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商文化的官商性探析

政治肯定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这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传统儒商文化在价值取向、致富谋略等许多方面，却有着对“官”的依附、官商勾结的突出特点。从范蠡、子贡开始，传统儒商就有了“官商”的萌芽。而“大商人”吕不韦投资于君王，胡雪岩成为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这些人的意识是“儒家思想缺陷的折射反映”，这些商人只可列入“准儒商”。

传统儒商文化中，十分强调官府的重要性，在一些儒商的著作、家训中，都对后代进行不得罪官府甚至依赖官府发家致富的教育。许多商人都与官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可能是在儒商的鼻祖那里就已显端倪，如范蠡属高官下海经商，子贡则是“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一些商人还不惜重金捐官买爵，如陕西榆次富商常家捐任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达46 位之多，其中还包括五位从二品官员。依托官府最直接的好处，是取得封建特权的商业行业的垄断和控制权，这是传统儒商暴富的捷径。另一个好处就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免于土匪、地痞流氓的侵扰和一些官员的欺辱盘剥。

传统儒商的官商性本来是其糟粕，但近年来却由于一些媒体吹嘘所谓由商业巨贾到投机政治、权倾朝野的吕不韦，特别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使得人们以为儒商之所以发家致富，靠的是官商勾结，这实在是对儒商的歪曲和误解。以胡雪岩为例，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儒商。胡雪岩（1823 年—1885年），安徽绩溪人。其从小丧父，家庭贫穷，被迫到钱庄学徒。他胆大妄为，私自将一笔钱庄的钱资助王有龄捐官，遭到钱庄的指责，处境十分艰难。恰好王有龄依靠官至江苏学政的何桂清，成为海运局的坐办，胡雪岩自此有了靠山。他开始设钱庄、办军火、贩粮食，生意越做越大。胡雪岩后投靠左宗棠一步步由“盐运使”升为按察使，再升为布政使，从二品，戴红顶子。胡雪岩从一个小伙计平步青云做到“红顶商人”，成为中国头号官商，家产富可敌国。同时，他也把徽帮的声誉推到了极致。晋商与徽商一样，也热衷于寻找官府做后台。例如徽商胡雪岩有左宗棠撑腰；晋商乔家渠就找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做靠山，使晋商之势可以与徽商平分秋色。从胡雪岩的发家史及其经商的所作所为，用“懂经营，讲道德，崇儒术”的儒商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到，他的官商事业并不能纳入儒商的范围。胡雪岩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他必定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其世界观中一定会有一些儒商理念，但其官商特色并不能代表儒商文化的精髓，这是我们在接触传统儒商文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www.xing528.com)

胡雪岩

晋商、徽商等传统儒商中，一些人即便经商发家成富翁后，也往往为自己或为后代花钱谋个官职为归宿，致使中国古代“商业世家”十分罕见，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韦伯和列维曾对“官本位”这种中国特有的追求财富的方式及其对商人阶级的影响有过论述，认为这是限制中国古代经济资本和人才的积累、增长的重大原因。而在当今社会里，企业家当然要依靠政府，但依靠的是政府的政策，而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公正、平等的政策环境，决不是官商勾结谋取各自的私利。官商勾结是腐败的毒瘤，是真正的儒商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