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交会：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五大功能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服务经济，京交会是中国服务经济腾飞的战略筹谋。因此，本文客观全面地总结了四届京交会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升京交会推进实现中国梦的五大功能，即给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偏重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为主；给力首都建设，从国际都市到世界城市；给力行政体制改革，从多部门协调到专业部门监管；给力中国民生，从经济大国到幸福中国美丽中国；给力中国全球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主导。

关键词:京交会；服务业；中国梦；战略运筹

京交会（CIFTIS）全称“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2007年、2009年和2011年举办三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经国务院批准，自2012年开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每两年一次的全国性服务贸易大会改成每年一次的国际性服务贸易大会，于每年的5月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行。迄今为止，已经举办四届京交会。这四届京交会传递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决心，拓展了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空间和领域，推动了各行业跨界融合和服务业转型发展，促进了企业务实合作和交易对接，特别是为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虽然京交会成长性、吸引力、实效性和关注度持续提高，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客观总结，并尽快进行全面规划。

一、京交会存在问题

京交会定位于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是涵盖世界贸易组织界定的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与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其他服务等12大类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型交易平台，通过2007年、2009年、2011年三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的预演，加上这四届的实践，初步达到了预定目标，特别是出现了很多亮点。一是彰显了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决心，凝聚了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共识，提振了全球经济信心，提高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二是突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诉求，促进了贸易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动了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深化了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三是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体现了地域特色，实现了产业联动，探索了模式创新，形成了服务贸易发展风向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服务业发展还没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两个抓手就是城镇化和对外开放。但是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必须十分重视服务业发展，必须通过服务业投资、发展和提升来支撑城乡一体化和深层次对外开放。温家宝指出，服务业与扩大内需相辅相成，要推进服务领域各项改革，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坚决破除阻碍民营企业投资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要纠正‘重工业、轻服务业’的发展思路，加快实施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行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与工业同价。扩大服务业用地供给，工业企业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拓宽服务业企业融资渠道，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取消针对服务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对合理的收费要依法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目前真正立项的服务业大投资项目十分稀少，“营改增”财税制度的试点行业范围仍没有扩大到所有服务业领域。李克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着力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协调推进“新四化”，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但是，我们还没有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服务业发展国家战略。这导致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服务业仍然没法消化工业产能过剩，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仍然没有有效地结合起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还没有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二）京交会只是一种交流倡议性会议

首先，没有足够话语权。京交会总体上还只是一个会展，是一个提供政商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还没有真正出现足够影响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就像博鳌亚洲论坛，每年请来一大堆退休或在任政要、跨国企业老总，谈谈感想，发发倡议，结果没有后续成绩，影响力也没有不断增加。京交会由于与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确实聚集了很多优秀人才和企业，但是还暂时无法发挥像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经合组织那样的作用。京交会的高层论坛重在体现高规格、国际化和权威性，围绕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就共性问题、新热点、新业态、新领域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例如，第二届京交会举办了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发布了《北京宣言》，组建了全球服务业展望委员会。整个《北京宣言》主要内容就是倡议各国重视服务业，呼吁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支持服务业相关研究。但是没有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设立标准，没有出现服务业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其次，没有一点决策权。京交会吸引了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和企业参加，完全可以就服务业领域某些问题发表看法、共同商议解决途径、形成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但是京交会在此方面仍然需要努力。例如，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是一个难题，但此次经合组织与组委会共同举办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研讨会，依旧是就事论事，没有形成相关的共识和宣言，遑论设立统计标准。

（三）京交会效应依然没有立竿见影

三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和四届“京交会”，更多的仍然是关注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对于整体服务业的把握存在视野、政策、投资等方面的欠缺。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但是服务业发展依旧处处掣肘，很多地方依旧重视投资重化工业，依旧热衷于房地产开发。这些都导致了我国服务业仍然处于不大不强的尴尬境地。一是服务贸易总额与美国差距非常大。2000年到2012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从660亿美元增长到4705亿美元，增长7倍多，世界排名从10名以外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出口居世界第五位（前四位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口居世界第三位（前两位为美国和德国）。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与美国不相上下，但中国服务贸易总额419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9760亿美元）的一半。同时，2012年，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仅占GDP的近45%，就业比重仅占3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协调。201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近3.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只有4705亿美元，货物贸易是服务贸易的8倍多。货物贸易顺差上千亿美元，而服务贸易则存在巨大逆差。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服务贸易近15年来总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不断扩大。2010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定义的12项服务贸易中，中国在保险、运输、专利使用等更加依赖技术和智力的服务贸易领域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逆差，仅在建筑工程等一两个传统服务领域有近百亿美元的顺差。2012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7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3%。其中，出口1905亿美元，同比增长4.6%；进口28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但是，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扩大，全年实现服务贸易逆差89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倍。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服务、旅游、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领域；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则实现较大数额顺差。三是我们没有拿得出手的优势服务贸易项目。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依然薄弱，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起步较晚，一旦市场扩大，更多机遇将首先属于国外服务业。虽然我国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较大，但物流成本依然很高，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存在一定缺口。也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还需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非常紧迫，只有通过加大开放，借助跨国公司的优质服务和解决方案，发展好生产性服务业，才能跑好中国经济继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接力棒。其次，优化生活服务业更具有现实性。生活服务业还需更好地搭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便利桥梁，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为人服务的服务业饱受诟病，必须加快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从而伴随货物贸易，扩大我国服务业走出去。

二、京交会未来使命

四届京交会取得了成绩，但是在全中国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刻，京交会应该适应新的历史形势趋势态势，担当起更多更高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贡献更多力量。

（一）给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偏重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确实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放缓，我国虽然一枝独秀，但是外需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导致失业增加，特别2013年699万大学生毕业，签约率不足三分之一。因此，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都必须大力开动消费引擎。从GDP贡献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长期是投资排第一位，消费第二位，而贸易仅居第三。当然，20世纪80年代，消费曾经一度领先，2012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再次超过投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投资的贡献率是54.8%，出口的贡献率是7.9%。它们分别拉动GDP增长3.9、5.6和0.8个百分点。而在2009年，消费、投资、出口各拉动GDP增长4.6、8、-3.9个百分点。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54.2%，最终消费贡献率为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5.8%。2012年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自2009年后再次转为负值，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贸易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小于投资和消费，这与我国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严重不符，亟需通过扩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推动整个中国服务业和世界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在全球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和持续性，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贸易增长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一，京交会应该对外联合国际组织、服务贸易大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合理平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升服务外包承接优势，适度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力度，从而倒逼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第二，京交会应该对内凝聚全国各地的信心和努力，借助新一轮城镇化和对外开放，打破各种限制服务业发展障碍，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全面推进服务业各个领域发展，提高GDP中的服务业权重，真正实现投资、消费、贸易三驾马车协调共进的发展道路。加快服务业领域新一轮的技术升级和产业重组步伐，推进以流程控制、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为重要内容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释放对家政服务、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领域的服务需求，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使中国由世界车间，变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服务全球化新进程。第三，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积极扩大服务进口，鼓励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服务，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建立地区总部、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切实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并重，既要继续保持“世界加工厂”、“世界组装车间”的地位，还必须争取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大工业制造基地”、“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创造基地”，成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另外，实现“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的双轮驱动，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层次和地位，一方面全力打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电子商务、工程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兴产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度融合，细化深化专业分工，把生产过程中的服务流程部分分离出去，通过服务流程的再造，提高制造业资源整合和利用的水平；一方面全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包括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健康服务业、法律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体育产业、养老服务业、房地产业，切实改变中国服务面貌提升中国服务水平；一方面全力发展公益性服务业，主要是卫生、教育、水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管理组织等社会保障性服务，提高社会主义保障优越性和有效性。

（二）给力首都建设，从国际都市到世界城市

第一，京交会应该促使北京真正注重环保、环境服务、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示范服务工作。北京曾经错误地定位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开始逐步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提出绿色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的“三个北京”战略，提出坚持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方向，坚持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特别是首钢搬迁、举办奥运会等盛事以后，与周边的天津、河北进行了有效对接。但是北京仍然热衷于卖地、卖车，使得环境保护和空气质量在奥运会以后恶化，2013年春节前后出现了黄霾毒雾天气。因此，京交会应该负起历史使命，建立碳硫氮排放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做好碳硫氮等有害物资的排放调控，引导服务业在北京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国际都市到世界城市的战略转变。

第二，京交会应该促使北京全面拓宽服务业领域，提升工业附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据统计，北京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76.4%，高出全国31.8个百分点，拥有雄厚的服务贸易产业基础。一是服务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00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7%，占全国的20.3%，占全球的1.18%。二是新兴服务贸易领域优势明显。2012年，北京市通讯服务、电影音像、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的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3。三是服务外包保持全国领军地位。2012年，北京市服务外包执行总金额达3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5.4%。5家企业入选“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十大领军企业”。四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占到2/3，远高于全国水平，已形成服务业主导的高端产业发展格局。WTO总干事拉米说，“劳斯莱斯在国际市场已经不再去卖发动机了，而是提供发动机的维护。”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越来越多地与服务打包在一起，制造和服务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一个普通杯子，在国内卖10元人民币，增加不同的服务贸易概念，就可能卖10欧元甚至50欧元。差别就在渠道、品牌、设计、包装等市场要素。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充分挖掘传统制造业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快创造现代服务业的高额附加值。将全国金融中心提升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全球贸易中心，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建立北京总部、研发中心，建设更强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建设全球文化娱乐体育服务中心，利用各种协会、学会、商会，提升制造业上游的研发、设计、品牌、咨询等高端服务价值创造，要加快解决制造业下游的物流、仓储、配送等“最后一公里”困境，实现制造业、服务业的大配套，实现大流通、大制造、大品牌的互惠互利，促进服务、产品的有力结合和走出去，全面提升12大类服务贸易，做大做强高端生产服务业，做好做实优质生活服务业，提升工业附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

第三，京交会要促使北京提升投资环境，更好地吸引国际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发展北京服务业。近年来北京吸纳国际资本、吞吐全球货物能力都得到显著增长。2011年，北京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70亿美元，其中88%投入服务业。北京要抓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加快我国制造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积极吸引具有国际一流制造水平和服务水平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先进服务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服务外包特别是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特别要注重发展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使我国制造业尽快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利润创造、效率提高和创新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www.xing528.com)

第四，京交会是北京走向世界级城市的里程碑，应该加快国际都市向全球城市的转变。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级城市，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结点。世界城市必须能够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掌控现代市场资源，包括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网络中的充分流转和合理配置，切实提高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世界城市的控制力主要表现为对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再分配。只有对这些问题具有了把控权、主动权，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市才可以称之为世界城市。因此，北京要充分发扬国家意愿和城市雄心，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的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和宜居城市定位，全面做好世界城市建设规划，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快世界城市建设步伐。加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梦、中国文化的理论研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世界舆论控制力，占领国际思想市场，提升我国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加强与国际组织、国际商协会、跨国公司的合作，聚集更多的国际资源，加快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的建设，最终赶超纽约、伦敦、东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控制力是“硬实力”，影响力是“软实力”。硬实力是对一国经济、军事与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和扩张力，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的。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北京应该全面提升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真正建设成为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

（三）给力行政体制改革，从多部门协调到专业部门监管

四届京交会，商务部和北京市作为举办单位，十几个中央部门作为支持单位，建立了比较高效的协调机制。但是随着服务业的高端化、深度化、广度化发展，亟需整合十几个单位中管理服务业的资源。现在管理服务业的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住建部、交通部、文化部、卫计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知识产权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等诸多部门，仅发改委就有经济运行调节局的交通与物流处、经贸司的流通发展处。商务部管理服务业的处室主要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流通业发展司、电子商务司，但仍有些分散于世贸组织司、外资司等司局。因此，建议成立一个由商务部管理的副部级单位“服务业发展总局”或称“第三产业发展总局”，明确第三产业归口管理部门为商务部，其他相关部门为支持和协助管理单位。或者在国务院建立一个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秘书长将办公室主任，各相关部门为办公室副主任或成员。当然最好直接建立第三产业部，将商务部纳入第三产业部，这样国家经济管理的专业部门，就形成了农业部、工信部和第三产业部，同时各省、市、县建立相应的厅、处、科级管理部门，从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京交会通过与各国的交流合作，应该借鉴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经验，促进国家精兵简政、压缩政府机构，推进大部制改革，同时又推进专业化管理。

另外，要努力推动我国从“工业化社会”向“服务化社会”的战略转变，从而推动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科学转变。京交会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实现从“工业化社会”向“服务化社会”的转变。在服务化社会中，政府作为另一种市场主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主体。因此，政府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特别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从而真正转变思维、转变作风、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四）给力中国民生，从经济大国到幸福中国美丽中国

京交会在面对我国制造业面临外需不足和内需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引导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增加就业、推广教育培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加强各种社会保障，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一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是人口大国中国的最大民生。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同时全力发展壮大服务业，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努力增加就业岗位，着力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完善就业援助制度。

二要分清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各级各类教育。2012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但是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世界末等。因此，要通过京交会呼吁促使国家拿出更多更加适合的财政收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服务业。支持中西部农村幼儿园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保障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升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同时，恢复大学的本来特质，确实推动高等学校的精英教育，杜绝在职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确实严格提高教育质量和提供教育服务水平。

三是统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促进城乡各项养老保险之间的衔接。同时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加强基层社会保障服务能力建设。加强社会养老、人口发展、儿童福利、文化体育等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城乡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儿童医疗服务体系、重大疫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全科医生制度，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

四是提升住房建筑服务业，切实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在完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大力改造农村危房，同时根据市场规律开放商品房。同时要加大对住房建设用地的土地供应，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同时继续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限购措施，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

五是，加大精神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西新工程、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要继续实施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专项。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五）给力中国全球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主导

邓小平指出，应对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28字的关键是最后四个字“有所作为”，前面几句都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世界博览会的宗旨是“一切始于世博会”。我们京交会也应该有明确的宗旨，即“一切服务始于京交会”，京交会要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催生新事物敢于引领新未来，早日成为全球人民的幸福嘉年华。因此，京交会未来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通过举办高端会议，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一是加强舆论理论理念引领，占领世界思想市场。多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屡屡掣肘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输出通胀论等等论调使我国疲于应付，国际贸易领域面临各种贸易纠纷、贸易摩擦，使得我们国内专家和驻外工作人员没有足够时间去研究理论、思潮和创新。而西方一旦提出新论调，我们就得组织力量进行学习，然后逐一批驳，而有时候很多人根据西方论调具有闪光点的片言只语，落入西方理论和舆论的圈套。因此，亟需加强研究力量，提高研究服务，进而提出一些能够引领世界的理论。

二是推动建立服务业标准，提高我国对服务业发展的控制力影响力。第一，借鉴制定服务标准的明确性、可衡量性、可行性、吻合性等原则，推动国际社会制定服务业标准原则。例如，明确性。服务标准必须明确、可量化。如规定微笑服务——“八颗牙齿”；接听电话不能超过三声。可衡量性。指服务标准要用定量表示，如96%的电话都是在铃响第二声接听；所有四环路以内维修服务都需要当天解决。可行性。建立标准不代表确立目标，它意味着设计一个可能实现的工作过程，并且使之不断地执行下去。及时性。服务标准应该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才有价值。吻合性。服务标准要与客户的需求吻合。第二，划分服务业领域，根据各领域的特质制定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标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标准；批发和零售标准；住宿和餐饮标准；金融标准；房地产标准；租赁和商务服务标准；居民服务和相关服务标准；教育标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标准；文化、体育和娱乐标准；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标准；其他服务标准等。第三，根据性质和作用，制定服务标准。例如，可以划分为服务基础标准、服务质量标准、服务资质标准、服务设施标准、服务信息标准、服务安全卫生标准、服务环境保护标准、保护消费者权益标准。在建立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系统的服务业发展规章制度体系。

三是推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际组织，提高参与权、话语权、决定权。首先，加快对内整合力度，将高交会、博鳌论坛和北京论坛整合进京交会。因为高交会、博鳌论坛和北京论坛这么多年年坚持下来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就是把高交会、博鳌论坛、北京论坛的所有智能、内容都搬进京交会，从而扩大充实京交会的国际影响。另外，做好与广交会的衔接。广交会一年举行两次，而且时长均在半个月左右。而且，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最主要产业，京交会要促进我国服务业赶超其他产业，更应该做好广交会和京交会的互动配合，紧跟广交会结束之后，一年举行两次京交会。其次，对外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合作。特别是，加强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之外的其他著名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网点联盟）的合作，加强与国际商协会、跨国公司的交流合作，联系与我有好的国家，最终在京交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对我有利、以我为主的国际组织“国际服务业发展组织”。第三，推动世贸组织“中国回合”谈判，引领和推动全球服务发展。当前，美欧日已经先露出去WTO化的苗头。因为，他们觉得要想在多哈回合牟利已经不可能，他们必须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建立新的贸易组织和贸易规则。因此，近年来美日欧开始联合推进FTA化。美国与日本极力推进TPP，美欧极力推进TTIP。因此，我国应该早日推荐合纵连横战略，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快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建立以我为主的自由贸易组织。另一方面，在WTO内部，推进多哈回合改成“中国回合”谈判，提升在国际服务贸易标准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主导推动建立国际经贸新秩序。

总之，京交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把京交会做大做强必须有大智慧新思维，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努力推进服务业发展，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全球治理水平，给力中国梦的实现。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对外经贸实务》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