽窃、抄袭，也就是离侵权不远的那种。所谓中层次的“山寨”，是属于虽然说不出意义来，但毕竟也不侵犯谁，但是有市场空间的那种。所谓高层次的“山寨”，用格言说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有所创新；用俗语说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士兵许三多的话说就是虽然“山寨”，却做出了“有意义的事儿”。也就是说，“山寨”做好了，搞出境界了，也是可以脱离土匪气、草莽气，甚至是可以与“原版”分庭抗礼的，也是可以被大众认可，甚至意外地做到雅俗共赏的^[3]。“山寨”可以扬长避短，有所作为，在社会发展的坐标上找到一席之地的。总之，山寨制造大有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趋势，山寨效应已经演变为一种精神、一种情结、一种氛围和一种文化。

二、山寨制造的重新界定

中国三星研究院孙晓菲认为:“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语系，山寨文化最初源于手机，主要特征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是从小作坊即“山寨厂”起步，通过模仿知名品牌迅速占领市场。随后，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了山寨版，然后蔓延到其他各个领域。从山寨手机到山寨电视，再到山寨化妆品、山寨相机、山寨建材、山寨汽车等，“山寨现象”几乎覆盖了所有新兴的消费产品。山寨制造商曾放言:“没有什么不可以‘山寨’的！”。“山寨”家族日益壮大，“山寨”现象如风暴袭来，让人目不暇接。有些人甚至喊出了“国货当自强，‘山寨’要领航”、“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的口号。但是，“山寨”的本质和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和散乱，因此必须对山寨制造重新系统地进行界区。

（一）山寨制造是一种产业状态

在深圳，单单山寨手机的从业人员可能超过了十万。由他们组成的2，000家左右手机生产商和贸易商，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华强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等一带。每天，他们接收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来华强北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相应配套的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围绕他们的零组件供应商可能数以万计，分布在深圳郊区及周边地区，从业人数以几百万计。可见，山寨制造已经从设计、生产、物流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

1.山寨制造是突破重围的一种产业超越

30年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的振兴，但是由于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进展不大，改革已经失去公信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反讽，改革已经在引起公众的反感。特别是在普通阶层中，无论白领也好、蓝领也好，尤其是那些不占拒高位的白领人士，对改革也非常反感，且越来越强烈。即使是过去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也面临质疑和鄙视。而对“改革”越来越负面的印象和越来越反感的思潮，已经不是一两年了。这种社会情绪有很大的普遍性。^[4]因为各个阶层没有形成统一的改革共识，对“什么是改革，改革什么，怎么改革”等问题没有像改革初期那样具有党内改革派、体制内学者、知识青年和底层人民四股力量，当然初期改革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毕竟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至少在工作重心上形成了以经济建设重中之重的合力。

正如二手市场好东西也卖不起价的道理一样，在“山寨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而且，“山寨机”的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新门槛，必然导致大量厂商涌入，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不存在品牌效应，必然导致价格大战。因为，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例如CMMB手机电视刚刚推出不久就出现了价格战，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山寨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5]即使如此，山寨制造是中国IT产业链里有创新精神的草根企业市场运营行为的一种体现，其实也是一种产业自救的举动（董佳韵，2009）^[6]。其实，山寨制造并不自囿于某一产业，而是蔓延到各个领域。山寨产品已经不是简单的模仿，也已经不是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而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高科技产品。而这些成功的高级“山寨”将是中国在危机时刻努力革新的表现，是中国第二轮30年改革开放的开端，是中国新一轮自下而上进行产业自救、产业突围、产业超越的杀手锏。

山寨制造恰如一只产业鲶鱼，它推动了产业的全员创新，推动了高高在上的主流势力的思考和进取，推动了某些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山寨制造是草根转化为高层，另类转化为主流的桥梁与纽带，因为“山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超越和创新。山寨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及对主流垄断市场的冲击，不仅是“山寨”创新与超越的证明，更是驱使主流市场不断进取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鲶鱼”。而恰恰是这条鲶鱼，实现了社会力量的均势，实现了左中右三种势力的制衡^[7]。例如山寨手机实现了手机开放化，特别是促使Google决心推出免费手机操作系统的，彻底实现手机的彻底自由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式的利润平均化，从而大大回馈了消费者，从而刺激了新一轮创新和创意。再如，赢得了数亿中国年轻人青睐的即时聊天工具腾讯QQ（开始叫OICQ），最开始也是模仿别人。OICQ最先模仿的是国外流行的ICQ，可以说，QQ与ICQ在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别。QQ之所以比ICQ在中国更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化腾能够很好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使QQ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山寨制造作为一种产业现象，是经济危机时刻进行产业救助的一种有效力量，是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的一种表现，是防止产业空洞化的一种自觉，是实现产业超越的一种新势力，是当下经济危机时刻刺激消费的一种产业努力。

2.山寨文化是刺激需求的一种产业努力

山寨产品初次上市的时候，是迎合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随着山寨产品的蔓延和经济危机的深化，高性价比的山寨产品成为全球消费者的一种选择，极大地刺激了内外消费。也就是说，山寨产品抢占了中低端市场，但是也成为中国走进口替代战略的生力军。因为，在高科技密集的电子产品领域，山寨产品与高科技产业能够相互补充，错位发展，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兴起，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实惠，也打破了大品牌的垄断。正是基于此，包括ARM、威盛、英特尔、高通等国际知名IP和芯片提供商都开始关注山寨势力。ARM公司中国区总裁谭军指出，以创新为核心的山寨势力会影响到电子产品任何领域。与ARM不同的是，威盛似乎将山寨势力视为打破英特尔在笔记本领域和高通在CDMA手机领域垄断地位的利器，而威盛今年的CPU和CDMA业务推广模式均在拷贝联发科（MTK）的模式，以低价和服务吸引更多“山寨企业”加盟。

从泡沫经济学的角度看，山寨制造是成功地挤兑了产业泡沫的坚实力量。我国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经济泡沫；而国外资本通过垄断品牌和技术，对许多电子和技术产品穷凶极恶地漫天要价，也造成了许多非常大的经济泡沫。而这样的一些泡沫正是产生假货和仿制品的温床。试想假如品牌机和“山寨机”是一样的价格，谁愿意用“山寨机”呢？正是因为许多品牌的东西价格已经不反映价值了，价格远在价值之上，所以才为“山寨机”提供了空间，它的空间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经济泡沫，这些泡沫为山寨制造的出现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山寨制造也就成了纠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扭曲和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错位的一种文化行为。山寨制造是对高新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这种“反抗”有利于这些行业的规范与调整，从而推动合理竞争的市场秩序的重建。它的出现提醒了那些制造泡沫的人们，在经济侵略和压迫下，消费者会有自己的办法，会有所反应而不是任人鱼肉，它提醒那些喊打假的资本家们回过头来审视自身穷凶极恶地牟取暴利是不是应该有所节制。这既能加剧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能推动山寨和“庙堂”的竞争，客观上能促进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最终真正走上自主创新、技术发展之路，这对于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

3.山寨制造是优化供给的一种产业链创新

本质而言，有时候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特别是找最好的来率先模仿^[8]，这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陈东升1993年创办全国第一家拍卖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正是找当时最好的拍卖行索斯比、佳士得和菲利普斯进行模仿，连礼品袋的设计、纸质等都进行效仿。至今嘉德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1996年他放弃了成功的拍卖事业，又在先后走访了21个世界顶级的跨国保险金融集团的基础上，模仿这些公司的大到公司架构、营销模式、人才管理，小到公司的装修风格、服务设施等方面的做法，创建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正是在坚实的借鉴模仿的基础上，泰康人寿进行了突破创新。2002年4月，陈东升一举打破保险业“一张保单只能保一人”的传统做法，率先在全国推出“一张保全家”的组合式保单系列。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这项产品的保费收入就突破了2200万元。“最好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其实就是山寨制造的基本理念。陈东升的弟弟陈平1990年留学日本时请日本“宅急便”快运公司送货，便于1993年留学归国后创办了如今享誉全国的“宅急送”北京双臣快运有限公司。

山寨制造正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实现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模仿创新，甚至部分实现了集成创新，其最终产业目标也是原始创新。也就是说，山寨企业已经有意地“模仿、借鉴、消化、改良、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道路、企业逻辑”，山寨制造是一种竞争性进化、创新型进化。

山寨制造不仅是一种产品创新，而且是一种产业链创新，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中国经济的三元化，使得民营企业出于生存的夹缝之中。而作为民营企业的山寨制造要想在夹缝中生存，就必须进行产业链革命和产业链整合，从而建立敏捷产业链。由于分工细化，山寨制造的一款机型从立项到开模，再到量产，最快15天能搞定。相比之下，部分国产品牌厂商仅立项环节，就需要半年。因此，山寨制造极大地加速了产业周期，因为传统行业的产品周期是以年计，而山寨产品周期是季和月甚至是周。山寨制造商机动灵活，反映速度快速，紧跟产业链和市场的变化。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华为战略与营销部门潘少钦和杨奕编撰的《山寨机的蓝海战略》报告，很准确地分析了“山寨机”的成功之道: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多层次、多元化；手机的日常消费品化；什么功能都做，只要客户喜欢，而且“价格超低扔了也不可惜”；技术成熟和产业链非常完善。两位作者总结说，“山寨机”的精神是: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一向严厉批评山寨制造的潘九堂也不得不承认，山寨制造的最大创新和竞争力并不在于产品层面，而在于产业链分工和商业模式上，这是山寨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所在。山寨制造成功的秘密就是近乎完美的山寨产业链:通过新的分工和合作模式，山寨制造同时发挥了集体（产业集群）和个体的力量，实现了低成本的创新和运作，顺应了手机产业的发展潮流，同时避开了中国企业在研发、管理上的短板^[9]。以山寨手机为例，山寨制造已经形成了“中国台湾联发科（MTK）负责研发（即所谓交钥匙（Turn-key）方案）——手机方案设计公司负责主板硬件设计（即所谓的公板）——山寨厂商负责组装手机——全国各地经销商——物流公司——广告公司”完整的以交钥匙（Turn-key）方案和公板模式为特怔的山寨手机产业链，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企业的研发和管理短板问题，同时发挥了单个小型企业的勤奋和活力。在这个体系中，大部分研发工作已经由上游的芯片厂商完成，相当于整个体系分摊了研发成本、时间和风险；下游的成百上千家相互竞争的企业，平均每家企业只做几款产品，而且大部分工作都外包出去，主要保留关键的产品定位和项目管理职能。同时，几千家山寨机及配套厂商聚集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相互启发和（产品采购、生产和营销成本的）规模效应。这样，整个山寨体系就像一个巨型虚拟企业。这家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机企业），每个工部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并且相互竞争的，当然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因此，这个体系的竞争力在于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一是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这个虚拟企业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规模效应，不输给传统的大企业；二是这个虚拟企业的组成单位又是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没有大企业的规模和官僚病。

从优化供给的角度，山寨制造的出现，丰富了市场产品种类，迎合了市场内在需求。但是这种优化供给，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地迎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优化供给本身就是一种产品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山寨制造实现了产业链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山寨制造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表现，是中国市场力量的加强，山寨制造本身也是生产力。

（二）山寨制造是一种花猫文化

山寨制造是一种花猫文化。山寨制造就是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种猫文化的另一种表述，它不仅创造了介于白猫黑猫之间的灰猫，而且更主要地创造出海纳百川的花猫，山寨制造成为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标示，让消费者实现了“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愿望。比如高仿苹果IPHONE的中国桔子F5，除了具有苹果机的所有特点外，又加上了很多功能和特色，功能强大，外表光鲜，款式新颖，双卡双待，应有尽有。山寨制造这种花猫文化是一种建立起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建构主义理性，它不是简单的破坏和挑战，而是在挑战和破坏的同时建构出新的适合大众的东西。它们集合各种产品的优点，然后集中体现于自己制造的新物品上。

山寨制造使得主流、权威、正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使自己从边缘成了主流。云南大学社会学家马居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山寨文化在2008年的兴起深刻表达了公众对主流文化的不满。“比如恶搞，它既是娱乐，也是挑战。这说明主流本身已不能满足大众的口味和需求，人们就创造出反叛活动对主流进行回击。”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认为，山寨文化的涌现对主流文化发起了强劲挑战。首先，“山寨”的显著特点是廉价、实用、更新迅速，这样的产品对草根阶层、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诱惑力。“品牌的东西太贵，而山寨文化产品的功能并不亚于品牌，且价格低廉得多。山寨的体制外发展客观上刺激、纠正了体制内机制的健全，促使体制内行业对于自己的服务素质、利润空间进行反省，这对于主流文化产品的价格定位、便民实用、更新速度等，都是很好的推动。”其次，山寨文化也是对高新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这种“反抗”有利于这些行业的规范与调整。^[10]因为，挑战垄断就是提倡竞争自由化和竞争激烈化，从而实现统一有序的竞争；挑战名牌就是表达对社会种种不良现象的痛恨，进而抒发对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渴望。其间的调侃、幽默、恶搞等反映了民众渴望变革的善良情怀，这样的利益诉求同样可视为一种“创新”，是民间和谐文化的创新。因此，山寨制造和山寨文化绝不是简单的恶搞，而是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艺术。

恶搞古已有之，比如有人将达芬奇名画上的蒙娜丽莎画上胡须，比如胡戈恶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而山寨版《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所展示的一声惊呼“城管来了”导致满城顿时马惊人慌、鸡飞蛋打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而发人深思。山寨一词含义的创新是中国语言在冷幽默方面的表现力的提升，山寨春晚是一次普通百姓的快乐嘉年华，山寨制造是平民化时尚。山寨制造不仅是一种模仿与专门挑战权威的“主流文化的补充形式”，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子文化”，而且已经是一种创新文化，是一种DIY文化，是一种草根智慧，是一种智慧的狂欢。尤其是在现今生活压力重重的状况下，山寨文化更是一个情感宣泄的“解压阀”。山寨制造以“草根文化”对抗文化霸权，以普通大众的激情反抗精英规则的压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山寨文化”无一不深深的打上了草根创新的智慧烙印。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今天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号经济。人们去吃汉堡包，可是从来没有真正吃到过汉堡包；因为，真正的汉堡包只存在于美丽绝伦的广告画中，那种青翠与淡黄相间的亮丽汉堡包，只能作为一种恒久而又延迟的欲望存在。”山寨制造通过价格、功能等比较优势形成的高性价比，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符号消费，而且确实满足了人们的汉堡包消费，使消费者获得面包和黄油，并使产业界实现了“低成本高回报”资本梦想。一些热衷于“山寨”产品的人开始形成圈子，互称“山民”“寨友”，一批以此为主题的网站和论坛也应运而生。“山民”们发挥奇思妙想，将各式各样的事物改头换面，但又出其不意地体现出中国式新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陆贵山强调，“山寨”不仅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更是一种集娱乐与非主流为一体的生活态度。“山寨文化”的精髓是多元融合、多元共生，它巧妙地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捕捉到了人们的猎奇、从众等社会心态，形成一股备受关注的潮流和态势。

2008年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大事，如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汶川地震、三聚氰胺事件等天灾人祸，全球精英集体失语而惊慌失措，而另一方面是底层草根开始群策群力，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进行一场从未有过的智慧的狂欢。在手机产业方面，他们制造出了拥有“大屏触摸、双卡双待、超长待机、GPS手机、模拟电视，CMMB电视等各种功能搭配的”手机，牢牢把握住中国消费心理，把握时尚流行元素引导消费趋势，甚至创造独特的个性，开辟新的蓝海领域。山寨手机甚至实现了60多岁的农村老人学会触摸手写功能发短信给他们的子女，喜欢唱歌的老人在床上录制自己的歌声到半夜的感人景象。而随着山寨手机的成功，随着经营偶像倒塌，特别是美国现代化陷阱与危机的出现，中国进入一个全民工业学山寨的年代，全球进入了一个消费“山寨”的时代。除了实体产业的真正“山寨化”外，《纽约时报》、春晚、电视剧《红楼梦》、电影、明星、学者、垄断国企等一系列代表精英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符号也相继被文化意义上的“山寨化”——也就是在互联网上被恶搞，形成独特的“山寨文化”。因为山寨二字，国人的学习力模仿力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11]因为山寨二字，全国人民进入了一种平民化的智慧狂欢时代。因为山寨二字蕴涵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新趋势。因为山寨二字在满足了群众文化参与的同时，也悄然向主流文化靠拢，并且力图创造新的规则和范式。因为山寨

二字解构了主流，解构了传统，又在竞争中解构了自己，从而必将创造新的结构和体系。

（三）山寨制造是一种发展战略

模仿得好也是生产力，因此山寨制造也是生产力。山寨制造早已远离“恶搞文化”“雷词文化”这些纯粹的“草根文化”领域，升级到了以小资本博取大利润的“商业文化”领域，它具有明确的战略路线图^[12]。

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一直存在双轨制和二元现象。其实，中国经济更存在着哲学上的一分为三现象。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三元结构”概念，认为我国存在农村工业（乡镇企业为代表）、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三元经济形态（吴伟东等，1988；李克强，1991；陈吉元，1994）^[13]。我们这里的三元结构是指按照所有制划分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或者市场，简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垄断产业，如银行、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军工和房地产等，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高但利润率高，以国有企业为主；二是全球化新兴产业，如金融、信息咨询、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特点是存在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润同样丰厚，常常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第三是竞争型产业，如电子、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等行业，它们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和利润率薄，但进入门槛较低，除了外资和国有企业势力外，也是本地民营/草根企业的乐土。对于国家垄断产业和市场来说，它的规则就是身份和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它表现为潜规则，但潜规则毕竟也是规则，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产业保持繁荣，让门外的人望之生叹。新兴产业的竞争规则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规则，它能够导致优胜劣汰，让产业不断进步。相比高门槛的前两种产业，竞争型产业存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草根企业”更多元的竞争主体，竞争规则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现“山寨化”。因此，中国经济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民营/草根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是导致部分产业“山寨化”的深层原因^[14]。反言之，山寨制造是中国广大民营企业的一种生存之道，一种原始积累，一种发展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一种原始积累性质的行业现象，从模仿到创新，从代工到研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有过类似的山寨化经历。

从国际比较看，模仿并不是“中国制造”所特有的，山寨制造并非中国所独有。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闻名全世界，其当初也是从照猫画虎开始。富士胶卷在美国市场一度把柯达逼到了绝境，原因在于富士胶卷的品质与柯达不相上下，而价格比柯达更便宜。富士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也很清楚竞争对手的弱点。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当富士以700万美元打败柯达，成为这一届奥运会的赞助商时，谁也没想起它是“模仿”柯达起家的！就产业转移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法、德的制造业曾经一度领先，后来在19世纪末转移到美国，后来转移到日本，到如今转移到中国，而现在似乎又有向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而这一产业转移过程中必然存在山寨式模仿。经济学中的后发理论和雁型理论也都证明了，当产业化升级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时候，技术含量低、劳动力成本高、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将转到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国家再重复这个过程。任何产业的最初发展，都是能找到一些“山寨”痕迹的。比如日本的制造业，在很多地方都学习了欧美，只不过它们会及时调整，更市场化。二战后，日本也有过一段模仿欧美技术的经历，但其不甘如此，在此基础上加快了自我研发的速度，掌握了很多核心技术。正是因为其在学习中有很多的创新，对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才有了制造业大批成功的范例。比如索尼公司，早期就是将国外的产品买回来解剖研究，然后消化其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各种组合创新，继而向市场推出比原版功能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譬如说没有索尼，就没有三星，现在学生三星正想超过老师索尼。

因此，对于山寨制造，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其潜在的战略取向。他们具有明确的成本节约战略、竞争性进化战略和星火燎原战略。

山寨制造是成功的低成本战略。山寨一族最懂得现代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因此他们最懂得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成本/收益分析。他们以低成本的模仿、集成，站在巨人肩上，依托别人的有利资源或强大影响，努力提高关注度，一举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从而实现了低成本拓展战略，实现了以小搏大的资本运作。

山寨制造是成功的竞争性进化战略。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当时的环境，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然后融为己用，自己制造船炮，从而反制外国侵略军事势力。山寨制造就是在这样精神指引下，以尽量低的制作成本，先以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再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前期的产品。

山寨是制造成功的星火燎原战略。山寨制造从手机产业开始，首先实现了手机的日常消费化，然后再蔓延到其他电子产业，然后蔓延到精神文化消费领域，最终将成功地推动中国产业自救和提升。山寨制造先是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发起挑战，甚至取而代之。这好像当年红军反围剿，过草地，打游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导为依据，从而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略地，重构了全新的产业地图。

山寨制造真正做到了站在巨人肩上，创造了自己的过人之处——功能极其丰富，价格极其低廉，外观极其新颖，品质还算可靠，打破了垄断部门和外国品牌的围剿，成为金融海啸时期的一道风景线。山寨制造真正做到了真正尊重消费者、做到了快速反应和提升、做到了越界创新与集成。

三、山寨制造的宏观调控

山寨制造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具有功能强大、价格合理、款式新颖等可贵性，另一方面又有生产质量不稳定、售后服务跟不上等低俗性；一方面契合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勃兴，具有反权威、反垄断、反精英的平民化特征，另一方面，却又带有强烈的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性。因此，我们应该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我们必须做好山寨制造的宏观调控，在充分认识和统一认识山寨制造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的基础上，努力协调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为信用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

（一）通过提高质量和做好售后提高信用水平

信用是现代化的的生命线，信用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信用是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在当前舆论氛围下，山寨制造必须努力在质量管理、售后服务和自主创新三方面进行提升，提高自己的信用水平。

山寨制造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强有力的售后服务，因为即使质量有问题，能够很有效地通过售后服务加以解决，这样的厂家也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做好售后服务，还可以通过零部件的后续生产，产生可持续的附加值。服务也是生产力，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山寨制造夯实性价比信用的有力武器。

当然，很多问题得从源头抓起。山寨制造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是“功能极其丰富，价格极其低廉，外观极其新颖，质量极其不可靠。”，因此，劣质低价已经不是山寨制造的全部内涵，但是毕竟是一个软肋。为了提高山寨制造的质量，我们必须独具质量管理中的“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缺失”。质量管理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说的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对质量的低层次的思考、支离破碎的运作，以及机能失调式的“战争心态”，尤其是对“零缺陷”的幼稚病使然。

质量有三个层面，即:物理层面、事理层面和人理层面，分别对应着相关联的方法和工具:质量控制QC、质量保证QA和质量管理QM，形成一个完整性的组织质量观。而中国绝大部分企业仅仅把质量视为孤立的QC或QM或QA的手法。实际上，QC好比一部车的表盘，QA则是各种交通规则，这些只是开车的基础条件，与是否能够开好车联系不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质量管理（QM），它关注的是人，这才是核心。也就是说，质量原本是一个从端到端的“质量链”。由企业的各个增值环节环环相扣的“要求符合链”，也是一条“责任链”。其核心是抓需求、控制源头，流程优化、价值最大化。本质上是建立一个缺陷预防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而非仅仅在中端的车间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后端建立道歉、修补和补偿的队伍和机制。显然，这是一种我所谓的质量管理中的“堰塞湖现象”。实践证明，依靠“救火式”的控制方式，只能玩火者自焚。

除了结构性缺陷，还应防范系统性缺失。系统指的是利益链条、质量链、责任链和价值链，哪个链条出问题都不行。消费者、供应者、内部员工哪个方面不重视也不可以。而企业往往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消费者，关注抢占市场。以至于出现价值取向的缺失，不知企业到底为什么？使命到底是什么？于是许多企业只是想当行业第一。当第一又是为什么？不知道。使命和价值观的缺失，是一个大问题。^[15]企业的这种盲然往往导致了一些诸如急功近利、短视行为等错误倾向。(www.xing528.com)

因此，山寨制造要想提高质量，必须在“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缺失”两方面做好工作。山寨制造要想提高信用，必须一方面提高质量，一方面做好售后服务。

（二）通过政策引导防止信用膨胀和信用锁定

美国次贷危机正是由于美国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征收铸币税，而全球各国又盲目崇拜美元，从而使美国铤而走险向全球举债借贷而过度消费，当突然有人赖账不还使得次级贷款难以循环的时候，全世界便因为美元信用过度膨胀变为美元恐慌，最终出现了蔓延全球的危机。一方面美国提前消费、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过度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则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旺，消费严重不足。这种情况给已经密不可分的中美经济蒙上了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们上文创新界区山寨制造，一方面是防止一棍子打死，一方面是防止盲目崇拜，也就是防止信用膨胀和信用锁定。政府应该对山寨制造有科学的认识，然后在舆论上和政策上做出恰当的扶持。这样一方面可以规范山寨制造的发展，实现山寨制造向主流文化的靠拢，另一方面也匡正政府多年来宣传舆论上的失误。政府近几年来的宣传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已经无法从政府宣传上看出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假的。甚至出现很多确实是真信息，但是民众不相信是真的；很多是假信息，但是民众反而相信这是真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山寨制造，既防止对山寨制造的信用膨胀和信用锁定，又防止一棍子打死山寨制造，从而使我们的舆论宣传再次回归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扎实地剔除“非典事件”、“黑煤窑事件”、“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事件以来政府信誉下降的危险，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国际信任。

媒体宣传“可以泛舟，亦可以淹舟”，对于山寨制造我们应该防止次级贷款那样的疏忽，而应该从宣传上厘清各种山寨制造，坚决杜绝将山寨制造等同于江湖制造，杜绝将山寨制造等同于冒牌李鬼。对于山寨制造和山寨文化，我们应该合理辨析、认真研究、积极借鉴，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总之，我们要以知识产权法律为高压线，对于非法的山寨制造如盗版图书、盗版光碟等违法行为，绝不能让其打着“山寨”旗号蒙混过关，任其干扰市场秩序，而要用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力量进行打击和约束。因为，在网络时代，‘剿灭’并不可取，而且也无法办到，理想的做法是在山寨文化中引入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要积极扶持合法的山寨制造，鼓励企业通过山寨化闯出自主创新的新路径。相关部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山寨产品”生产企业进行规范、引导:一是适当调整、降低准入产品检测费用，引导哪些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由生产“山寨产品”改为走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道路。二是放宽行业准入标准。例如降低资金规模限制、减少一些没必要的认证等。但一旦山寨出现问题也不能姑息，以免出现政策上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最根本的还是要形成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家的智力劳动和产品，同时要鼓励自主的创新。最终是使山寨制造和主流文化形成良性互动，更加注意社会公平正义，更加贴近社会、贴近人民、贴近现实。

（三）推动山寨制造引领中国产业革命

对山寨制造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重构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国标准，掀起世界产业革命，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山寨制造参与行业标准的设定，这是最坚实的信用提升，也是整个社会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坚实基础。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在科学发展和信用建设的高度上从山寨制造本身和外部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做好山寨制造的内部治理

山寨制造要长大、壮大和强大，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态势、位势和歧视，必须在继续借助山寨产业力量的同时，在内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把山寨竞争和合作的机制引入到企业内部，做到源于山寨但超越山寨。

在继续“山寨式”创新的同时，“山寨”英雄们也要充分尊敬和学习品牌、诚信、质量、营销、管理和技术这些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以便在于自己的细分市场，获得较为持续和稳固的竞争优势——不随便打破竞争规则的底线，既是确保产业和谐发展，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

2.做好山寨产业链整合

从产业链的上下游来看，一台手机销售出去可以卖2000块或1500块钱，从设计、生产商、一批、二批终端，每一个环节都瓜分利润，都在这个产业价值当中分到更多的利润分成，那么我们整个链从上到下互相竞争。而从横向来看，生产商之间、竞销商之间、方案提供商之间都在竞争。为了提高中国制造的产业能力，我们可以进行“合纵连横”网状一体化，而不仅是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建立一个纵横交错的超级战略联盟，建立快速反应的产业链敏捷体系。所谓合纵就是整个产业的供应链从上游到下游设计公司的零配件的生产商、竞销商这么一个纵向的联盟。横向的就是生产商、零售商、经销商之间形式一个生产商的联盟、经销商的联盟。超级战略联盟就是把纵向跟横向全面地整合到一起，形成强有力的颠簸不破的供应链，实现信息、资金、物资、风险和感情的科学流动，从而创造新的价值。

可喜的是，很多主流手机厂商已经开始结盟。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CEO李开复已经公开表示，谷歌正在与中国移动合作，希望尽快推出基于Android开放操作系统的手机。目前谷歌Android操作平台联盟——开放手机联盟（OHA）仍在不断扩大，其成员囊括了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LG等3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公司。2008年12月上旬网络上也曝出了山寨“结盟帖”，并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山寨协会。近日，“山寨协会”章程草案也正式出炉。在这份“中华山寨经济创新促进会”章程草案中，“山寨”被重新定义为“高仿、创作、创造、制造”，并明确要求会员“不能有假冒伪劣记录，不存在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这说明山寨制造已经吸取大众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开始进行团队协作，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建立新的规则和新的标准。而山寨制造建立行业标准的冲动和表现已经早有先例，例如市场刚推出第一款内嵌摄像头手机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它不像一个手机，更像是一个玩具。但是推出一段时间后，市场接受了这种变异体，它就直接变成了行业标准。而双卡双待等创新功能率先在山寨机推出，更让山寨机一度引领手机创新潮流。

因此，政府要规范和引导，从政策上扶持，从宣传上正名，从监管上规范，防止产业下流化。特别是要建立以“较低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市场监管和产品质量标准”为特怔的监管体系，要降低门槛，让尽可能多的厂商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对于市场上（无论是主流市场还是山寨市场）触犯底线的厂商和产品绝不姑息，如低劣的电池和充电器、菜单上遍布收费增值业务陷阱、1∶1高仿、明显夸大和欺骗性的电视购物广告等现象。让山寨制造参与到各领域的竞争中，例如参加3G的研发和推广，支持这一行业加大技术改造创新投入，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国际技术贸易、企业收购等策略，积极扩大附加应用功能的创新含量，支持他们申报发明专利，走上升级转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而对于行业协会来说，一要按照法律和政策，建立以“会、库、网”为基本要素的完善中介的服务体系；二要协助政府建立行业基本竞争法则，加强协会自律以加强行业自律，并做好奖励优秀企业和清除少数害群之马的激励约束工作；三要充分发挥中介作为“服务企业的主渠道、合法利益的维护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新技术、新标准、新品种和信息的全球化促进载体”的作用，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管理生产力和服务生产力。

让人欣喜的是，这方面已经有非常积极的变化。如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政府在2008年夏天规范“山寨”产业，重点打压高仿企业，深圳手机行业协会成立……。舆论导向上，政府有关部门也比较理性辩证地看待山寨制造。在2009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田力普^[16]表示不应该从根本上反对山寨现象，因为它毕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条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模仿要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17]表示，盗版与山寨文化不是一回事，山寨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体现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它的生存依据，山寨文化创作的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之内。文化部长蔡武^[18]也认为，“山寨”现象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他认为，“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最初指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者功能的一种制造业现象。随着互联网传播，“山寨”现象从经济现象演变为一种泛文化现象，泛指那些不受权威约束的民间性模仿和改编活动。“山寨文化”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多种表现形式，反映出当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山寨文化”现象产生的影响也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它有积极的一面，从模仿到创新，是文化创造的必然途径，“山寨文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创造力的发挥，有利于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利于促进主流文化加快创新。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山寨文化”对主流文化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如果不加以引导，其中包含的消极观念可能造成社会舆论和审美取向的混乱。一些“山寨文化”对优秀文化作品的恶意篡改行为，会降低原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还有一些企图搭便车牟利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将损害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对于“山寨文化”现象，文化部将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积极引导，发挥“山寨文化”的积极因素。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文化建设，推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更大程度共享。扶持文化精品创作，形成崇尚主旋律、鼓励多样化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加强监管，消除“山寨文化”的不良影响。坚决整治传播低俗内容的现象。反对“恶搞”歪风，保障文艺创作者和表演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其他不正当经营行为。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有国家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生动局面。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而这一事项，也被纳入本年度深圳市“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作任务之中。总之，只有政府、协会、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所创新，追求山外有山，寨外有寨，在“山寨”中生存，在“山寨”中发展，最后彻底摆脱“山寨”印记，就此实现丑小鸭向白天鹅的伟大转变。中国引领的山寨式创新、高效供应链运作、产业集群效应、外包和虚拟企业等为特征的产业革命，才能实现中国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伟大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用简单的语言来重新科学地认识山寨制造的本质，在科学发展和信用建设的理念指导下，实现山寨制造的理性化和最佳状态。山寨不仅是“野蛮创新”，也是“务实创新”，因为有时候创新就像陈东升所说的率先模仿^[19]。山寨制造是一种务实灵敏的花猫文化，是邓小平“猫论”的科学运用。山寨制造是一种“解构主义艺术”，是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结合，是破坏与重构的辩证统一；山寨制造是一种现代产业本质，是模块化分解与模块化集中的有机统一；山寨制造是一种产业自救、产业创新和产业突围的产业状态^[20]；山寨制造是走进口替代战略的生力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力量；山寨制造是一种科学发展战略和实现经济自主的新势力。我们应该以不侵犯知识产权为准绳和红线，限制“照猫画虎貌似神不似”的初级山寨，规范“照猫画猫非猫但似猫”的中级山寨，提倡“照猫画熊猫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高级山寨。也就是加强鲁迅拿来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运用，同时规避宣传风险、经营风险和生产风险，在此基础上，参与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甚至引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科技产业革命，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和制定权，从而最终建立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参考文献:

［1］叶尤刚.中国制造业必须远离“山寨毒瘤”［N］.中国工商报2008-10-23。

［2］李春.知识产权是山寨机的“高压线”［N］.中国工商报2008-10-30。

［3］李舫，张健:2008，“山寨”来了［N］.人民日报2008-12-23日（11）版。

［4］何立民.集成电路知识平台与山寨产业现象［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9（1），P5。

［5］秦倩倩.“山寨”的非可持续发展［J］.互联网周刊，2008（14），P46-47。

［6］孙晓菲.向山寨机学习什么［J］.中外管理2008（10），P47。

［7］纪亮.不要轻弃“山寨速度”［J］.中外管理2008（10），P51-59。

［8］周志强.“山寨文化”中的消费想象［J］.人民论坛2008（22），P38-39。

［9］管重.山寨传奇（上）［J］.数字通讯2008（23），P14-18。

［10］管重.山寨传奇（下）［J］.数字通讯2008（24），P10-12。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

【注释】

[1]人民网:2008网络热词盘点［EB/OL］.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41750/

[2]潘九堂: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J］.经济管理文摘2008（20）P8-12

[3]毕诗成:2008“山寨”彻底穿上了文化“马甲”［EB/OL］.http://news.sina.com.cn/c/cul/2009-01-06/120016987793.shtml

[4]丁学良:“还债”观:重建改革道德之源英国［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5092&page=1

[5]潘九堂: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J］.经济管理文摘2008（20）P8-12

[6]孙燕飚、黄树辉:山寨现象是一种产业自救行动［EB/OL］.http://www.p5w.net/news/cjxw/200902/t2183211.htm

[7]周东飞:山寨文化的精髓在于制衡［EB/OL］.http://opinion.cnwest.com/content/2008-12/04/content_1612358.htm

[8]陈东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后发企业走向成功的捷径［J］.北大商业评论2005.5，P138-141

[9]潘九堂:山寨产业链创新［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09-3-15/HTML_59598AGC58OL.html

[10]陈鹏:流行与挑战:另眼相看“山寨文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9-01/19/content_10628751_1.htm

[11]李欣蓝:这是一个全民工业学山寨的年代［EB/OL］.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77532.shtml

[12]郑磊:山寨机也有蓝海战略［EB/Ol］.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79347

[13]参见吴伟东等:我国三元结构问题初探［J］.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5期；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J］.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3期；陈吉元等: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年4期。

[14]潘九堂:山寨产业链创新［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09-3-15/HTML_59598AGC58OL.html

[15]刘宏君:中国制造≠江湖制造——本刊对话克劳士比中国学院院长杨钢［J］.中外管理杂志2008年11月

[16]田力普:山寨文化负面性质多一些［EB/OL］.http://d1.it168.com/show/9913.html

[17]柳斌杰:有价值的山寨文化创作应保护［EB/OL］.http://d1.it168.com/show/12386.html

[18]蔡武:文化部“五项措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23/content_11043764.htm.

[19]陈东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J］中国卫生产业2006.2，P94

[20]孙燕飚、黄树辉:山寨现象是一种产业自救行动［N］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