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圈的儒商文化的介绍

现代儒商的代表人物是海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特别是华人企业家，以及国内的许多有志于成为儒商的企业家。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世界上华人富翁群体的形成，人们将他们成功的秘诀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他们称为“儒商”，“儒商”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1）儒教文化圈 在国外，儒家思想曾经被当作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其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克斯·韦伯，他在1904—1906 年间发表其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同时提出了儒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伦理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反证论题。他认为，儒教等东方宗教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传统主义经济伦理，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兴起和发展。1915 年，韦伯又推出一部新作《儒教与道教》，书中进一步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必须从物质或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中去寻找，即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本身中去求取答案。概括韦伯的说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不仅与发展商品经济无缘，而且简直是阻碍和压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罪恶渊薮。韦伯“儒家文化无法开创现代工业化格局”的结论成为延续至今的一桩国际公案。这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和否定儒家思想价值的观点，在20 世纪的前期和中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被世人瞩目的东亚“新月地带”，即包括日本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两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华人经济的兴旺发达，又引发了人们对儒家经济伦理文化的再评价。对韦伯关于儒家经济伦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点和假设，自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诘难。当代新儒家更以东亚奇迹来批评韦伯的命题，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分析，在《新加坡的挑战》（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84 年英文版，三联书店1989 年中译版）一书中否定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肯定了儒家伦理道德对儒教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进而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日本大修馆书店1992 年出版）等，则从整个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大范围论证“儒教文化圈”的存在和“儒家伦理模式”的作用。这些论著的目的在于说明，“儒家伦理模式”对“儒教文化圈”的“儒家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把儒家与现代化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国际社会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属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可以称它们为“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称“儒家伦理模式”为“亚洲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以‘企业（或家族）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经营细胞，以群体主义为经营思想，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儒家伦理模式”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具有思想道德方面的引导作用。

（2）日本的儒商 日本是儒教文化圈中取得经济成功的典型代表，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从日本文化传统的特色和民族精神去探讨军事强大表象之深层原因。日本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积累而成独特的精神文化，“好学不倦、教育立国”的儒家社会传统，勤俭之道和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的人情化管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平衡稳定，这些意识、观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体现日本民族发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导精神。不理解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无法理解日本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才会称日本为“儒家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https://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日本产生了崇奉儒家思想的最早的儒商。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奠基人涩泽荣一主张“《论语》加算盘”，即儒家伦理和经济的结合。他认为：“说到汉土的文化、学术、书籍很多，但记载孔子的《论语》则是中心。”“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他极其虔诚地说道：“我一生都遵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事的金科玉律，不离左右。”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业生涯时指出：“我的经营中虽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涩泽荣一的许多思想都是从儒家来的，他可以说是日本最著名的儒商。已故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有“靠一部《论语》起家”的说法。日立企业集团创始人小平浪平以“和”“诚”“言行一致”为指导方针。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更加明确地指出：“日本企业的终身就业制度和按工龄、成绩提级增薪的思想，来源于儒学的‘礼’。”东京电力公司原董事长平岩外四则特别推崇“放于利而行，多怨”，说：“如果企业只是追求利润，总有一天会遭到民众的报复。”日本儒商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3）“亚洲四小龙”的儒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韩国两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继日本之后迅速崛起。“亚洲四小龙”固然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他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的高积累率、高储蓄率、高就业率以及家族式企业、集体竞争意识、国家干预意识、均贫富意识等，无不反映出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内涵，折射出传统儒家学说固有的底蕴。

儒家思想对新加坡和韩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杜维明、金日坤教授都有系统的研究。而台湾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中具有儒家传统，产生了大量现代儒商。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被概括成一个公式：“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再如，韩国儒商、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就宣称自己终身拜读《论语》。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等地的许多华人富翁也以“儒商”自诩，“儒商”成为商人、企业家高尚人格和体面身份的象征。尤其是港澳台地区的儒商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内地（大陆）形成直接影响，才有了“儒商”的风靡一时。一些论者列举了一大批现代儒商，如创造“男人世界奇迹”的曾宪梓、外圆内方的诗人儒商马万祺、热心文教事业的邵逸夫、爱国爱乡的工商巨子霍英东、以弘扬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汤恩佳、华裔女杰陈香梅、商海文坛“两不凡”的周颖南、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的胡玉麟、以商助教的云里风、有商界柏拉图之称的池莲子等。以担任香港儒商学会会长的汤恩佳博士为例，他被誉为香港的“染料大王”，又担任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香港儒商学会会长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其在全世界的慈善捐献钱物已超一亿港元。特别是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不遗余力，捐赠孔子铜像二百多尊，资助孔子研究，到各国演讲，弘扬儒学，被评为首届“十大国际儒商”之一。