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属地化难题及对策

摘要:文章认为我国企业国际化始于对外援助，但是属地化发展仍然十分有限，存在融资、人才聘任、制度融合、产业链无法属地化的现象。存在这些问题虽然有外部竞争激烈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企业自身缺乏国际眼光、经济领土发展战略和政府应对解决国际事件的能效不足、金融界扶持力度不够。最后，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提出融资、人才聘任、文化法制、产业链属地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关键词:走出去；属地化；治理；现代化

我国企业走出去最早是通过对外援助，由于我国对外援助项目是由中国企业承担，因此援外项目没有属地化发展的问题也没有做过一些属地化经营的尝试。1979年我国开始允许出国办企业，2000年我们开始提出并实施“走出去”战略，但是我们走出去企业的属地化发展依然十分薄弱，亟需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设计。

一、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的现存问题

我们当前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融资、人才、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令人担心的局面。

第一，融资完全无法属地化。这首先表现在我们金融走出去举步维艰。我们虽然在很多国家建立自己的金融分支机构，但是我们的业务受到严格限制。我们国有控股的四大行在发达国家建立了分行或办事处，但是我们在发达国家反而没有特大型工程项目。在我们承建特大型工程项目的亚非拉国家或地区反而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另外，我们承包工程无法向当地银行或外资银行融资，更无法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只有依靠企业自身或者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已经授权的内资银行进行融资。由于融资无法实现属地化，使得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和扩张时时处处受到掣肘。

第二，人才聘用属地化十分有限。2013年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达196.7万人，其中直接雇用外方员工96.7万人，占49.2%；来自发达国家的雇员有10.2万人，较上年增加1.3万人^[1]。由于我国走出去的地方大多是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因而我们很多企业主要还是雇佣国内人才，只是象征性地聘请一些诸如保安、司机等没有技术含量的当地工人，因为亚非拉等地的人才确实在知识、技术、勤劳等方面总体上不如国内。当然，我们在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则雇佣很多当地人，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力成本高昂，而且当初并购的谈判可能就直接包含接纳被并购厂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下岗工人，但毕竟我国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并购仍然占比较小。

第三，企业文化制度融合非常困难。其一，走出去企业不够重视当地法律以及风俗文化，或者对当地软硬制度不够熟悉，因而时常出现违反当地法律和悖逆当地风俗习惯的现象，而出现问题又往往依赖于行贿或者依靠我国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以至于，这些现象经常受到当地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攻击。其二，我们走出去企业又没办法足够强大，使得对方政府和人民依赖我们，使得对方主动了解融入我们的制度文化，从而实现我国制度文化的走出去。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则有“店大欺客”的派头，能够真正掌控对方经济命脉，从而使当地信服、认同和接受西方制度文化。其三，我们在发达地区的投资并购，反过来是我们的制度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不够匹配，我们的公司文化反而没有融入发达国家当地的制度体系，中西文化无法共存共荣共通，从而出现境外合资企业最终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我国走出去初期的个人代持境外产权的制度，使得投资责任主体缺位、公司管理混乱，造成有的企业领导人在进行重大项目决策时，缺少民主决策和法律参与决策意识，忽视海外投资的法律和经济可行性，最终因以下各种原因出现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情况:境外人员挥霍、浪费、携款潜逃；未经批准在境外进行高风险投机经营造成巨额损失；未经批准或未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将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在外注册；任用外籍人员不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此外，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大量隐性资产，如商标、企业信誉、专利等的流失状况也很严重。

第四，产业链属地化发展毫无绩效。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考虑国际化、全球化，特别是自觉地实施走出去研发、走出去生产、走出去投资、走出去营销等“走出去”战略。也就是说，我们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产品、技术、品牌、资本、服务、文化和模式“全方位走出去”，但是我们在全产业链走出去方面确实乏善可陈。这个毛病跟我们引进外资一样，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吸引外资来华办厂和来料加工，但是缺乏整体产业链招商，导致“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一直无法实现，因为我们引进的环节都是价值链低端，也就是说外资只是重复利用我国的政策利好，特别是利用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土地租金便宜、环保成本微小、国家投资饥渴以及国民吃苦耐劳等有利因素，把产业链中的简单环节布局中国，从而借此掠夺超额利润同时将污染转移到我国，而且外资因为没有整个产业链进驻我国，经常在国内进行候鸟式迁移。例如，我国当初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往往开出头三年免税的政策，导致很多外资头三年在某个地方，三年后又换一个地方。特别是台资，先是进入福建，然后到东莞，最后又到昆山。我们对外投资也存在打一枪换一炮的毛病，也是因为没有整个产业链整体布局整体转移之故。迄今为止，我们走出去主要在于工程建设，当然也建立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但是仍然很不够或者发展得不够顺利。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味追求产业链投资，我们也提出走出去的专业化投资。例如，中兴、华为的电讯投资，它们都追求成为专业的电讯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还有福耀集团追求成为全球一流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

二、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滞后的内外原因

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滞后，主要是自由自身的内部原因，同时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

（一）属地化发展滞后的内部原因

首先，没有经济领土的战略意识。自从企业自主经营以后，企业真正成为追逐利润的主体，但是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则欠缺深层次的思考。特别是企业缺乏经济领土和市场领土的世界观，从而只注重获取短期利润。市场一般是指人们集中进行商品、生产要素及金融证券交换的场所或者机制。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场所、一种份额，而是一种领土。因为市场份额很容易被缩减，而市场领土则难以动摇。自从地理开拓已经转到商贸开拓以来，由于新技术的应用、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贸易制度的创新，领土的地域概念正在向市场概念转化。笔者认为，市场领土就是通过与世界的密切交往，实现企业、产品、服务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输入所到之处像可口可乐饮料那样实现生产、经营、销售、消费、行动的当地化、全球化，真正实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得到全人类全世界的了解、体认和尊重的商业存在。现代经济和金融的竞争本质就是市场领土的争夺，因此除了实际的土地、海域、领空之外，还有一种最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土和金融领土。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一点上，市场领土与地域领土具有相同的概念，它们已成为人类活动的双重空间。市场领土是无国界的，是全球性的，是有扩展弹性的。一国的地域领土固然重要，但市场领土更重要，市场广阔才真正是一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影响因素。^[2]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十分短缺，但是日本的经济领土则十分深厚广阔。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全世界各地获得的经济存在依然十分脆弱，亟需提高市场领土开拓意识，通过占领市场领土，加强与走出去目标国的产业深度融入，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提高资源的配置水平，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其次，没有百年老店的发展眼光。一是为完成政治任务而投资。我国走出去企业起初很多是领取国家政治任务承担对外援助项目，一旦项目完工即撤回。这些企业往往最终发展受限限制，例如，成立于1959年11月的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简称中成集团），原是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唯一专门执行机构，在亚非拉众多国家组织实施了1400多个援助项目，但是2009年4月公司被整体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这些企业原来掌握工程承包和转包权，但是一味等靠要，最终停滞不前而被兼并。二是做做样子走出去投资。有的企业因为已经上市了，然后就开始高调走出去，这边签一单那边投一个项目，不管是否得到投资回报，市场转换投资战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加大了对外采购和投资力度，企业确实很配合政府的战略意图，但是在真金白银进行项目运作的时候往往缺乏成本收益分析，导致很多项目最终出现亏损。也就是说，企业缺乏一种杀出一条血路的冲劲和聪明，缺乏一种占领经济阵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战略思维。三是不管死活导致巨额亏损。走出去国企当前存在的最大悲剧就是:在国内搞垄断，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在国外搞风险投资，出现巨额亏损。例如，2004年，陈久霖掌控的中航油在未经国家有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在初期小有斩获后迅速出现亏损，并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中投2007年成立后首次出手就巨亏，投资大摩两年亏9亿美元，投资黑石亏18亿美元；2008年初，中国铝业联合美铝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力拓英国上市公司12%的股份，从而获得力拓集团9%的股份。收购当日，力拓英国收于每股49.56英镑，中铝支付的每股约60英镑的价格。按照当天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7.18计算，中铝的这笔投资额相当于922.6亿元人民币。而到了11月25日收盘的股价以及汇率计算，中铝的这笔投资现在的价值大约为172亿元人民币。二者相减，差不多损失了750亿人民币；2011年7月初，中铝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告吹，项目损失高达3.4亿元；2011年6月，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2009年底，中化集团在海外投资的3个油气田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2009年9月，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还有一些海外投资亏损则是一笔糊涂账，比如，2010年6月，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暂停，具体损失没有数据显示。^[3]还有，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铁矿石项目，为了支付从澳大利亚和欧洲购买的设备和原材料，需要澳元和欧元，从而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Rabobank、NATIXIS、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汇丰银行、Calyon、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共签下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首告因澳元贬值跌破锁定汇价-澳元累计认购期权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147亿港元，最终亏损扩大到186亿港元。^[4]号称拥有优质资产和丰富经验管理团队的优秀企业，遭受如此凶险的致命一击，其中原因就在于没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没有百年发展的眼光，从而导致受到短期利益诱惑而匆忙决策、铤而走险，乃至出卖未来。四是企业机制制衡失效。反思对外投资巨亏的所有案例，我们不难看出都是决策失误。而决策失误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我们的企业制度是“纵容”“鼓励”“怂恿”投资失败的一种设计。在缺乏严肃惩治法律和投资论证程序的情况下，海外投资往往演变成了一种“一把手的投资”:领导主观臆断、盲目自负、独断专行。我们甚至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投资而随意出台的个人代持海外资产的制度。虽然2011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对境外经营中普遍存在且易引发国资流失的个人代持股权、离岸公司监管、外派人员薪酬等特殊业务进行规范，但由于缺乏足够严格的惩戒机制，反而使得投资失败有了程序上的操作空间。例如，境外国资监管办法规定，境外出资形成的产权应当由央企或者其各级子企业持有。根据境外相关法律规定须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应当统一由央企依据有关规定决定或者批准，依法办理委托出资、代持等保全国有资产的法律手续，并以书面形式报告国资委。这明确了个人代持海外资产的法定性，但是最终却仍可能出现海外投资巨亏没有责任主体的现象。

第三，没有先进高效的金融体系。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国内作威作福，通过相对垄断赚取高额利润，但是却没有先进的金融产品用于支持海外投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需要出口信用中长期保险。相关承保公司承保的信用额度较小，国别风险评估和分类覆盖不全、险种单一，难以反映实际经营风险。承保费率管理办法缺乏弹性，高昂保费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承保公司对中长期险自批权限较小，超过一定额度就要报国家有关部门层层审批，难以适应项目时效性的要求。另外，国际保理业务也十分缺乏。例如，安哥拉因为外汇管制，我国企业在安哥拉承建项目，只得任其拖欠，或者用石油折价还款。对于贸易方面，我们也缺乏保理等贸易融资产品。保理（Factoring）又称托收保付，卖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务的金融机构），由保理商向其提供资金融通、买方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它是商业贸易中以托收、赊账方式结算货款时，卖方为了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增强流动性而采用的一种委托第三者（保理商）管理应收账款的做法。但是，保理又称保险处理、保险理赔，可是我国金融机构对于保理业务仍然十分陌生或者很少涉及。二是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发展业务受到当地限制，而且缺少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当前，大部分国际装备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企业作为后来者，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相对不足的亚非拉国家开展业务，但他们十分依赖我国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我国银行在这些地区的境外分支机构网点少，业务领域狭窄，不具备提供大规模融资的能力；相反，我国银行主要在发达国家设立分行，明显存在着业务区域错位。三是我国资本市场远远没有国际化以及常常跌宕起伏或者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得其无法为我国企业主导的海外工程提供融资或者难以高效率服务企业走出去。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困境，关键是找到便宜的资金来源。目前，国内的融资成本、资本收益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期限错配问题比较严重，“走出去”企业很难从国内资本市场拿到低利率的长期资金。相反，国内外汇储备充足，通过一定转化机制，可以成为“走出去”的资金来源。但是我国外汇管理局2013年才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负责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模式，按商业条件提供美元贷款，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但是由于贷款委托机构、贷款投向、规模和运作模式仍然不十分清晰，业务开展十分有限，庞大的外汇储备难以高效转化为对外投资。四是我国人民币还无法完全可兑换和还无法市场化定价，使得我国巨额外汇以及巨额人民币存款难以转化为走出去的投资资金。虽然我国已经成为第二大交易货币，但是美元依然占据交易量的80%以上。美国强大的军事武器和力量的背后支撑，使得美元成为全球通行的硬通货，成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而且成为利益分配工具。特别是，金融在美国真正成为邓小平所说的“现代经济核心”，美元真正成为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血脉。而人民币虽然一直唱到独立自主，但是人民币价值很容易受到美元影响，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偏重使用美元。总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产品，如火电、高铁、核电等。但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效率低、金融服务不配套，成为制约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突出问题。很多企业反映，在海外争项目、谈合同时，一个利率、一个汇率，是压在身上的两座大山，难以轻装上阵。出口信贷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最初的资金来源，但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信贷利率报价普遍高出1至1.5个百分点。由于装备制造业项目投资规模大、期限长，1个百分点的利差常常相当于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再加上信用担保等其他成本，外方业主往往不愿意接受如此高昂的买方信贷，导致一些项目难以落地。汇率风险也在侵蚀企业利润。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近36%，近几年平均升值幅度也在2%以上。一般而言，装备制造企业海外项目建设周期需要3-5年，毛利率也就10%左右，项目几年做下来，汇率风险就可能把利润全部吃掉。

第四，政府的海外公关、对外谈判能力亟待提高。企业“走出去”的另外一个重要融资渠道是政府支持。但是政府的直接支持又面临“双反”调查的风险。2011年以来，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力推“竞争中立”的规则，限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鉴于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等已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IPP）等新兴区域性经济治理体系的出现，我国应提早应对，逐渐以金融支持企业海外发展替代直接财政支持，避免与“竞争中立”规则发生直接冲突。另外，我国登记在册的智库近500家，如果算上各单位的政研室，那就更是一个不小数目。但是我国还没出现类似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等全球顶级智库，这往往使得我国对外谈判面临被动，更不用说提供全球公共品，并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担当起倡议者、发起者、组织者、先行者的角色。而且，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治理平台的关键岗位，我们没有派驻人员，因而难以参与或主导设置攸关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反恐等治理议题，难以提高发展援助、国际危机治理等重大事务的处置能力，难以掌握国际舆论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连我们主持的2014年APEC会议，我们关于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议题都受到美国抵制。我国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国以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冲突为由进行抵制，我国再次提出折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仍然受到搁置。还有，我们当前的游说公关能力比国民党时代还差，一方面我们似乎忘记了院外游说、政治献金、旋转门等号称合法腐败的美国政治制度痼疾与漏洞^[5]，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从未对美国政治决策进行影响。国民党为了获得美国资金支持，以宋美龄为首建立了“院外援华集团”^[6]，培植美国代理人帮国民党游说议员以通过对国民党有利的大政方针。另外，我们的政府和国企对于形势经常产生误判，例如缅甸终止密松水电站建设事件，就是政府未能重视专家意见，而固守“只要搞定缅甸军政府就能搞定一切”的陈旧观念，最终因为吴登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后民众力量开始强大而使得该项目告吹，这种“只和政府打交道”的惯性思维，恰恰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的属地化发展严重忽略了当地民众意见。

（二）属地化发展滞后的外部原因(www.xing528.com)

除了自身原因，我国企业走出去之所以困难重重或者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外部环境。一是当地势力挤压。我国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为了进入欧盟和美国，屡屡受到歧视。我国企业走进非洲，由于一些国家仍然是专制国家，一些高级干部子女掌控经济命脉，虽然已经有两国换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我国企业仍然需要付出额外代价来疏通这些关系。例如，安哥拉总统家属控制港口，我国企业运载的物资要想顺利通关就得再次做工作，使得很多企业知难而退，不再进入安哥拉市场。二是跨国企业竞争。前面我们讲到市场领土的概念，我们作为新兴国家，通过对外开放赢得了一定发展，积累了一定人才、技术和资金，但是一旦走出去便与跨国企业争夺经济领地，于是便处处受到它们的打压。这些跨国巨擘一方面游说母国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向当地政府施压。例如，非洲原来是英、法、葡萄牙等国家的殖民地，他们利用这种非法的传统关系影响当前政府，从而为其跨国企业获得有利竞争地位。三是西方国家排斥。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危机以后，往往不甘失败，特别是不喜欢我国崛起，因此拼命地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障碍，或者设置新的标准来掌握他们的主动权、决定权和话语权。我国已经连续19年、连续8年成为全球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目标国，贸易摩擦对我危害日趋严重。

三、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27亿美元，到2013年增至1078亿美元，短短12年内增长了近40倍。预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在10%左右，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将达1200亿美元，将首次超过引进的外资数额。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位列世界第三。我国已经是一个资本输出国，即将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为了更好地实现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和高成效，我们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属地化发展的战略运筹。

第一，要充分认识紧迫性重要性。我国企业属地化发展面临资产庞大、任务繁重、企业众多等困境。2014年9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已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连续两年蝉联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投资存量6604.8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1位，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累计投资存量流量占比均超过八成。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早日做好属地化发展的准备，并保障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我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是我国伟大复兴的重要表现。中国再次崛起，现在仍然只限于大陆上的内部崛起。我们需要的伟大复兴是能够走出去的再次崛起，而这个再次崛起要求我们走出去的属地化发展，也就是我们的发展能够引领国际各领域，能够适应世界各地，能够受到各国欢迎。

第二，要加强属地化发展的现代化治理意识。一是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当前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以这个总目标为准绳，要从总目标这个高度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属地化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我们走出去企业而言，就是要提升法治意识，运用法律思维，坚持从企业实际和当地具体情况出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董事会、监事会、职工大会、经理层等现代企业各组成部分的科学制衡与协调创进，确实实现法律法规的制度权威和威慑力执行力影响力。特别是，应该早日制定一部《对外投资安全法》或《海外投资法》，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进行规范，就投资程序、投资论证、投资责任的明晰和投资范围以及如何分散风险等作出相应规定。对造成损失的项目负责人，要求讲清经营状况，说明损失原因，并认真调查、取证、核实，明确责任，对因主观因素致使投资项目不能正常经营或亏损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罚。通过制度的完善，有效地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经营行为，从而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全面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理念。要有市场领土的战略意识。我们应在全球开放的大潮中走出封闭，在世界市场的交融发展中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如何提高资源的配置水平，如何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不断促进国际市场融通整合，形成新的市场，增加市场容量，扩大活动空间，增加我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存在。要有百年老店的发展眼光。企业属地化发展要着眼长远，着眼未来，要时刻关注新兴市场新兴势力新兴技术新型制度，从而做到与时俱进与时创新。要有和谐世界的大局观念。企业走出去属地化发展，一方面是获得自身利润，另一方面是促进当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建立和谐世界的立场，不仅推进企业与当地政府、当地人民、当地企业的和谐，还要促进与当地的其他外国企业的和谐，从而为当地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建立和谐世界作出贡献，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有共同发展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想在当地基业长青，就得履行社会责任，想当地政府所想，急当地人民所需，力所能及为当地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公益事业提供帮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力争多为当地政府和人民排忧解难，推进属地化进程，从而获得当地人的尊重和支持。

第三，要全面实施属地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对外投资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属地化。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绸之路银行、对外援助银行、东盟合作银行等专业性银行，推动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建立分支部门，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合作，推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现金融属地化，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和双轮输出，解决中国困扰已久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大力推进一丝一带、尼加拉瓜运河、泰国运河、土耳其东西高铁、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等重大工程以及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早日立项和顺利建设。创新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例如，在当地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内保外贷业务，加快外储委托贷款将充足的外汇储备转化为长期投资，加强与国外实体经济、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机构合作，借用他们的技术、资金、渠道和商业模式，开展多元化融资。建立培训机构，加快培训教育符合要求的当地人才。企业要着眼成本核算，要着眼长远发展，就必须注意培养当地人才，同时履行社会责任，扩大聘用当地人力度，加强走出去的影响力控制力。加强企业文化融合，做好文化制度属地化。企业到外地发展，肯定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文化；但是当地不良的风俗习惯，又要注意做好与我方企业制度的融合；对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合理因素我们更应该积极吸纳。特别是要建立起主体清晰、权责明确、科学制衡、决策高效的企业管理经营体制机制。从而使我们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实现文化、制度和模式的走出去。培育雇佣当地人才，全面推进人才聘用属地化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发展，就是属地化国际化的过程。任何一项事业，最关键的还是人才。因此，我们雇佣当地人才或者国际化人才，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效率。未来我国走出去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公司，应该只保持董事长、总经理、首席财务官和人力资源经理等重要岗位，其他岗位都可以雇佣当地人或者国际化人才。一是可以投资创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者参股当地高等教育机构，同时聘用培训合格的学员。二是本着“投资当地、服务当地”的原则，加大雇佣当地人力度，提高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为我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反过来，有力地驳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不良言论。加大调查研究，推进产业链布局与转移。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产能过剩时代，我们应该主动进行产业链布局，一方面对外扩大进口和对外建立经贸合作区等方法来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加快整个产业链走出去，提高我国对整个产业、属地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全面开拓我国市场领土经济领土。特别是应该加强知识产权走出去，在品牌、设计、销售、技术专利等产业链高端环节占据重要席位，从而全面提升我国走出去的品质与成效。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加强属地化存在、属地化发展和属地化影响，只有这样，中国经济与政治实力的上升才能无可阻挡、不会间断，中国才能占据更广阔的市场领土经济领土，主导世界新格局，坐实全球控制力。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管理学刊》2015年第4期）

【注释】

[1]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2014-09-09.

[2]杨枝煌.我国自由贸易区科学发展的战略推进［J］.岭南学刊2013（1），P74-79.

[3]陈岩鹏.央企投资外紧内松［N］.华夏时报2012-04-16（A05）.

[4]于晓娜.中信泰富首度披露外汇合约对手［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2-04（A01）.

[5]夏晓阳.“合法腐败”:美国政治制度的痼疾［N］.文汇报2014-05-30（03版）.

[6]雪里梅.宋美龄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J］.环球军事2014（9）: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