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韩网络大战看社会主义文化打假

摘要:本文从方韩大战谈起，指出我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揭露其中深刻根源，最后提出必须坚持中国梦立场，做好文化打假，从而真正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关键词:文化；繁荣；打假；中国梦

农历兔年和龙年交替之际，发生了备受关注的方舟子韩寒口水大战的网络事件。而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明了，具有严重造假行为的韩寒却仍拥有很多粉丝，而且没有承认错误的诚意，反而时时有反扑的迹象，出现了市场失范下的文化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文化遭受了严重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国民对于文化的漠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中国文化建设的悲惨现状

曾经有人认为，中华文化自从宋代灭亡以后也已经消亡了，因为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创造出类似四大发明那样超前绝伦的文明成果了。当然这是一种悲观的文化灭亡论。中国文化应该是没有消亡，而是继续传承发展着，只是没有出现足以震惊世界的成果罢了，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片“悲惨世界”。

（一）没有文化大师

我国文化建设最悲哀的情况是没有文化大师，正所谓“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这个曾经自诩为“遍地皆圣人”的国度竟然堕落到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大师，我们可以武断地认为，几百年后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60年历史的时候，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和文化大师。这就是科斯教授一直被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而市场上飘扬的是媒体吹捧下的伪大师，一些是年纪大一些，实际没有多大成果的被供养着的遗老，例如文怀沙；一些是年纪中等，会写一些散文或在某领域有所擅长却毫无学术建树的被媒体吹捧着的中年人，如余秋雨等；一些是年纪轻轻，被背后力量操纵的品牌式年轻小伙，如韩寒、郭敬明等。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他”的优秀者，但是这些人抵不住诱惑，不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继续发展或“谨言慎行、深谋远虑”，而是暴虎冯河，贸然行事，逞一时快意，与其他人合谋，豪取短期利益。这使得本来可能成为某领域的大师的人，最终却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成为时代的落后者和被抛弃者。因此，我国现在的文化，真所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没有人才，我们只能“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二）劣质文化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终于在2012年出现了令人奔走相告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好消息。但是，总体上优质文化的缺失，纵容了造假售假、封建迷信等糟粕文化，造成假权威、假文化、假学术、假大师、假文凭、假道学大行其道。

占卜拜神蔚然成风。共产党是先锋队是无神论者，但很多共产党领导利用公器时常朝觐名山名庙。例如泰山和雍和宫时常有高层把道路戒严前去朝拜占卜或让所谓的大师指点。普通大众用占卜来测算那估摸不定的未来，来预测是否赚钱是否成功；青少年学生迷信于外国占星术热衷于“网络占卜”:遇到考试，先上网算算自己的“考运”；找工作，先上网查星座运势；是否要考研也去网上问明白；寻找婚姻爱情，更是要上网看看星座或者八字是否匹配，或者在线等候网友解答；衣食住行，也开始依赖于网络告知每天该何时起床、头朝哪个方位睡觉、忌讳哪种颜色的衣服等等，还时时预测每天的运气。总之，现在教室里、书桌上、书店里和网络上充斥着塔罗牌、星座、血型、网络算卦等占卜书籍，报纸、杂志也都推出星座占卜专栏，特别是一些知名大网站已把星座开辟成一个独立的板块，并且访问量极高。求神问卜成风暴露出整个民族的浮躁、缺乏自信、自我麻痹和创新乏力。

造假贩假防不胜防。文化造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无意中造假，另一种是故意造假。“无意中造假”导致错误百出。例如，我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因而出现领导决策错误，却没有人指出。这种极端情况在国外也曾有“皇帝的新装”的闹剧，但在我国却比比皆是。外行领导发生错误可能不是主观行为，但是这些人大都会自以为是，而且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于是酿成了文化建设的苦大无边。还有，很多人当上了领导以后，就不再追求上进，不再深入学习，因此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有时往往不符实际，而且伤及根本。所谓“外行领导内行，不是官僚就是教条”是也。这种无意中造假，反而可能后果更致命！例如，毛泽东由于科学知识的薄弱与欠缺，又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和实践检验，就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假消息，于是错误地煽动一场人类浩劫式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农业放卫星运动，几乎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边缘。还有，比如现在很火的文化明星于丹，出名以后就不注重学术的严肃性，导致讲话和文章错误百出。在新著《于丹趣品人生》里提到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却将“伯牙”误称为“俞伯牙”，共有7处之多。伯牙，姓伯名牙，而不是姓俞名伯牙。另外，于丹在央视讲诗歌，将《客中行》一诗中的“琥珀（hǔpò）”，读成hǔbò；将《从军行》诗中的“吐谷（yù）浑”，读成tǔgǔhún，而这两首诗都未超出中学语文教材的范畴。

“故意造假”最可气可悲的就是文凭造假。这也是一个民族不爱文化、漠视文化、践踏文化的最集中表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以假压真”的“文化生态”、“以假充真”的“文化人格”和“假行天下”的“政治生态”共同“以假遮天”，作为帮闲和帮凶的“造假文化”，又卖力助长了“伪假政治”的肆虐。官场和学界官文相护，伪上加假，恶性循环，丑陋不堪。我敢说，只有中国才有面目难看的在职研究生教育。表面上看来，政府鼓励建设学习型社会，但是却过犹不及地鼓励大家拿文凭，而鼓励大家拿文凭却不让脱产学习。这样实际上造成很多政府和商人直接干预研究生教育，而一些软骨头高校便名目百出地出台各种研究生教育来吸引政府官员和商界老板。这样，官员和商人获得了文凭也获得了一时的声誉，挂着硕士博士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骗党骗政府骗国家骗人民；高校获得了官员和商人的课题和资金支持，几乎成为一个教育产业链，共同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走向万劫不复。而且原来庄严肃穆的中央党校竟然带头培养在职研究生，而其他高校不是东施效颦而是很快学得像模像样且创出新花样。在职博士获得了“假的真文凭”，也就是他们有学籍，有真正的金字证书，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博士水平（当然，我在这里也应该向全国人民说声对不起，我虽然脱产读了硕士再读了博士，但我还只是一个混出来的博士，因为我的学术水平还很不够格，还获不了诺贝尔奖）。但这种更可怕，直接渗透到了整个教育体制，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应运而生。这种造假比方鸿渐购买外国文凭、唐骏购买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假证书更可怕。这其中最可悲的就是体制默认了文化造假。真是“大学原来不读书”，“博士原来不读书”！而学历可以造假，便激发了广大官员的经历造假。最典型的可以说是河北造假书记王亚丽。她改年龄，改姓名，通过非法手段，成为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还有文怀沙，仗着几缕美髯，仗着参编的几本书，仗着一大把年纪，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化大师，到处谋求商业利益；而披着皇帝的新装的年轻80后韩寒，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命题作文得不了高分、七科成绩亮红灯、高中毕不了业的辍学生，竟然出版了煌煌巨著《三重门》、《零下一度》等小说，而且嚣张文坛十几年！面对采访一问三不知自己作品内容的伪作家变成一个文化英雄被确立起来，而无数不辨真假的人成为商业利益殖民的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辍学者，竟然成为一种品牌，一种叛逆的符号，而这种工具化的偶像借助网络和赛车活动，把年轻普罗大众（当然也有很多所谓正义的公知）的是非观韩寒化从而商业化。这些疯狂的思想贫乏的粉丝便轻而易举地被俘虏，甚至以韩寒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是非标准:以对韩的态度把人分为两类。一些原本矜持自重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也很策略地投怀送抱，与韩寒做起勾兑的生意来。傍上这位青年思想领袖，仿佛就获得了继续生存的入场券。韩寒粉丝自发地加封韩寒为“当代鲁迅”，而一些倡导普世价值的媒体，全情投入造神运动，迅速把韩寒捧为“草根领袖”，他们试图将这尊大神强加于知识群体，造成后喻文化时代奇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的利益集团正在干一件十分不道德而且险恶的勾当---假韩灭儒，也就是借助扶持一个阿斗式的韩寒来压制那些真正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而韩寒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乐意于呼风唤雨抱得美人归了，于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开始沉默，正如鲁迅100多年前《破恶声论》所说的万马齐喑式的“最大的恶声”！而让人更恐怖的是，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章碣《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另外一种造假就是拍卖造假。一些所谓的专家、学霸、研究员、教授，垄断了文物、艺术品等的真假鉴定，只要他们说话，就没有人敢说是假货，或者人们就只得相信那是真货。而那些无良的拍卖公司，更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他们不负责拍卖东西的真假，只管拍卖赚钱。最近热炒的钱钟书书信拍卖，当有人质疑书信真假的时候，保利拍卖公司却不敢正面回复。

（三）历史文化依赖

我们的文化缺少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产品。著名编剧邹静之说:“如果说现在是个‘拼爹’时代，历史文化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爹’。”而我们的文化建设现状就是一种严重的“文化拼爹”与“文化啃老”。

陈鲁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卷帙浩繁。平心而论，世界上其他民族要跟我们比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那就是不自量力，拿鸡蛋碰石头。历史悠久的希腊、印度、罗马或可与我们打几个回合，后来一度崛起的葡、西、英、法、日、德虽曾辉煌一时，但从总体上比较还都不是对手；“暴发户”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更是提都不要提。泱泱中华，悠悠几千年历史，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文学，还有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都是我们文化“拼爹”的雄厚资本，足以傲视天下。如果把这些东西通过现代文化手段艺术地表现出来，不仅能教化国人，增强历史自豪感，而且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亦大有裨益。遗憾的是，历史上的很多优秀的人和事我们还没有写出来，或没写好，就好比是捧着金碗吃不饱。如今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小说，数量尽管很多，但多是粗制滥造之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敢恭维，因而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很少。而近邻日本、韩国，却经常通过历史剧输出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撒切尔夫人就曾尖刻地对中国预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

文化“拼爹”固然可以使我们得天独厚，但也可能使我们产生文化惰性，躺在“爹”的安乐椅上不求进取，最后变成了文化“啃老”，即只靠稀释、重拍、戏说、改写或颠覆前人的经典过日子。文化“啃老”，一是啃古代经典，如影视剧啃《红楼梦》、啃《三国演义》、啃《水浒》、啃《三言两拍》、啃《聊斋志异》、啃《史记》；二是啃当代经典，如把那些曾经反响不错的电影改编成电视剧，譬如《永不消失的电波》、《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英雄虎胆》等，把多年前拍过的电视剧重拍拉长，如《玉观音》、《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还有金庸的武打剧、琼瑶的言情戏等；体现在书籍出版上，则是无休止地推出那些“我注六经”类的戏说、解释、阐发、歪曲经典的通俗读物。还有一种文化“啃老”，是争夺真真假假的古人遗址来吸引大众注意力，猎取经济利益。凡此种种，对传统文化盲目依赖，对当下文化极端不自信，都没有表现出当今中国文化应有的创造力，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潭。

文化拼爹和文化啃老这种文化依赖综合症，使得我们的文化建设包袱沉甸甸，创新能力却严重萎缩。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善于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元素，巧妙地以他山之石攻玉，利用中国故事拍成《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占领中国市场，利用埃及故事拍成《埃及艳后》占领埃及市场，利用古罗马故事拍成《角斗士》占领欧洲市场……从而牢固而广泛地占据舆论思想市场。

二、中国文化建设现状的深刻根源

我国文化建设不大成功、成效不大的根源在于我们遭遇多次文化破坏和缺乏足够宽容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文化多次被单一化(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最繁荣最发展的黄金时刻是春秋战国和隋唐宋时期，其他时期因为统治需要，或多或少对文化进行了规整，企图使文化一元化，但最终破坏了文化，遏制了文化的发展繁荣。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后秦代短暂统一全国，汉朝接替秦朝以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儒家推崇到无以伦比的位置，从而让其他思想文化奄奄一息甚至销声匿迹。可以说整个两汉时期，我国思想界几乎进展不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九品中正制，也限制了文化的发展。只有到隋唐宋时期，国家相对稳定，实行科举制度，门阀制度被打破，民族实现大融合，甚至有外来民族的加入，各种文化碰撞，造就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峰。蒙古入侵中原建立元朝后，汉人急剧减少，而且等级制限制了文化发展甚至使文化出现了倒退。元朝本来应该是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佳时期，但是由于汗位争夺，整个大蒙古国分而治之老死不相往来，导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隔离，明清由于大兴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文化创新成为偷偷摸摸的行为，虽然有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但都不是高深的学问。我国的四大发明以及算盘、陶瓷、丝绸等的发明都在元代以前。可见，西汉、元、明、清虽然政治比较稳定，但是思想禁锢、文化专制、礼教吃人，导致了文化文明的止步不前。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地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对礼教更是盲目遵循。而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则在单一化基础上又变得边缘化，即使有星星之火，也难以形成燎原之势。百岁科斯教授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这也许就是北大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立即如久旱甘霖备受拥护的缘故。这也许是陈寅恪一直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内在原因。

由于几千年来长期的专制束缚，使得我们不是跪拜权贵，就是跪拜富翁；不是跪拜天才，就是跪拜强盗，只有跪拜在偶像面前我们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精神舒坦。这种盲目跪拜、甘当奴隶的内在劣根性导致了文化自由与大众贫民之间古老的敌意，导致了害怕自由又渴望自由的偶像依赖和粉丝文化。百年来遭遇多次文化变革，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八亿人民一本书（毛泽东语录），使得中国人民精神饥饿不堪、高度单一化，使得中国文化命脉贫血而难以一脉相承、茁壮繁衍。

（二）西方文化殖民

西方对中国结束常规侵略战争以后，往往利用军备竞赛等冷战政策企图拖垮中国，然后又玩弄起和平演变等文化侵蚀策略，进行文化殖民和精神意识殖民。这种文化殖民主义就是用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消灭对方的文化自主性，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地位，并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在两性关系方面，西方性关系紊乱这种野蛮行径被标榜成恋爱自由行为自主的标签，导致社会主义中国也开始饱受艾滋病侵袭。在传统观念上，西方人体毛多等未进化体征竟然被视为性感健康，而意识里认为西方的就一定是好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玩追求的变成没有一点文化底蕴的钻石、油画等西洋玩意儿，碳酸饮料、连锁快餐、口香糖、巧克力等成为国人口中常物。而最可怕的是，西方利用全球化理论和实践，通过商品、知识产权、银行、金融系统和媒体宣传等要素将其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全球泛滥开来，不费一兵一卒就侵略控制一个国家，从而切断中国的传统文化纽带，使之全面倒向西方的价值体系，造就遍及全球的、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统一大市场。这种隐性征服比任何一场军事战争都严重，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上的崇洋媚外、经济发展上的外资依赖、人文精神上的各种缺失。本来应该最有冲突的中西文化却和谐相处，甚至盖过了中国本土文化。而本来最应该和谐共生、碰撞提升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却时有冲突。

（三）外行领导内行

新中国以来，没有翰林院，也就常常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特别是文化、教育、宣传、司法、卫生等专业性十分强的领域，不懂文化、教育、宣传、法律和卫生的人士竟然担任了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卫生部长、公检法领导。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即懂专业、懂技术、有能力的人不能担任领导，没有能力、不懂专业的人反而以领导身份管理有能力、懂专业的人。如果领导虚心学习，襟怀宽广，虚怀若谷，坦诚和蔼，就像聂荣臻那样，有伯乐的眼光，有明辨的智慧，有包容的胸怀，有驭人的胆略，基本上不会影响本领域的工作；但是大部分外行领导，大都为了树立威信，就拼命给有能力的手下杀杀威风，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有权威的专业人士打压，提拔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听话且善于逢迎的手下，搞一言堂和一手遮天，事事喜欢大包大揽，不懂装懂瞎指挥，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行领导内行，不是官僚就是教条。外行领导内行，越管越忙。还有一种情况是，水平高的手下或秘书左右/操纵/影响外行领导，还有就是外行秘书和外行领导合着领导内行，因为现在很多秘书不参与文件起草和具体工作，只是充当收发文件、安排行程、接打电话的服务员工作而已，而这些秘书往往成为未来核心岗位的外行领导，于是文化建设提升终究还是一个梦。

（四）文化土壤贫瘠

我们的优秀文化之所以没有茁壮繁荣起来而被稗草遮掩，真是我们的突然适合于稗草生长。或者我们的肥沃土壤被生长稗草的尘土和谐了。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文化边缘化以及国民漠视文化，而这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文化建设的制度缺失或制度贫弱。文化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不再是大家推崇和信仰的核心支柱，商人、金钱、利益成为左右一切行动的指南和准绳。而作为代替普通大众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为了追求纯GDP的增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得过且过，只要GDP增长了，其他都不怕！而暴发户的政府、廉价的文化更加共同扼杀了优秀文化的生长。在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的稿费在每字0.75至2.00美元之间，地方刊物则为每字0.1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每千字的稿费在750到2000美元之间。像《纽约时报》这样级别的报纸，相当于中国的《北京日报》或《新民晚报》，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费是2000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每千字的稿费为4800元到12800元。欧洲的报刊，每千字稿酬大多为四五百欧元，折算成人民币为四五千元。而中国国家级报刊的稿费为每千字100元人民币左右，有的刊物甚至还要收取高额版面费。第二个悲剧就是文化懒惰惯性和文化殖民心态。我们存在的最大矛盾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们日益增长社会生产力同人们日益萎缩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能力之间的矛盾。我们习惯于依赖外国的精神食粮，习惯于西方文化的慰藉，习惯于美元的殖民。我们的文化创新依赖于模仿外来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更新换代，习惯于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胡拼乱凑。第三个反面因素就是政府信用丧失。网络时代，政府没有占领新阵地，政府本来应该是最大的信息源，但是政府信息反而少得可怜，而且有限的政府信息还充斥着虚假忽悠的内容，让人捉摸不透，以至于公众甚至扬言“只有经政府反对的信息才可以相信”。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人们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就冷笑；一谈到社会主义，就嘲笑；一谈到共产主义，就哈哈大笑。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际上因为国情、感情、制度漏洞而堕落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对某些人执法必严，对别外一些人不必严；某些人违法必究，别外一些人不必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世界最成熟的公章文化，世界上最强大的感情市场，严重削弱了法治文化。政府本该是打假的主导者，反倒成为造假者，或者任由造假者横行的怂恿者。这样，利益攸关方在一条利益链的扭结下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合谋豪夺非法的经济利益。例如，很多文化明星诸如文怀沙、韩寒、郭敬明都犯下了“巨额知识来源不明罪”而且还仍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青年领袖”、“文化大师”等角色盛行于市场内外。政府无法消除文化造假泛滥的祸害，一方面说明政府的信用损失，另一方面则压制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双重缺失，导致了“差不多”、“管他妈”等人生哲学和行事行为。可以说，自从我国取消了私塾，或者改变教学结构，大篇幅取消古文化教育以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早被阉割了，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没有及时培育起来，导致“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稷不为稷，不能蕃殖”。

三、中国文化建设提升的政策建议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世界最大的物质财富。1840年鸦片战争前，我国GDP仍然是世界第一，但压迫战争以后我国开始一落千丈，虽然国民党统治的1927-1937年曾经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内战的爆发，经济再次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文革导致的动荡几乎使我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飞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繁荣昌盛却未见起色。为摆脱以上的文化困境，提升文化建设成果，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融会贯通中西优秀文化

西方文化真正转折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西方文化压倒中国文化不足500年。而我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解西方，因此我国是唯一一个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国度。西方人要真正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受阻于中文的晦涩和古奥，而我们则不大受外国语言障碍。因此，我们要在融汇贯通中西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居高临下，建设超越于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新型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我国的国际议题、国际规则制定参与权、话语权、决定权。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新中国每一角落，把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中国文化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提炼而又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西方文化矿产，融入中国式元素，创造吸纳所有民族、所有地域、所有年代的优秀文化元素的文化新成果。

（二）把经济发展视为文化

以往，我们往往将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现在，我们应该反过来把经济发展视为文化。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asFreedom）中就把文化伦理领域的自由看作发展的度量衡。文化与经济应该相护融合相护促进，这样才能造成大唐气象，既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实现文化成果的繁荣昌盛。因此，我们要建立文化发展指标体系，对文化建设进行考核，真正做到“文化立国”。既要形式上的文化馆、文化宫、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更要鲜明的国家文化形象、强有力的国家文化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发扬、重塑、优化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文明。

（三）创造文化发展环境

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繁荣昌盛，有赖于人类物质创造能力；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精神层面的繁荣昌盛，有赖于人类精神创造能力。只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交互发展的环境，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演进。我们创造不出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但我们要能够提供适合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生存成长的环境。一要“给思想一个市场”。科斯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因此，我们应杜绝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武断和独断，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和独一无二的思想源，而要建立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市场，既要精英文化也要民间文化，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但不可偏执于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犬儒主义等某种思想，要让所有思想在网络上、在媒体上、在市场上交流碰撞，创造文化天才、大师成长的宽松环境。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互联网已经把世界铲平碾平了的时代，我们应该放开网络，特别是微博、wifi，通过监视网络IP和要求各网站舆情，真正做到“以网络或ipad知天下治天下”；二要重塑文化信用。信用包括个体层面的个人信用，机构层面的组织信用，如政府信用、行业信用、企业信用，制度层面的制度信用，而制度信用包括文化信用。因此，要加大打假，维护文化尊严，对外打击外来不良文化，对内坚决打击造假文化；三要建立科学的文化和思想定价交换机制。厘清文化真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厘清文化定价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借鉴发达国家（地区）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建立文化、金融、贸易、品牌之间协调统一的定价机制，提升文化发展潜力和价值。

（四）培育优秀的文化人才和管理人才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关键。文化要发展，必须培养合格的文化创造者、传播者和管理者。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没有文化部，但我国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必须有一个部门来防范糟粕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等涉及文化建设的部门应该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各个城市的干部选拔要进行文化考核，要让懂文化的领导干部抓文化建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部门，特别是率先在在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医疗等专业性要求极强的行业和部门，实行“内行领导”。作为文化建设管理部门应该做好服务工作，积极扶持良好的文化项目，培养学贯中西、思想活跃的文化工作者、文化创造者。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在此处于新的改革窗口期。为了推进文化蓬勃发展，不是简单地进行文化产业化，而是要在加大文化打假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实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形成和谐关系，由创造力、思想力和文化力推动增长和发展，让中国文化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全方位的梦，当然包括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梦的引导，切实推动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