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步骤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中国“走出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产品走出去、二是企业走出去，三是金融走出去。而金融走出去最关键的是人民币走出去，即实现人民币的全球化。换言之，人民币全球化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应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在后危机时代，金融是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提升我国走出去品质的战略抓手。我们要真正提升金融走出去品质，一要优化金融走出去的载体结构，做大做强金融机构；二要优化金融走出去的产品结构，提升金融知识产权状态；三要提高人民币的社会主义运用水平，科学推进人民币理性国际化。

关键词:走出去；品质；后危机时代；人民币理性国际化

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金融业更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在加大能源、矿产领域的海外并购的同时，要切实把握好产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和金融走出去的三大层次，统筹兼顾地渐进推动金融走出去，优化金融走出去的载体结构，优化金融走出去的产品结构，积极促进人民币理性国际化，科学提升金融走出去品质。

一、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企业走出去

2006年以来，资本并购角力中不再是外资进入中国的单边倒，中国企业迅速崛起，尤其是金融机构急剧膨胀并把目光瞄向了全球。

国内金融业“走出去”无外乎两条道路:一是通过自身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逐步搭建国际经营网络；二是通过并购国际目标市场的已有金融机构，快速搭建国际经营网络。前者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卡塔尔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设立分行。后者主要有:建设银行以12.48亿美元收购了美洲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在香港的14家及在澳门的3家营业机构；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90%股权，斥资5.83亿美元收购澳门诚兴银行80%股权，斥资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国家开发银行出资22亿欧元认购英国老牌银行巴克莱银行3.1%股份，2008年6月25日又宣布1.36亿增资巴克莱银行；民生银行出资3.2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9.9%股权，并计划在未来将股权增持至20%；中投公司出资30亿美元投资美国私募股权基金——黑石集团10%股份，出资50亿美元投资摩根斯坦利的可转债以期在未来有机会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中国平安斥资18.1亿欧元购入富通集团4.12%股权后一度增持富通并最终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去年7月再度斥资7500万欧元购入增发股份收购富通基金管理公司50%股权；中国银行9.65亿美元现金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100%股权；招商银行以每股156.5港元、总计193亿港元的价格，现金收购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

据商务部统计，从2002至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从25亿美元上升到565.3亿美元，增长了近23倍。2009年金融类对外投资为87.3亿美元，同比下降37.9%，占18.7%。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2009年末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为459.9亿美元，其中银行业占366亿美元，占79.6%；保险业为5.1亿美元，占1.1%；证券业为14.4亿美元，占3.1%，其他74.4亿美元，占16.2%。2009年末中国国有银行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0家分行、18家附属机构，就业人数达3万人，其中外方雇员为2.93万人。^[1]可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已从单纯的“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阶段转变。

虽然有如此多的精彩表现，但是中国金融业海外拓展的规模较小或收效甚微。而且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地方多为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美国市场仍然很少有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子。2008年6月17日，美联储再次暂缓批准中国最大两家银行在美的经营执照。经过了10多年的工作，工行和建行设立纽约分行的申请再度被美国监管部门以“会计准则、内部指标、国内监管等未达到国际标准”为由拒绝，而美国银行在华已超过10家。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立即转变了态度并批准工行纽约分行的设立，但中国在美设立分行者只有工行、中行、交行和招行4家。而在巴西即将召开奥运会以及足球世界杯的情况下，中国金融界似乎还没有对此商机产生敏感性！

反观我国的金融购并案例，近两年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的所谓投资或并购，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从银行系几百款QDII产品（代客境外理财产品）95%亏损，到投资黑石基金的几乎腰斩式的巨亏，到平安参股富通集团后的股价大跌，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购并市场、运行规则的不熟悉是战略整合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要优化金融走出去的载体结构，扩大走出去的金融队伍，合理规划金融走出去的战略布局。

二、优化金融企业“走出去”的产品结构

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方式较单一”三个缺陷。而我国金融走出去除了载体结构不合理以后，还存在产品结构单一和低级的特点，亟需提高品质。

中国金融机构利用近年来股份制改革，已经成为市值庞大的企业。按照市值，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已进入全球十大银行之列，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一批优秀的股份制银行也不断大唱主角。中国保险业股份制改造也基本完成: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回归A股市场，太平洋保险公司完成了在国内A股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从当年不知商业银行为何物，到今天商业银行欣欣向荣；从被国际舆论认为技术上已破产，到变成国际资本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投资对象，中国金融获得了奇迹式的空前发展。而且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揽子协议贷款”、援外优惠贷款、优惠买方信贷、替代种植信用担保、工程机械销售融资等金融创新。

但是，中国金融企业国际化大多仍主要局限于提供信贷、保险、投资等基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没有真正在产品创新上实现“走出去”。因此，中国金融“走出去”并不是自身拓展业务地盘的一个平常动作，而是优化“走出去”的产品和服务结构，加快产品创新，特别是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提升自身的知识产权状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狙击美元货币霸权，对抗金融资本主义，建立国际金融货币新秩序、新体系。换言之，金融企业“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服务，而且要瞄准高端的创新金融产品，瞄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标准的设置等高端领域。从而更好地扩展自己的金融领土，提高中国在金融外交中的博弈优势，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

而金融产权就是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法律在金融领域的融合，就是金融领域的绕开原有技术路径或称技术范式的自主创新，主要包括金融专利权、金融版权、金融创意权、金融品牌权（包括金融商号权、金融域名权和金融商标权，后者又包括产品和服务两种）、金融商业秘密权和金融反不正当竞争权^[2]。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等环保产业必将成为世界明星产业，中国必须加紧制定金融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加速金融创新和金融知识产权波爱护，强化气候变化问题的金融应对，提高碳金融、碳预算、碳排放等方面的国际外交博弈水平，占领气候变化新领域的制高点。

三、又好又快促进人民币理性国际化

推进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优化中国金融产品结构，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强大高效的金融产业，实现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全球化，实现中国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决定权。这现在虽只是一种大胆设想，但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必然结果。

中国金融改革以30年之功致力于解决两大难题:宏观上建立独立于财政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型金融市场体系，微观上完成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公司化改造。也就是说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已经奠定了走出去的制度基础。而且，根据2010世界银行排行榜，3家中资银行进入前十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位列前三位，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也都进入全球百强，这为中国金融走出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些也是我们对抗此次金融海啸的最强有力武器，也是实施金融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保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在宏微观上给力创造中国国际化条件。

（一）宏观上要加强国家意愿战略意识

企业“走出去”一方面代表着自身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着国家形象和利益。因此，企业必须要有正确的国家战略意识，站在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高度上，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最高境界和最高纲领，以利益为“走出去”战略的出发点，以共赢为“走出去”战略的着眼点，以发展为“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点，以创新为“走出去”战略的增长点，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和品质；要为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服务，要有长远眼光和广阔视野，不可因为谋求一时或局部利益而损害国家形象。因此，人民币能否顺利走出去并实现全球化，首当其冲的是构筑国家意愿战略，使人民币走出去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识，而且应该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和集体意识。我们必须加强战略意识和战略决策，明确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地位、做好人民币走出去的组织保证、规范人民币走出去的制度建设，切实将人民币国际化确定为第二轮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以金融为突破口建立起自己的真正独立自主的产业，提高金融发展的国家战略能力，实现中国金融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

实力是国家搏弈的基础。不管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或者是软硬兼具的巧实力，都应该表现为一种保卫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仍没有摆脱其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金融正是规划和尽可能克服这种矛盾的一种战略努力。因此，金融发展必须靠全面的规划、长远的技术和综合的实力。美国的金融战略是长远的、富有前瞻性的、具有强劲防范性的配套举措，美国金融战略的长远基于经验、基于战略、基于国家利益。我们的金融发展，也必须提升金融规划能力，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获取由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思维、战略管理三大块内容构成的国家战略能力，在行动上避免浮躁，在制度和结构上打破瓶颈。

一方面，加强金融制度设计的科学化。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核心之一。2009年制度经济自科斯、诺斯以来第三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再次说明人们对制度的重视合制度本身的重要性。而且金融是一种制度敏感性最强的行业，因此我们要加快科学立法，杜绝红头文件。从制度上去除放贷和上市所有制歧视，切实杜绝金融领域的各种“国进民退”现象；用刑法根治“老鼠仓”痼疾，把金融反腐败作为促进经济的深层次措施。我们要加强金融规划和战略设计，特别是在明年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振兴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远景蓝图。

美国货币政策的组合是汇率手段和利率手段搭配运用，并反映美国自我需求。我们的金融制度供给，应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以金融制度供给的科学化作为政府驾驭宏观经济水平的手段，加快汇率和利率制度改革，要有自己的汇率价格水平需求，加快利率市场化，确实建立起强有力金融调控制度、监管制度和运营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注重结构性和质量型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是我们近来一直强调的战略行动，这也是中国特色转变为中国模式的一大举措。我们一定要坚持金融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以金融发展为抓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制性变迁，以金融手段竞选战略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以金融手段扶持基础科学研究带动技术革新，用好金融手段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特别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作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管理职能，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的公共服务产品，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过程管理作为我们党提高社会主义建设水平的标志，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

总之，中国金融走出去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中国整体服务贸易还是逆差，因而我们要注意金融走出去的效果评估，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投资的盈利性和稳定增长性。要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利用好此次金融危机，到西方国家抓紧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遭受经济危机的中小企业，引进其技术成果，促进知识产权储备银行的快速成长。可以把西方国家的技术市场当成北京潘家园，淘一些有用的技术成果。可以通过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特别是让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和开发区走出去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而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外生产和销售基地。可见，提升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品质，要扩大投资范围，要创新投资方式，要妥善应对技术、绿色和行业壁垒；要把握投资风险，识别市场风险，规避市场风险，化解管理风险，从风险管理中获得价值。

（二）微观上要分步扎实推进各项举措

人民币的理性国际化是金融走出去的重中之重，中国金融走出去必须以此为目标取向。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更多的是由中国经济甚至是整体实力决定的。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先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但自由汇兑必须采取稳健渐进的策略。

1.继续强化金融自身建设，提升金融知识产权状态

人民币非国际化地位是因为中国经济大而不强，中国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因此很大程度上人民币问题就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自身金融制度环境太差（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等均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强化经济金融的自身建设，使其他各种经济体真正进入人民币圈。

建立健全本土资本市场体系。只在国内千方百计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崛起，建立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机制，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接受或者只是短暂的国际化。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经营企业在亚洲或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民币的计价、交易和结算，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金融机构在亚洲或全球提供相应的人民币金融服务，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对外足够开放的本土资本市场体系。只有这样，人民币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发挥其计价单位、交易中介和满足财富保值增值和变现要求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

建立上海、北京等区域金融中心。今天的亚洲各国都意识到了，金融发展不仅是提高自己国家对财富价值的定价权，而且更有利于促进过本国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产品和企业走向世界舞台，争夺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因此正变得如此白热化。东京、首尔、新加坡、孟买都有打造成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计划。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也必须扎实推进，不断提高，切实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中心。

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人才、金融创新和金融文化三位一体的金融生态环境。法制环境、领导体制和机制、政策支持体系、服务功能、发展的软环境、人才等六方面是金融发展环境体系的要素，我们应在充分借鉴欧美的金融人才、金融产品和工具，甚至包括他们在使用中的市场运作架构等，以及他们社会全体偏好风险的态度和应对风险的做法，积极构筑科学的金融生态环境。只有逐步完善金融发展环境体系，才能为金融创新提供支撑，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亚元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舞台）所应具备的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功能，才能有效参与并赢得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

科学规划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首先，要科学界定我国所需外储规模，然后科学剥离剩余外汇。其次，拿出更多资金交给中投做好海外投资，用外汇储备建立新的特殊目的投资基金，投资于能源和贵金属等行业；建立一只外汇平准基金和对外援助基金；建立国内投资基金以及国民收益基金。(www.xing528.com)

加快实施金融知识产权战略。只有在金融知识产权上加大工作力度并且获得国际标准话语权和制定权，人民币的国际化才能有广泛而长久的适用基础。人民币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种艺术品；使用人民币应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高贵行为。目前，新加坡在金融期货和外汇交易等方面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我国应在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先进做法，加快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输出人民币）密切关联的金融创新方案（比如，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股权融资、人民币债券融资、人民币产品保险等等），切实通过金融专利实现产品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

2.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宏调能力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本质在于中国和一批新兴经济体追赶，要求调整和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原有秩序和制度。在夯实中国经济发展基础同时，推进人民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培育人民币国际化因素自然稳健生长，是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重议程中最为能动因素和最为本质内涵。从长期看，要想人民币茁壮成长，不能老是挂在一个或多个相对走下坡路大国货币上。我们要有信心，在务实调整汇率政策基础上，深化改革夯实发展基础，管好货币维护宏观均衡和币值稳定，形成科学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管理好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人民币升值区间，最终实现做大做强人民币目标。

可见从中国发展本位分析，我们应加快改革现行汇率体制。基本取向应是“脱钩换锚”:与美元脱钩，也不准备刻意与其它一篮子货币或SDR之类世界货币挂钩，而是转向“盯住”因应我国产出和支出结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国内一篮子商品劳务。换言之，就是要跳出美元阴影，跳出人民币升值的“国外施压、国内反弹”的被动反应模式。应建立汇率改革的熔断机制，把汇率改革和升值与外国人诉求切割开来:不能因为外国人有诉求，人民币就一定升值；反过来，也不要陷入误区，因为外国人有动静，我们就讳言升值，致使错失改革良机。应转变视角，以中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为本位，探讨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可能升值问题。同时，思想上要紧跟形势，立足国情变化，坚持自身利益。在我国已经从一个小国变成了一个大国的情况下，不能用小国心态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全面权衡自身利益和国际影响，建立以我为主的汇率制度，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目标模式坚持“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实质要求就是让汇市供求因素真正在边际上对汇率发挥决定作用，关键措施是对央行汇市数量干预加以限制，理想目标就是建立汇率、税率、利率联动的自主机制。可以考虑选择“干预定量、价格放开”改革思路，对汇率机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并增加汇率调节弹性目标。

汇率改革应成为更为广泛宏观政策改革一部分，中心目标是“管好货币、稳定币值、控制预期”，为我国经济在战略机遇期持续稳健追赶提供必要的宏观均衡环境。反过来，加快汇率改革，提高汇率改革的自主性，也是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抓手。

3.开辟汇兑试验区，推动人民币兑换自由化

对内而言，必须早日实现人民币全国化。回溯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内部货币统一的历史表明，单一国家复本位货币最终是不可维持的。因此，整合“一国四币”（我国两岸四地存在着四种货币，即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台币）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条件。我们应该借鉴欧盟的作法，首先实现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货币统一，然后搁置政治分歧加速台海对话，利用经济规律推动台海货币合作，特别是首先推动限额的人民币和新台币互换协议，进而推进银行卡通用、货币通存通兑，最终实现国内货币一体化。

对外而言，逐步推广人民币自由汇兑试验区。当前，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选择在广西、云南、东北、新疆、西藏等与我国接壤的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的双方边境地区或人民币“币缘”经济带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两地居民、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可通过银行途径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货币，鼓励该地区双方互设人民币账户，建立结算和清算银行，尽快建立人民币跨境和境外支付体系，加快人民币现钞回流渠道建设，稳步开放国内人民币标价金融产品市场，鼓励国际金融组织、境外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居民参与境内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同时，将该地区的民间地下钱庄和外汇兑换店纳入国家监管范围，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管理取代民间地下金融活动。通过试验区的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当然，应该注意风险防范，时刻掌握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状况，以免人民币过多流失造成不可控的对外负债。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推动双边人民币与外币全面或部分互换。

中国已经与阿根廷、巴西、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央行签订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允许这些国家用完外汇后，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我国可以逐步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或者限额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国性跨境人民币结算。然后，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货币联盟，增强人民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引导力和控制力。

4.借鉴日元国际化经验，渐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理论和实证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将要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成长，不断从欧洲传来的坏消息表明虽然世界经济环境整体开始向好，但是不确定因素增加。在刚性的“美元体制”下，人民币走出国门必须依赖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集体行动”。欧元的诞生与正在经历的挫折，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的典型事实都警示我们，货币区域化是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人民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借鉴日本和欧盟经验，尊重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是在经济金融发展上，优先保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推行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体系，构筑人民币经济圈。我国需要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个层面提高人民币在亚洲区域范围内的影响力。市场需求是人民币区域化的源动力，中国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需要通过国内的经济改革、市场的建设、对外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升中国在亚洲区域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先在经济上扩展中国市场领土。也就是说，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可动摇，坚持实现经济7%以上的增长速度直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经济上去了，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极大丰富，才能从根本上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对亚洲产品的吸收能力，促使其他亚洲经济体自发地将人民币作为汇率安排上的货币锚。同时，提高我国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克服宏观政策的过度波动性，稳定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预期。在区域层面上，人民币区域化需要以亚洲合作的平台和制度性区域合作为依托。中国应该和其他亚洲近邻一道巩固在贸易、投资、货币互换、金融监管等非汇率层面的合作的成果，扩大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同时中国需要参与制度化的汇率合作，可以从次区域入手，分层次、分阶段，逐步的建立汇率合作安排。在国际层面，中国经济虽然变得重要，但是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引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不是说中国可以不再表达自己的声音，中国恰恰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为更均衡的世界经济秩序形成和稳定做出贡献。^[3]

二是在地域扩张上分“四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国内一体化，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亚洲化（区域化）进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演化路径。鉴于台海政治分歧，在台海货币一体化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转而首先构筑人民币经济圈，使人民币在东南亚、东亚、整个亚洲等范围内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发挥主导作用，从外围打压台币最终使得台币接受合作。

三是在货币职能上分“四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和利益分配货币的四步走战略。在这个过程中，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逐步实施汇率的目标区管理。

四是在战略上分政府和市场“两步走”，即通过政府援助、软贷款等形式争取战略性政治、经济利益，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参与美欧的金融海啸救援计划，跟随美欧政府向其注资的机构注资，以商业银行等商业性渠道收购美欧有困难金融机构的股权。

五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日本通过经济金融发展，获得了IMF第二大投票权。中国更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积极参与对IMF和world bank的改革，健全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积极推进建立严格的监管规则，建立统一的全球信用评级，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加快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启动全球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新的多边机构等有关组织新规则的制定，争取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取得更大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六是战略性培养国际金融人才。利用此次危机收购、控股、参股国际金融机构后，应积极向有关机构派人常驻，实现机构控制和人才培养两大目的，为下一步我国参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国际金融竞争并形成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合作新优势做好人才储备。

5.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博弈，坚持推进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不依附于主权国家的世界货币，因为这样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和保持世界经济稳定。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必须脱去铸币的地方性外衣。凯恩斯也提出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bancor”的设想，即以黄金在内的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组成的货币篮子来确定币值。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计者罗伯特·特里芬也一直积极倡导储备货币国际化。

在2009年伦敦金融峰会后，我国多次倡导建立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货币以改变目前单一的美元国际储备格局，即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虚拟的国际货币。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并且一以贯之，而不可轻易受到干扰。而且这也符合我们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让人民币直接处于风口浪尖，而是“声东击西、曲线救国”，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另外还得积极利用G20机制，提高自己在G20体制中的作用，从而提高自身的全球决策权。2011年我国成功获得IMF副总裁职位，这将大大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决策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近来，国际上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利用中国3万亿美元、俄罗斯4000多亿美元、巴西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独立于美国和西欧建立新兴货币基金组织（EMF）。我国目前建立了博鳌亚洲论坛、东盟10+3、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四国等国际组织，一俟有适当时机完全可以效仿IMF的“灵活信贷额度”制度，利用与亚非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另起炉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或国际货币组织，从而确实提高我国金融外交博弈能力和水平。总之，我们首先要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中国在金融外交中的博弈优势，提高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重建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6.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和对外投资，提高对外援助的金融化运作实效

根据经济学的短板理论，世界经济发生异常时，最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往往首当其冲。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将达到2700亿美元至7000亿美元。世界经济是普遍联系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一直在建设和谐世界过程中出现网络化趋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因此，可以实施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扩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提高对外援助的金融化运作实效。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它们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防止其经济波动通过第三方取得传导到我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情况，减少由此带来的储备成本和本币发行压力。

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酝酿新的发展援助计划，美国甚至提出483亿美元的史上最高的对外援助计划。因此，中国应该着眼于未来，继续推进安哥拉模式的“资源换贷款”一揽子协议，拨用部分外汇储备和人民币，适时建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第五大银行，即中国对外援助银行，或者中国对外援助基金，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援助，以提高巨额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未来收益性，提高对外援助的金融化运作范围和质量。同时加快贯彻实施2009年7月2日央行发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全面推行援款结算的人民币化，从而推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和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对世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做出的大胆预测中，人民币越来越被各方所看好，并成为构成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热门“币材”。1996年，我国正式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自此登上了国际经贸舞台。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挽救了亚洲经济。目前，人民币不仅在我国边境，而且在许多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硬通货。例如，在越南，边贸成交额中由人民币结算的已经达到90%以上；在蒙古，流通的人民币现金占总流通现金量的60%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正逐步为世界所熟悉和接受。2001年，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国际周讲坛上作了题为“全球结构演变与不确定性”的演讲，他预言30年后，世界上将可能会有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2001年，“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相继表示，人民币将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货币。

因此，我们应该对巨额外汇储备进行重新布局，提升其战略价值，为国家金融业全球化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好准备，通过主权国家救助获取政治筹码，千方百计创造人民币的世界货币条件，走出美元的阴影，推动人民币迈向区域性货币进而世界性货币，使人民币从候选世界货币成为真正的汇通天下的世界货币，争取在可预见的未来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使我国从“贸易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国家”。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政治的持续稳定，中国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金融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实施，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良好的国际信用和中国充足的国际储备将促使国际社会日益接受人民币。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贯彻科学的金融改革观、金融开放观、金融发展观，通过优化企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来提升中国“走出去”的品质，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中国模式走出去。

（该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亚太经济》2011年第6期）

【注释】

[1]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2010.9。

[2]杨枝煌:中国金融知识产权科学发展战略［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2，P47。

[3]李晓、丁一兵编著: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