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发展：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关键

内容提要:文章严格界定了自由贸易园区或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及联系，然后梳理了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概况，最后提出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一些举措。指出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总书记一把手工程，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首要对外工程，是中国当前深化对外开放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一招，必须坚持三大理念，制定三大举措。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园区；根本性；关键一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将对内主要靠新型城镇化，对外主要靠深化开放。但是如何深化对外开放，国家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核心逻辑。我们认为:在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纷纷绕过WTO另起炉灶的时候，我国对外开放也应该从WTO阶段进入到FTA阶段或者至少是超越WTO阶段，我国应该将发展自由贸易区作为当前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但是，如何全面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构建起符合我国利益和以我为主的新型双多边国际经贸体制，甚至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必须首先做好以下几点。

一、必须澄清什么是自由贸易区

当前媒体一直在宣传“上海自由贸易区”或“上海自贸区”，其实国务院、商务部和上海市的文件中的说法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因此媒体热炒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而只是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只能简称为“上海自贸园区”。我们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区是指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成员方必须相互取消90%以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实现投资和贸易双重自由化。显而易见，自由贸易区的本质是为实现某种经济目的，依据缔结的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国际组织。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申明以下几个核心概念。

第一，什么是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自由”是指根据成员谈判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框架下的自由，而且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必须相互取消90%以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或者说是除了负面清单以外的投资和贸易双重自由化。

第二，什么是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贸易是指根据成员谈判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经济往来，包括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文化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一切可以贸易的领域，而且很多还包括投资方面的优惠安排，如投资便利化。

第三，什么是自由贸易区的“区”。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国际法概念，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关税区（关税领土）或国家构成的区域。例如，双边的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多边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因而CEPA和ECFA虽然同属于一个国家，但属于不同的关税区，一般也认为是自由贸易区。

二、必须弄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的区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挂牌，国内掀起了自由贸易区的宣传热潮。但是很多宣传没有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的既定说法，而是改为“上海自贸区”或者“上海自由贸易区”，媒体这种宣传使得很多受众一时无法充分了解其中要义。

首先，自由贸易区是双多边贸易体制。自由贸易园区则是一国内的特殊经贸区域，可以简单地比喻成现有对外贸易区、开发区、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自由运转区等做法的升级版。换言之，就是一个经济体内实施境内关外投资贸易政策的特定区域。当然，中国事情比较特殊，内地和香港、澳门的CEPA；大陆和台湾的ECFA，还是属于国内经济事务，但由于属于不同关税区一般也认为是自由贸易区。

第二，自由贸易园区可以成为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尝试。例如，《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英文简称CEPA）以及后续的补充协议系列，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内地与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成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三大领域深化对外开放的实践载体。2010年在重庆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ECFA）更加扩大了交流合作层面，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货物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早期收获、例外、争端解决、机构安排、文书格式、附件及后续协议等丰富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协议，为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积累了更加扎实有效的经验。2013年9月开办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在对内借鉴CEPA和ECFA经验，对外借鉴已经建设的自由贸易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更加自由开放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使命就是，在当前国内经济放缓、国外欧美去WTO化的宏观背景下，打造香港之外的自由港，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以及行政精简化，直面全球改革竞赛，突围全球贸易谈判，打造全球金融实力，进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制度创新的试验成果实现国家战略。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本质是借鉴全球市场制度，创建融入全球的跨境服务业市场。它是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建设的一个战略步骤。自由贸易园区是主动的可控的开放，是发展自由贸易区的一种有限而有效的实践。

三、必须清楚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

第一，自由贸易区数量有所增长。我国对外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始于2004年，迄今已签订的国际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有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冰岛、中国-瑞士、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韩国、CEPA和ECFA等13个，正在谈判的8个，涉及24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其中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的谈判已经结束，2015年内可能正式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研究的有中国-印度、中国-哥伦比亚、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中国-摩尔多瓦等5个。总之，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二，自由贸易区发展成效一般。2011年美国、欧盟、韩国、墨西哥与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7%、27%、35%和73%，而当前我国同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仅占我国外贸总额的24%，如果剔除港澳台地区，仅占11%，这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也与我国当前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完全不相符。另外，与我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还大多是小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我们应该主动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尼等人口或国土面积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开辟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广大战略缓冲；同时主动与欧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提高战略互补效应。

第三，自由贸易区层次较低。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相比，我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美欧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以及双边投资协定2012范本（BIT2012），不仅范围广，开放程度高，涉及经济量大，而且旨在通过解决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确立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竞争、资金转移等领域的新标准、新规则。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负面清单只有一页A4纸，日本只有两页A4纸。而我国目前已签署的多项FTA和BIT则大多仍属于标准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新设的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负面清单仍然多达190条涉及18个行业，禁止外商涉入领域包括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网吧、网游运营服务、博彩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等。这些使得我国离参与TPP、TTIP、TISA和BIT2012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四、必须加快贯彻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同志又明确强调，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强国富民之路，深化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而发展自由贸易区应该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一招。因此，我们应该全面贯彻实施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一）必须清楚并坚持科学的自贸区发展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或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觉悟和认识高度。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作为人组成的国家，其发展更是依靠战略思想。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路在哪里，必须要有明确的战略理念和指导思想，必须形成一定的共识，形成科学的以发展自由贸易区为主题主线的对外开放的科学意识形态。特别是要像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那样来加大宣传力度，形成通过加快发展自由贸易区来深化对外开放的全国一盘棋全国一股劲。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可见，改革开放已经再次成为高层意识和朝野共识。但是我们要坚决破除认识上的两种偏差。一方面，不能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功劳簿上睡大觉，不能沾沾自喜居功自傲固步自封，从而阻止或者限制进一步对外开放。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进资金，引进管理，培养人才，提高出口，提高外汇储备，改造银行，改造实体经济，提高国际地位。展望未来，这些方面的改革红利继续存在，但边际贡献下降。因此，我们应该把扩大开放提升到维续我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加快打破“玻璃门”“弹簧门”“门中门”等问题，尽快在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规则制定和事务治理。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关注和跟进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新规则，不能带着过多民族情绪和冷战思维，把国际自由贸易问题政治化。特别是要要正确认识美国主导的TISA、TPP和TTIP谈判，不仅不能渲染冷战思维和民族情绪，予以妖魔化、政治化，而且还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审视这几个协定。要认识到它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新方向，我们应该更多地创造条件向其靠拢，以达到更高的开放水平和开放标准。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我国加入WTO前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普及宣传工作，可谓深入人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系统、大范围对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的宣传、培训和普及工作，很多部门和企业对BIT、TISA、TPP、TTIP等概念都比较陌生，加上一些误导宣传，往往容易产生排斥心理。因此，有必要尽快加强开展相关的宣传、培训和普及教育工作，从而形成最广泛共识，为新一轮三十年改革开放创造健康的意识形态环境，尤其是应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并让每位党员干部掀起研究和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热潮。特别是形成并坚持以下三大理念:(www.xing528.com)

第一，发展自由贸易区是通过开放促改革的重要举措。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开放促改革一直是我们的法宝。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才扩大到整个城市，将整个城市作为特区，甚至于1988年将整个海南省作为特区。正是通过建设特区扩大开放，倒逼国内企业制度、经济管理方式、财税金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诚然，改革与开放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实际上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出“增量改革”、“外延式改革”特点的重要理由。“以开放促改革”的机理在于:通过对外开放，不仅能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到国际竞争的大潮中学会“游泳”，还能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对国内企业产生倒逼机制，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落后企业淘汰出局，或迫使它们转换机制进行重组或改造，进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开放促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和潜力。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的市场经济水平还有待提高。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作为市场经济“圣经”的民法典却一直无法出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于1954-1957、1962-1964、1979-1982三个时间段内进行三次民法典起草，但最后都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60多年，拿不出民法典，真是有愧对历史和人民的遗憾。拿破仑只用5年就拿出了举世闻名的《法国民法典》，苏联也仅用5年就颁布了苏俄民法典。民法典的缺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涉外民事关系处理很难与国际接轨，使得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而造成一系列经贸争端与摩擦。因为民法典是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法律规则。只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民法典才能使得市场经济体背后的制度基础更加成熟，特别是在产权界定、交易、纠纷解决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因为，只有民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才能够对产权进行非常明确的界定；才能在此基础上建设透明、公平、市场化的交易平台，保证交易自由顺畅规范地进行；才能需要公正透明的纠纷解决机制，确保产权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但我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货币还无法自由兑换，导致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十分有限。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就是通过自由贸易区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特别是在法律体系和货币金融方面实现接轨。因此，李克强总理2013年3月考察江苏、上海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促改革，“现在看，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要以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观念和体制创新，形成开放新格局”。随后李克强总理力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力图使其与TPP等国际新规则接轨。可见，发展自由贸易区就是要打通制度和金融国际化这任督二脉，确实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发展自由贸易区就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区的实践和发展应该成为中国与国际接轨进而提升的节点，通过自由贸易区的主动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发展与创新。

第二，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抗击欧美日贸易围追堵截的战略抓手。从我国融入国际制度的历程看，我们正是通过融入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和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这三个阶段从而参与国际新制度制定，抗击发达国家高超的制度操控能力，在抵制与参与中成长。我们通过发展自由贸易区来倒逼改革，就是一方面要为国内立法，推进国内制度融入国际惯例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另一方面要通过合众连横主动为国际立法，建立以我为主对我有益的国际新惯例新机制新组织新制度。如果说我们从1986年至2001年经过15年的艰难困苦谈判主动加入世贸组织是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甚至参与国际治理的成功实践，那么主动加快发展自由贸易区则是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进行全球配置从而将我国由世界车间取而变之为世界市场的一种战略选择。积极推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就是通过主动开放参与国际新制度新标准的制定，为未来立法，为自己立法，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规范，维持全球化最大受益国地位，把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人类发展利益结合起来，主动承担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责任。因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跨国公司业务的扩展，全球化的进程正在迅猛加快，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个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全球化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世界市场中，我们就得遵循这个市场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绕开世贸组织甚至联合国，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我们亟需加快贯彻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妥善处理和解决国际贸易新关系。

第三，发展自由贸易区必须全面树立并践行中国特色重商主义。重商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商业本位”，我们千百年来都是重农抑商的重农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WTO日益边缘化并且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鸡肋的尴尬时刻，美国曾经鼓吹中国是创新重商主义，即指称我国通过减少进口、扩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扶持本土企业等措施发展国民经济的违反世贸组织精神及规则的经济战略。具体而言，美方认为中国一方面通过汇率操纵、关税歧视和增值税或其他税减免等手段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强迫技术转移、硬性规定合资要求、控制外国采购、弱保护和区别化专利制度、盗版、网络间谍活动、政府认可垄断、直接歧视外国企业、繁重监管认证要求、设定国内技术标准、限制外国产品销售、限制关键材料出口、让利于国有企业、贷款优惠、出口补贴、出口融资、税收鼓励、土地和租金优惠等手段扶持中国本土企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美国指责的创新重商主义，修正并建构起自己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重商主义，即思想上彻底摒弃千百年来传统僵化的重农抑商主义，行动上扩大进口高新技术、能源矿产等我们亟需的产品，保持大规模出口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坚持通过扶持自主创新和产业自主等合理手段确保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我们当前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必须践行中国特色重商主义。中国特色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发展，重视工业、农业、商业全产业链的和谐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深加工，坚持工业贸易一体化，坚持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通过对内搞活流通和对外搞好贸易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另外，通过大力发展商业，杜绝军事重化工业赶超战略，杜绝重农抑商或者重工抑商的倾向，切实将服务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和支柱，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培育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真正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大力发展商业，真正实现收好税收用好税收，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收好税用好税，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大力发展商业，推进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规则意识，提高遵守规则、按照规则办事、利用规则发展和制定规则的能力，最终提升对外开放的综合成效。

（二）必须制定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具体举措

理念或者战略搞对了，关键在于战术执行。要知道加快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总书记一把手工程，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首要对外工程。因此，在全面梳理各国应对WTO边缘化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和吸取我国以前耽误发展自由贸易区的教训基础上，要加快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能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举措。

1.积极争取参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主动参与TPP、TTIP、TISA、BIT等新规则新标准谈判，从而主动与发达经济体在交流沟通中增进经济合作。TPP最初是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蕞尔小国2005年倡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税减免，即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2008年美国才宣布加入并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3轮谈判，随后美国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美国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2010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TPP谈判成员，使TPP成员数量扩大到9个。2010年3月15日，美国在墨尔本召集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等其他7国举行首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此次谈判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较为强调的内容包括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其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2012年10月8日，墨西哥正式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十个成员国。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正式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2013年3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可见，美国最初也只是一个参与者融入者而已，只有加入组织才有可能为组织立法。虽然美国背后有着通过TPP控制亚洲经贸、主导贸易新标准、实现出口倍增、调整FTA战略的使命，但就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一样，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双刃剑，我们不能自外于这些新规则新标准，而应该将TPP、TTIP、TISA、BIT等作为触动中国深化改革、迎接国际新标准的开放目标，全面规划开放战略新布局，以自信自觉自主的姿态主动参与谈判，从而增加主动权话语权决定权，更好地限制美国孤立我国的战略意图，从而在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制度安排、规则制定、机制建设等方面有所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2.利用合纵连横和统一战线的智慧继续创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王纲解纽，处士横议，各国为了生存纷纷展开自己的理性外交，从而创造了合纵连横的古代外交智慧。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正是靠着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侵略者和反动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应充分把握国际经贸新形势和世界发展新契机，通过发展自由贸易区，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统一战线，从而有效防范美国的新型经济霸权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

第一，抓住世界多极化更加明显的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与欧盟和主要新兴国家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抗衡日渐式微的原本一超独大的美国，进而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例如，在获取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关键岗位和话语权方面，中美、中欧都可以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合作。

第二，借力美国新一轮繁荣的机遇。美国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和之后的自救、改革和调整，已经跨过财政悬崖，并凭借着低利率、低能源价格、低劳动力成本、高效市场机制和高新技术创新等五大优势和经济增长再出发的条件，出现了复苏态势趋势形势。这将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发展新周期，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强大持续的外需，也将为中美两大经济体创造更大更高更强的互补性，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水准提供借鉴。我国应时刻关注并做好参与TPP、TTIP、TISA等谈判的准备，力求和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共同制定更加合理更加普适的国际经贸新标准新规则。

第三，妥善处理中国与欧洲、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亟需走出困境的欧洲拥有技术和品牌，而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正好需要这些东西以转变发展方式。同时，欧洲自顾不暇之际，刚好给我国主动出击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在扶助欧洲的同时，逐渐接收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利益。日本经济历经20多年的停滞，尽管实施了号称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政策刺激，但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在此情况下，日本要走出迷茫，必须在中美关系框架下考虑中日关系，同时也要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框架下考虑中日关系。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历来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双重关系，但是只要我们继续保持稳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将很快拉开与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从而为我国产业布局、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赢得更广阔空间。因此，中欧、中日、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强大的需求和潜力。

第四，密切跟踪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新标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贸易争端贸易马超不断加剧，各国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另外，主要经济体在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情况下，纷纷调整国际化战略，加快推进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建设，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使得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特别是以TISA和BIT2012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以TTP、TTIP等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以各种形式FTA谈判构成的双多边贸易体制正使得WTO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WTO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对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要注意广泛吸纳、主动出击、有所作为。首当其冲的是，加快自由贸易谈判，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经贸合作进程，制定应对TPP、TTIP、TISA、BIT2012预案，做好产业升级产业产业合作产业承接等工作，打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孤立与围剿。

3.另起炉灶建立我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成为思想的大国。然后在思想的大国基础上，成为为世界立法的主导国。我们多年来老是疲于应对国外提出的理论理念和舆论压力，从而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和产业竞争力。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要有能够与西方对话、抗衡西方独语的东西，要有能够引领国际新一轮发展的理论武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一，建构中国自由贸易四大圈层。这是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提出的设想。首先，配合国家统一战略，建立两岸五地大中华自由贸易区。这是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第一圈层，也是桥头堡。第一步，建立祖国大陆、香港、澳门自由贸易区；第二步，建立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推动向北开放战略，实现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蒙古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参与和推动本区域或更大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如果两岸五地之间的贸易往来、资金流通、人力流动、科技交流合作更加频繁，这一区域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经济圈，进而加快实现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必将吸引其他国家加速与大中华区合作开辟更大的自由贸易区，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实现华人经济自信自助和自主，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其次，继续贯彻实施睦邻友好政策，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自由贸易走廊。新形势下，我国外交工作是要建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战略格局。从政治、经济、安全等综合因素考虑，周边国家对我国的重要性最为突出。我国与周边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我国从周边获得的投资占70%以上。建立周边贸易环形走廊，开展周边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更好地输出我国发展机遇和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更好地利用周边资源和市场同时创造良好环境。第三，对抗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建立亚太自由贸易海陆平原。在大洋州，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澳大利亚与我国经济关系密切，而且已经进行多次谈判。中澳自由贸易区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关键。在亚太经合组织内，在APEC基础上推动亚太经济自由化进程已经持续多年。APEC成员智利和秘鲁都已经同我国签署FTA。随着我国经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亚太地区国家与我国经济联系将日益紧密，我国与其他成员之间推动亚太FTA建设不仅可能而且很快。我国应该从战略上利用这个平台推动自由贸易，积极拓展外贸空间。第四，以中俄、中德、中国-巴西自由贸易区为新突破，建立中国与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自由贸易网络。就目前形势看，中国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不可能，中国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不可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是不可能。因此，最近及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不应把希望和精力放在中美、中日、中日韩自由经贸协定的设想、研究和谈判上，这都是在做无用功，而应该致力于中国-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国-南美洲、中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以中德为突破口建立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以中国-巴西为突破口建立中国-南美洲自由贸易区，以中国-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区为突破口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最终建立起一个以中国、俄罗斯、德国、巴西为主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CRGB），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第二，建立“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2000多年前张骞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600多年前郑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当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建构起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新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带，建成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从而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国际经贸发展的统一战线。这也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9月在上合组织元首会议期间提出的倡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写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些举措力图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国内的纵横交错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国内外的相互融入相互包容。“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顶层设计，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以人文交流作为纽带、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中国和各国交流的大通道。为了更好地推进一路一带战略的顺利实施，为全面实现早期收获和长远成效，我们应该对该规划进行全面的战略运筹。首先，在陆地空间上建立四大主线和六条走廊。四大主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三条线。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越来越成熟的高铁技术，建立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速铁路网络；六条走廊就是建设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巴走廊、中印孟缅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链接国内的重要节点如乌鲁木齐、喀什、昆明、兰州、郑州等城市。四大主线和六大走廊最终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方面突破中国的胡焕庸线，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带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态平衡和共赢秩序。其次，建立以大城市为主的网络节点。目前西安已经正式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实施方案》，力图以西安为腹地，重点打造“一高地，六中心”，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和建设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领馆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商贸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六大中心。甘肃则可凭借河西走廊这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的优势，申请建立泛中亚能源交易中心，力图把甘肃打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新疆则可借我国大力推进向西开放战略的契机，谋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金融贸易创新示范区，抢占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制高点。同时，借鉴中国-东盟合作模式，以“上合组织”为基础，争取早日建设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然后逐渐延长直至西亚欧洲。第三，建立海上丝路自由贸易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链接海上国家，国外面向的是各大洲沿海城市还有岛国岛城，国内链接的重点港口节点包括天津、厦门、漳州、泉州、连云港、青岛、日照等沿海城市。同郑和下西洋路线上的国家早日建立自由贸易区，解决我国畅通无阻的马六甲海峡航运通道，加快瓜达尔港的扩容运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加快挖掘位于泰国的克拉运河开辟新航道。同时，按照“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战略构想，建设“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成我国西南和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两大战略性经济带，建立起中国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促进两条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取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

第三，建立网上自由贸易区。其实现在苹果公司的APP已经堪称网上自由贸易区，因为大家可以在苹果商城自由购买软件、图书、游戏、音乐等电子产品，而且不用交税。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中国也与马云商讨了如何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推广英国品牌及增加双边贸易的策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让我国著名的门户网站，淘宝、微信、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公司，工行、平安等金融机构，在网络上建立自由贸易区，一方面通过网上商城扩大进口，另一方面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当然我们要做好电子商务立法，特别是如何收税如何通关等方面的规定。

第四，在上海自贸园区的基础上建设更多更高层级的自由贸易园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例如，建立闽台自由贸易园区、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沪港自由贸易园区等等。我们要严格抓好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产业、规则导向，在某些特殊领域开放上真正有所作为。虽然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我国在加入WTO时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比较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更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仍然比较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有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法律服务、科教文卫等领域。因此，我们要在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准备的基础上，壮士断腕说断就断该断就断，努力缩短负面清单，积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战略运筹:推动投资领域的标准提高，缩小与TISA、TPP和TTIP等国际新规则新标准的差距，尤其是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三个领域，及其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则、金融服务、业绩要求、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环境条款等14项具体内容，通过风险评估、设计负面清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防控措施，早日实现投资便利化和投资保护法制化，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推动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特别是在按照国际规则设计相应的投资审查制度、加强监管透明度和公平性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等彻底放开市场准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同时加快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取消过多的农产品进口限制、贸易保护政策，积极扩大农业走出去，优化和整合农产品支持体系，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及风险调节机制，提高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权，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节约土地、水资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实现实业与资源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工程、货币、金融一体化，确实加快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特别是首先扩大人民币互换额度，扩大人民币在世界上所有货币中的占比，坚持人民币国内一体化，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亚洲化（区域化）进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演化路径，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和利益分配货币的四步走战略，坚持政府发展援助和商业银行对外信贷“两条腿走路”，创造“引进来”和“走出去”全面加速提升的新局面，建立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新格局，从而倒逼中国金融改革，确实使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总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说新型城镇化就是人的自由化公平化，那么新一轮对外开放就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通过发展自由贸易区就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新分工、国际新标准设置和国际新规则制定，同时也是在积极主动向世界输出中国梦、劳动力、人民币、中国货、护航、维和、援助等正能量的基础上，输出中国制度中国标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因此，自由贸易区是新一轮“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石头，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当前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具体要求。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同志也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要携手建设开放型经济和区域合作框架，以开放包容精神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要“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些都是我们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最新精神，也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我们应该加快全面贯彻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既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用好自由贸易区这关键一招，推进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打造中国外贸发展的升级版，释放更多更好的改革开放红利，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国际经贸新秩序。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贸促新观察》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