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境外文化建设大计划

摘要:首先指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然后梳理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企业文化建设现状，最后提出加强文化建设的思想统领、内容层次和方法路径。

关键词: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路径规划

自2004年大力贯彻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仍然有待提高和推广，从而真正提高企业巧实力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国资委2005年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基本要求；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要方针和重大举措；2012年商务部、中央外宣办等六部门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的《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强调，要以和谐发展为宗旨，以诚信经营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符合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各具特色的境外企业文化。以上这些反过来说明了我国走出去企业存在文化建设薄弱现象，亟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统筹，特别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充分认识我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意义

文化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程序。文化凝结历史，文化反映现实，文化引领未来。企业文化则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通过实践长期积淀并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作风、精神风貌、价值观念以及企业所创造的生产、工作、生活等环境氛围。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在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是中国海外投资战略突围的重要抓手。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和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均以失败告终除了一些政治原因外，主要在于对于并购目标国的并购文化或游戏规则缺乏了解，以现金支付而不是股权投资，给人一种财大气粗且有政府支持的印象，给人“中国威胁论”口实；没有做好与美国政府、国会的充分沟通，使得政府和国会投票的时候反对外来的国家战略收购；没有把握恰好的时机，中海油出价不是优尼科提出要约的最初时候而是优尼科已经与雪弗龙公司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而且当对方提出适当提高价格的要求时却死硬地拒绝，因此最终出师不利。而一些并购完成的企业由于没有做好文化融合，最终导致经营管理巨亏，国有资产海外流失。因此，在所有影响海外并购的问题中，最容易操纵又最难以变革的是企业文化。许多企业突破重重困难终于完成海外并购，然而在煞费苦心经营之后，却困于企业文化，死于企业文化。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本有较大差异，加之中央企业有其特殊性，在海外并购后，中央企业往往深受企业文化冲突困挠。企业文化融合是唯一的有效途径，却又是最难突破的瓶颈。如若不能融合企业文化，无论中央企业使出千般技艺、付出万般努力，海外并购都终将难遂人愿。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就是文化。企业并购和对外投资最终就是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我们TCL并购汤姆逊公司和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成功案例看，正是由于走了充分沟通，同时尊重对方文化，最终实现了双赢。但是并购成功后，还将面临跨文化管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外双方人员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有较大差异。而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导致并购后的企业频频出现文化冲突，大到战略小到言行，文化冲突或激烈或婉约地破坏“联姻”，如任其发展，最终的结局不是不欢而散，就是走向衰亡。任何一起海外并购都不得不经受文化冲突的考验。解铃还需系铃人，文化上的问题还是要用文化的方法解决，文化融合就是消解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所有成功的海外并购案中，企业文化融合都是其成功经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未经历过文化融合的企业，永远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它们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同文化背景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文化融合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根本途径。中央企业想在海外并购中成功，必须过文化难关——认清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融合，防范文化冲突。

（二）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是提高竞争力、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积极引导境外企业加强文化建设，就是一眼盯着经济，另一眼盯着政治和文化，这样才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利于企业坚定走出去步伐，加速与当地社会融合，占据舆论和道德高地，发挥正面感召力，树立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从而为中国企业在境外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是我国加快转变“走出去”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推进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凝聚员工队伍、营造外部环境、提高管理水平、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输出中华文化价值观、建立强势文化的需要。文化输出能力和在当地的影响力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企业文化与国际竞争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国际竞争力离不开跨文化管理的要素，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又可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二十一世纪，企业竞争将进入文化主导领域，企业不仅需要过硬的产品，更需要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来支撑。企业文化愈来愈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元素，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基业长青始于文化。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得有符合自己实际的一套治理程序，也就是要有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要有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而这几个方面通过一定时间的固化融合变成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实现企业员工人人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共同价值观。而一旦员工认同并自觉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就很容易提高凝聚力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人才队伍的稳定，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四）加强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提高全球治理的重要前提。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对目的国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包括风土人情、法律文化、政治格局等所有细节，这样才能做好全方位的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才能更好地处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问题，当然也实现了中外文化的碰撞，在实践中实现文化的共同提升与融合，从而提高了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经营的能力。

二、客观分析我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我国文化建设虽然很努力，但是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激进者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亡之后再无华夏”，他们痛憾汉文化惨遭的大破坏，看到了我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却又犯了狭隘的华夏文化观的错误。笔者认为，我国文化建设确实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国家整体文化建设情况是一片悲惨世界

第一，没有文化大师。我国文化建设最悲哀的情况是没有文化大师，正所谓“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这个曾经自诩为“遍地皆圣人”的国度竟然堕落到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大师，我们可以武断地认为，几百年后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60年历史的时候，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和文化大师。这就是科斯教授一直被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而市场上飘扬的是媒体吹捧下的伪大师，一些是年纪大一些，实际没有多大成果的被供养着的遗老，例如文怀沙；一些是年纪中等，会写一些散文或在某领域有所擅长却毫无学术建树的被媒体吹捧着的抹着文化口红的中年人，如余秋雨等；一些是年纪轻轻，被背后力量操纵的品牌式年轻小伙，如韩寒、郭敬明等。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他”的优秀者，但是这些人抵不住诱惑，不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继续发展或“谨言慎行、深谋远虑”，而是暴虎冯河，贸然行事，逞一时快意，与其他人合谋，豪取短期利益。这使得本来可能成为某领域的大师的人，最终却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成为时代的落后者和被抛弃者。而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领袖”、“文化大师”等人趁虚而入，拼命制造垃圾强取豪夺，大肆犯下“巨额知识来源不明罪”。而政府又暂时无法消除文化堕落的祸害，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的信用损失，另一方面则压制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双重缺失，导致了“差不多”、“管他妈”等人生哲学和行事行为。可以说，自从我国取消了私塾，或者改变教学结构，大篇幅取消古文化教育以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早被阉割了，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没有及时培育起来，导致“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稷不为稷，不能蕃殖”。因此，我国现在的文化，真所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没有人才，我们只能“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第二，劣质文化盛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来，没有创造出类似四大发明那样超前绝伦的文明成果。虽然终于在2012年出现了令人奔走相告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好消息。但是，总体上优质文化的缺失，纵容了造假售假、封建迷信等糟粕文化，造成假权威、假文化、假学术、假大师、假文凭、假道学大行其道。首要表现在于占卜拜神蔚然成风。共产党是先锋队是无神论者，但很多共产党领导利用公器时常朝觐名山名庙。例如泰山和雍和宫时常有高层把道路戒严前去朝拜占卜或让所谓的大师指点。普通大众用占卜来测算那估摸不定的未来，来预测是否赚钱是否成功；青少年学生迷信于外国占星术热衷于“网络占卜”:遇到考试，先上网算算自己的“考运”；找工作，先上网查星座运势；是否要考研也去网上问明白；寻找婚姻爱情，更是要上网看看星座或者八字是否匹配，或者在线等候网友解答；衣食住行，也开始依赖于网络告知每天该何时起床、头朝哪个方位睡觉、忌讳哪种颜色的衣服等等，还时时预测每天的运气。总之，现在教室里、书桌上、书店里和网络上充斥着塔罗牌、星座、血型、网络算卦等占卜书籍，报纸、杂志也都推出星座占卜专栏，特别是一些知名大网站已把星座开辟成一个独立的板块，并且访问量极高。求神问卜成风暴露出整个民族的浮躁、缺乏自信、自我麻痹和创新乏力。第二表现在于造假贩假防不胜防。文化造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无意中造假，另一种是故意造假。“无意中造假”导致错误百出。例如，我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因而出现领导决策错误，却没有人指出。这种极端情况其实就是国外“皇帝的新装”的闹剧。外行领导发生错误可能不是主观行为，但是这些人大都会自以为是，而且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于是酿成了文化建设的苦大无边。还有，很多人当上了领导以后，就不再追求上进，不再深入学习，因此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有时往往不符实际，而且伤及根本。所谓“外行领导内行，不是官僚就是教条”是也。这种无意中造假，反而可能后果更致命！例如，毛泽东由于科学知识的薄弱与欠缺，又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和实践检验，就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假消息，于是错误地煽动一场人类浩劫式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农业放卫星运动，几乎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边缘。还有，比如现在很火的文化明星于丹，出名以后就不注重学术的严肃性，导致讲话和文章错误百出。在新著《于丹趣品人生》里提到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却将“伯牙”误称为“俞伯牙”，共有7处之多。伯牙，姓伯名牙，而不是姓俞名伯牙。另外，于丹在央视讲诗歌，将《客中行》一诗中的“琥珀”，读成hǔbò；将《从军行》诗中的“吐谷（yù）浑”，读成tǔgǔhún，而这两首诗都未超出中学语文教材的范畴。“故意造假”最可气可悲的就是文凭造假。这也是一个民族不爱文化、漠视文化、践踏文化的最集中表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以假压真”的“文化生态”、“以假充真”的“文化人格”和“假行天下”的“政治生态”共谋“以假遮天”，作为帮闲和帮凶的“造假文化”，又卖力助长了“伪假政治”的肆虐。官场和学界官文相护，伪上加假，恶性循环，丑陋不堪。我敢说，只有中国才有面目难看的在职研究生教育。表面上看来，政府鼓励建设学习型社会，但是却过犹不及地鼓励大家拿文凭，而鼓励大家拿文凭却不让脱产学习。这样实际上造成很多政府和商人直接干预研究生教育，而一些软骨头高校便名目百出地出台各种研究生教育来吸引政府官员和商界老板。这样，官员和商人获得了文凭也获得了一时的声誉，挂着硕士博士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骗党骗政府骗国家骗人民；高校获得了官员和商人的课题和资金支持，几乎成为一个教育产业链，共同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走向万劫不复。而且原来庄严肃穆的中央党校竟然带头培养在职研究生，而其他高校不是东施效颦而是很快学得像模像样且创出新花样。在职博士获得了“假的真文凭”，也就是他们有学籍，有真正的金字证书，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博士水平（当然，我在这里也应该向全国人民说声对不起，我虽然脱产读了硕士再读了博士，但我还只是一个混出来的博士，因为我的学术水平还很不够格，还获不了诺贝尔奖）。但这种更可怕，直接渗透到了整个教育体制，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应运而生。这种造假比方鸿渐购买外国文凭、唐骏购买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假证书更可怕。这其中最可悲的就是体制默认了文化造假。真是“大学原来不读书”，“博士原来不读书”！而学历可以造假，便激发了广大官员的经历造假。最典型的可以说是河北造假书记王亚丽。她改年龄，改姓名，通过非法手段，成为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还有文怀沙，仗着几缕美髯，仗着参编的几本书，仗着一大把年纪，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化大师，到处谋求商业利益；而披着皇帝的新装的年轻80后韩寒，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命题作文得不了高分、七科成绩亮红灯、高中毕不了业的辍学生，竟然出版了煌煌巨著《三重门》、《零下一度》等小说，而且嚣张文坛十几年！面对采访一问三不知自己作品内容的伪作家却横空出世摇身一变为一个文化英雄并且被确立捧护起来，而无数不辨真假的人成为商业利益殖民的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辍学者，竟然成为一种品牌，一种叛逆的符号，而这种工具化的偶像借助网络和赛车活动，把年轻普罗大众（当然也有很多所谓正义的公知）的是非观韩寒化从而商业化。这些疯狂的思想贫乏的粉丝便轻而易举地被俘虏，甚至以韩寒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是非标准:以对韩的态度把人分为两类。一些原本矜持自重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也很策略地投怀送抱，与韩寒做起勾兑的生意来。傍上这位青年思想领袖，仿佛就获得了继续生存的入场券。韩寒粉丝自发地加封韩寒为“当代鲁迅”，而一些倡导普世价值的媒体，全情投入造神运动，迅速把韩寒捧为“草根领袖”，他们试图将这尊大神强加于知识群体，造成后喻文化时代奇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的利益集团正在干一件十分不道德而且险恶的勾当---假韩灭儒，也就是借助扶持一个阿斗式的韩寒来压制那些真正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而韩寒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乐意于呼风唤雨抱得美人归了，于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开始沉默，正如鲁迅100多年前《破恶声论》所说的万马齐喑式的“最大的恶声”！而让人更恐怖的是，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章碣《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另外一种造假就是拍卖造假。一些所谓的专家、学霸、研究员、教授，垄断了文物、艺术品等的真假鉴定，只要他们说话，就没有人敢说是假货，或者人们就只得相信那是真货。而那些无良的拍卖公司，更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他们不负责拍卖东西的真假，只管拍卖赚钱。最近热炒的钱钟书书信拍卖，当有人质疑书信真假的时候，保利拍卖公司却不敢正面回复。

第三，历史文化依赖。我们的文化缺少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产品。著名编剧邹静之说:“如果说现在是个‘拼爹’时代，历史文化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爹’。”而我们的文化建设现状就是一种严重的“文化拼爹”与“文化啃老”。陈鲁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卷帙浩繁。平心而论，世界上其他民族要跟我们比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那就是不自量力，拿鸡蛋碰石头。历史悠久的希腊、印度、罗马或可与我们打几个回合，后来一度崛起的葡、西、英、法、日、德虽曾辉煌一时，但从总体上比较还都不是对手；“暴发户”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更是提都不要提。泱泱中华，悠悠几千年历史，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文学，还有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都是我们文化“拼爹”的雄厚资本，足以傲视天下。如果把这些东西通过现代文化手段艺术地表现出来，不仅能教化国人，增强历史自豪感，而且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亦大有裨益。遗憾的是，历史上的很多优秀的人和事我们还没有写出来，或没写好，就好比是捧着金碗吃不饱。如今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小说，数量尽管很多，但多是粗制滥造之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敢恭维，因而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很少。而近邻日本、韩国，却经常通过历史剧输出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撒切尔夫人就曾尖刻地对中国预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文化“拼爹”固然可以使我们得天独厚，但也可能使我们产生文化惰性，躺在“爹”的安乐椅上不求进取，最后变成了文化“啃老”，即只靠稀释、重拍、戏说、改写或颠覆前人的经典过日子。文化“啃老”，一是啃古代经典，如影视剧啃《红楼梦》、啃《三国演义》、啃《水浒》、啃《三言两拍》、啃《聊斋志异》、啃《史记》；二是啃当代经典，如把那些曾经反响不错的电影改编成电视剧，譬如《永不消失的电波》、《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英雄虎胆》等，把多年前拍过的电视剧重拍拉长，如《玉观音》、《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还有金庸的武打剧、琼瑶的言情戏等；体现在书籍出版上，则是无休止地推出那些“我注六经”类的戏说、解释、阐发、歪曲经典的通俗读物。还有一种文化“啃老”，是争夺真真假假的古人遗址来吸引大众注意力，猎取经济利益。凡此种种，对传统文化盲目依赖，对当下文化极端不自信，都没有表现出当今中国文化应有的创造力，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泥潭。文化拼爹和文化啃老这种文化依赖综合症，使得我们的文化建设包袱沉甸甸，创新能力却严重萎缩。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善于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元素，巧妙地以他山之石攻玉，利用中国故事拍成《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占领中国市场，利用埃及故事拍成《埃及艳后》占领埃及市场，利用古罗马故事拍成《角斗士》占领欧洲市场……从而牢固而广泛地占据舆论思想市场。

（二）企业文化建设更是令人堪忧

我国文化建设不大成功、成效不大的根源在于我们遭遇多次文化破坏和缺乏足够宽容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文化多次被单一化是最主要原因。西汉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破坏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盘苏联化、完全马克思主义化，破坏了五四“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的优良传统，驱走了蔡元培引领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撵走了陈寅恪一直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气场。另外，一个主因是西方文化殖民。西方对中国结束常规侵略战争以后，往往利用军备竞赛等冷战政策企图拖垮中国，然后又玩弄起和平演变等文化侵蚀策略，进行文化殖民和精神意识殖民，企图消灭我国的文化自主性，并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西方将性紊乱标榜成恋爱自由，将钻石等奢靡玩意儿、碳酸饮料、连锁快餐、口香糖、巧克力等口中常物输入中国，占领中国市场领土。而最可怕的是，西方利用全球化理论和实践，通过商品、知识产权、银行、金融系统和媒体宣传等要素将其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全球泛滥开来，不费一兵一卒就侵略控制一个国家，从而切断中国的传统文化纽带，使之全面倒向西方的价值体系，造就遍及全球的、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统一大市场。这种隐性征服比任何一场军事战争都严重，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上的崇洋媚外、经济发展上的外资依赖、人文精神上的各种缺失。本来应该最有冲突的中西文化却和谐相处，甚至盖过了中国本土文化。而本来最应该和谐共生、碰撞提升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却时有冲突。我们当前的最大矛盾已经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日益萎缩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能力之间的矛盾。文化懒惰惯性和文化殖民心态，使我们习惯于依赖外国的精神食粮，习惯于西方文化的慰藉，习惯于美元的殖民。我们的文化创新依赖于模仿外来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更新换代，习惯于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胡拼乱凑。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独立自主的个体，没有能够自我担当起文化建设的市场主体，我们的企业在国家文化一片悲惨世界和西方不良文化侵蚀的情况下，无所适从甚至丧失文化自信或者不够自主自觉地履行文化担当，因而出现了以下种种恶象。

第一，文化土壤贫瘠。我们的优秀文化之所以没有茁壮繁荣起来而被稗草遮掩，正是因为我们的土壤适合于山寨文化、造假文化、庸俗文化等文化稗草生长。或者我们的肥沃土壤被稗草们和谐了。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文化边缘化以及国民漠视文化，而这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文化建设的制度缺失或制度贫弱。文化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不再是大家推崇和信仰的核心支柱，商人、金钱、利益成为左右一切行动的指南和准绳。而作为代替普通大众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为了追求纯GDP的增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得过且过，只要GDP增长了，其他都不怕！这种一俊遮百丑的文化氛围，使得暴发户的政府、廉价的文化更加严重地损害甚或扼杀了优秀文化的生长。整个国家追求GDP，企业则拼命盲目追求利润，而又不懂得通过文化建设更好地追求利润。

第二，文化建设表层化。企业文化建设虽然方兴未艾，但十分表层化。所谓浅表层化，其实就是企业文化培育过程中形成以视觉识别系统为主导，对企业文化整体建设造成的误导、偏移与错位的不良倾向。另外，没有形成一套经营规范，没有防范风险机制，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流于形式上的举行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思维和依赖政府的惰性，没有很好地遵循国际交际惯例，缺乏明确具体的企业文化发展目的和规划，无法正确引导管理者、广大员工科学地摆正企业文化各个系统的科学位置，使企业文化健康规范地培育、运行、成熟、发展。(www.xing528.com)

第三，官僚文化滋长。国有企业本来就有级别，虽说是经理、董事长，但是比政府牛多了，出手阔错，银行得扶着、地方政府得捧着，而这些企业领导大都直达中南海，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为封疆大吏或者中央部门一把手。这使得这些企业宁愿官僚体制，宁愿科层文化，高长幼上下尊卑，搞家长制一言堂。企业成为一个制度稀松的市场组织，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际上因为国情、感情、制度漏洞而堕落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对某些人执法必严，对别外一些人不必严；某些人违法必究，别外一些人不必究”。另外，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世界最成熟的公章文化，世界上最强大的感情市场，大大膨胀了“人治大于法治”的恶劣行径，严重削弱了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多年来，我们也发现了没有随之建立起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因此多次进行全国性的努力，如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但是仍然无法抹除官僚文化官僚习气官僚作风。

三、科学推进我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为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加强我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最终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我们要从宏微观上做好路径规划，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企业出国人员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走出去”事业向前发展。

（一）文化建设的统领思想

第一，要以中国梦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中国梦是炎黄子孙每个个人自我奋斗的梦，也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集体的全员行动的梦，我们每一项工作都应该自觉以中国梦为统领，自觉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全球性思维和国际化行动，合理制定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实现国强民富，抹除因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的马太效应和绝对不平等性。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发展的人本性，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坚持发展的协调性，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解决一系列不合理的双轨制和二元三元结构；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加强危机科学治理，转变发展方式，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实现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中国和谐社会永远繁荣昌盛。这样美丽中国幸福中国才能像先贤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二，要树立正确而先进的文化观念。社会转型时期，亟需文化观念重塑。文化建设首先应该是国家价值观的建设，是民族精神的建设。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转型期转折期，各种矛盾尖锐突出，但是主要矛盾在于思想混乱，在于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将文化建设昨晚国家战略进行全国思考和部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钙质，没有钙质，我们的民族就会得软骨病，就是没有精神支撑的行尸走肉。因此，国家层面上要做扭转文化荒漠化的努力，将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像美国那样将文化输出作为国家价值观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形成巨大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企业层面上，要努力建设符合自己业务自己情况的核心价值观，并形成自有特色的人人自觉践行的企业文化，彰显自己的企业精神，坚持自己的市场观点，贯彻自己的目标哲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最终成为颠扑不破的百年老店。同时，国家和企业既要建设文化，还要传播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中央企业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出“铁人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先进的企业精神，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产业报国、振兴中华的核心价值观。许多中央企业挖掘自有文化价值，紧跟国际发展形式，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国际形势、结合自身实际的文化体系。而这些良好的精神文化资源，必须不断实践，反复锤炼，精辟论证，深化升华，纠偏充实，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自觉，并不断对外传播，扩大受众，实现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二）文化建设的内容层次

宏观上讲，我们要努力做好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四个方面建设，进而创造出一个健全的单位文化系统和良好的内外工作环境。特别是，立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紧扣中国走出去事业的发展脉搏，大力建设学习及创新文化；适应走出去企业关系复杂化和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努力构建和谐文化；立足市场经济和WTO规则，建设国际普适的行为文化。

微观上讲，我们要努力建设好自己的特色文化，建设管理文化，规范职工行为；建设激励文化，激发员工热情；建设理念文化，培育员工士气；建设创新文化，实现转型升级；建设质量文化，提升管理成效；建设和谐文化，加强凝心聚力；建设行为文化，彰显企业形象；建设诚信文化，强化道德自律；建设责任文化，完成履职使命；建设感恩文化，促进互助友爱。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八大特性，一是全局性，面向全局、系统和整体；二是永续性，持之以恒和倾心经营；三是尊重性。尊重每一个人，尊重劳动，尊重创造，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四是合作性，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五是创新性。既要继承传统，又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六是先进性。吃透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勇于探索，不断进步，走在时代的前面。七是特色性。求真务实，坚持自己的风格和气派；突出个性，不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八是人本性。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员参与；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重视和实现员工正当利益。

（三）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是做好内容与形式的有效结合。形式上的可视的VI识别系统要与内容上的无形的理念体系相辅相成，推进理念到思想再有思想到行为的自主自觉，提升文化的引导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

二是加强党建与文化建设的有效结合。党建是进行权力结构建设，进行党性纯洁，抓文化就是进行精神结构建设，进行责任意识培养。如果把事业发展比喻成一个人的话，权利结构就是这个人的躯干，精神结构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因此，党建离不开文化建设，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要紧密结合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高尚文化自觉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习气，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要实现思政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化，最终将思想政治工作转换提升为文化建设，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我们的企业保持基业长青保持强大国际竞争力影响力。

三是建立文化建设机制。首先，企业都应该建立文化建设部门，注意形成自己的单位文化。企业管理部门要形成服务就是生产力的组织文化和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制度文化；企业执行部门要形成高度自觉的质量文化、责任文化、使命文化。其次，每个员工与其单位都是一种集体式工作合约，应提升为一种崇高的心理契约。加强沟通与教育，运用文化手段对员工进行心理、人格、精神等方面的净化、教育、提升，使他们统一认识形成心理契约，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形成高尚的人格文化、民族精神、责任文化和价值文化，形成自觉的高效完成工作任务的文化，既顺利完成任务又得到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从而提高凝聚力与执行力。第三，每个员工和企业在工作中都会出现很多矛盾或者事件，思想政治工作最关键的是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化。被教育者觉得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实际效益，因而对此感到无所谓，当然更多的是教育者缺乏教育方法或者以高尚者和领导者自居，且在教育过程中流于形式，因而使人厌烦。故而，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将利益攸关者全部动员起来，实现全程、全方位的自觉性。第四，融汇贯通各民族文化，做好跨文化管理。西方文化真正转折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西方文化压倒中国文化不足500年。而我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解西方，因此我国是唯一一个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国度。西方人要真正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受阻于中文的晦涩和古奥，而我们则不大受外国语言障碍。因此，我们要在融汇贯通中西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居高临下，建设超越于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新型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我国的国际议题、国际规则制定参与权、话语权、决定权。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新中国每一角落，把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中国文化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提炼而又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西方文化矿产，融入中国式元素，创造吸纳所有民族、所有地域、所有年代的优秀文化元素的文化新成果。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差异不应是文化冲突的借口，而应为文化融合的航标。文化融合是管理上的挑战，更是经营成功的保障。文化融合是失败之源，亦是成功之本。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宏扬和谐理念，促进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必须本着系统、平稳、革新的原则，在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物质层广泛展开，因地制宜地实行注入式、渗透式、分立式和重塑式等文化融合模式，保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从跨文化融合管理中下功夫求实效。

四是创造文化发展环境。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繁荣昌盛，有赖于人类物质创造能力；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精神层面的繁荣昌盛，有赖于人类精神创造能力。只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交互发展的环境，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演进。我们创造不出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但我们要能够提供适合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生存成长的环境。一要“给思想一个市场”。科斯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因此，我们应杜绝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武断和独断，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和独一无二的思想源，而要建立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市场，既要精英文化也要民间文化，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但不可偏执于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犬儒主义等某种思想，要让所有思想在网络上、在媒体上、在市场上交流碰撞，创造文化天才、大师成长的宽松环境。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互联网已经把世界铲平碾平了的时代，我们应该放开网络，特别是微博、wifi，通过监视网络IP和要求各网站舆情，真正做到“以网络或ipad知天下治天下”；二要重塑文化信用。信用包括个体层面的个人信用，机构层面的组织信用，如政府信用、行业信用、企业信用，制度层面的制度信用，而制度信用包括文化信用。因此，要加大打假，维护文化尊严，对外打击外来不良文化，对内坚决打击造假文化；三要建立科学的文化和思想定价交换机制。厘清文化真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厘清文化定价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借鉴发达国家（地区）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建立文化、金融、贸易、品牌之间协调统一的定价机制，提升文化发展潜力和价值。

五是培育优秀的文化人才和管理人才。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关键。文化要发展，必须培养合格的文化创造者、传播者和管理者。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没有文化部，但我国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必须有一个部门来防范糟粕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等涉及文化建设的部门应该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各个城市的干部选拔要进行文化考核，要让懂文化的领导干部抓文化建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部门，特别是率先在在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医疗等专业性要求极强的行业和部门，实行“内行领导”。作为文化建设管理部门应该做好服务工作，积极扶持良好的文化项目，培养学贯中西、思想活跃的文化工作者、文化创造者。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为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攸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是国家的重要骨干企业，肩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中央企业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使命，更是当下重任。中央企业必须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核心，结合我国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中发挥示范作用，利用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企业文明》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